讯阳文艺网刘工 ｜ 中国人为什么虐恋官场与土地？
国人都知道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影响了整个国人的处世哲学。孔子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极端的奴性思想，这种唯心主义似乎早已成了程序软件，植入在我们的大脑里，形成了控制国人思想的孔教。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一种让别人这样做，自己却那样做的思想，它总是教人“退一步”而海阔天空，教人学会忍让，虚拟一种崇古怀旧的思想。为此，毛泽东说：“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学所设计的君子和圣人的道德水准，也是崇尚他的后人为之美化之功。
儒家道统的思想是虚空的精神梦想，而不是一种人的理想。理想是合理的想象，理想和存在并不冲突。其中，理想包括现在存在和过去的所有事物，没办法否定其存在。而梦想是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憧憬和渴望，有时候梦想是不切实际的，但毫无疑问，梦想是人类最天真、最无邪、最美丽、最可爱的愿望。不过，有时候梦想不是物质的，而是纯粹精神的。所以中国人梦想做官，往往是在梦境中实现理想。虽说，做官是中国人最大的、最能体现人生理想的途径，几乎没人能摆脱官位的诱惑，所有的场合和话题都是揣摩为官之道。但是，对于贪官来说，官场就是名利场，是战场，是戏台。反过来，做官的人不会梦想什么，他们追求的不是虚空的精神，而是最现实和最利益。虽然，官文化导论的是虚空的精神，但现实中没人去做，只是传承这种虚空，做则是另一种。这种文化的后果是，政治权利的文化高于一切，使得教育被用来统治之用，科学文化被排斥，精神文化被管制。
为官者乐于刻苦研读历史，意识是想从中得到心术和谋略之术，熟悉官场规则，为步入仕途奠定思想基础。这一切理想都是因为官文化在当今和过去现实存在着，并只需掌握其做官之术便可实现理想。
自东汉皇帝刘庄引入佛教以来，历史上供佛、信佛、拜佛、倡佛的皇帝占有大多数，且与佛门最有渊源的有南朝梁武帝萧衍、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唐朝女皇帝武则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清朝皇帝顺治等等。所以老百姓有“天子敬佛佛是佛，天子不敬佛佛是魔”之说，使得中国人烧香拜佛，求的是心里的实用主义。而念佛、敬佛，烧香磕头都是在求佛保佑。因此，难得糊涂、随遇而安、宽容豁达、早熟世故，追求荣华富贵就成了基本的人生哲学。而为官者、商贾人家、寒窗学子、平民百姓信佛也就成了升官发财、求取功名、袪病消灾、延年益寿的祷告。所以，中国人不论谁信不信佛，只要有人说这佛灵验，那就一定会有人去信。而且是不管哪儿来的佛祖，都要“虔诚”的拜。
至此，中国人对土地有着至深的感情，而且所有活动都围绕土地展开，家族、家庭、亲缘自然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形式，使之约束世俗利益的不是规则，而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因为，小农经济的眼光紧贴着现实和物质的层面。所以，没有梦想彼岸和来世的概念，没有超越惟功利主义的追求，只在自然、功利与实用主义的层面上游荡，仅在劳作、享乐、利益分配里忙碌。由于缺乏广阔精神空间和独立人格，加之长期在政治和思想两方面都受到制约，促使官文化一旦形成，便极容易扎根巩固，成长和沿袭。再加之中国人讲究家族和亲缘关系，特别喜欢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家庭和亲情，烧纸钱祭祖就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
因为中国做官的人多为追求“内圣外王”，所以心里总是想着做盖世奇才，爬上三公之列，又要内省慎独，梦求跻身于圣贤之位。为了臆想的旷世济国，多数人在昏庸的、阴险的主子面前唯唯诺诺，奴颜婢膝；在同僚中俯仰周旋，左右逢源；在家庭中威严十足，示范于人；在军队中扮演着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模样。试论，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心志，官员们都潜藏着一个充满矛盾的灵魂。即便活着是权倾朝野，文贯古今，学治千里，却也没有一刻不活在揣摩和痛苦的炼狱中。这就是权力阶级禁锢文化的成功所在。
纵看中国历史，其真实性总让后人研读起来争论不休。原因之一是后人为前人“编纂”历史，而不是记述和研究；之二是“编写”的目的是教化后世，而不是尊重和警示；之三是大书前腐后廉，而不是治腐正法。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后世之主总喜欢为前世之君总结个“谥号”，且大臣也封。何为谥号？就是用简短的文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谥号有褒的美谥，怜的平谥，贬的恶谥，这种定论之法不仅有其片面性，又具有欺世性。历代对贪官的评价是：擅长投机钻营和窝里斗，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贪色贪财等等。可从三皇五帝到民国共和，中国官场上没有人不依附权力中心，不表演爱国忠君，不欺上瞒下骗民，不阴谋诡计弄权。把所谓的立德、立言、立功当作人生功名，把所谓的道德形象做给别人看。而精神产品更是被覆盖在物质表面的消费方式，伦理道德则不过是节制和调配人与人欲、人与物欲关系的外在手段。于是乎，走完官场的人都会深恶痛绝的批判官文化，深刻地揭示，激烈的辱骂，尔后又是潜心地把自己的心术传世给后人。
贿官赂道这门独特的学问，古今没有人专门开设过，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里又处处可见。正如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