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郁达夫沉沦
序
郁达夫先生（1896-1945），名文，字达夫，在甲午战败后的第二年年末出生于富春江边的一座小城里。其幼时丧父，七岁进入私塾读书。九岁时其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作品，并学习赋诗。如其《自述诗》中所云：“九岁题诗四座惊。”达夫先生的诗歌才能，后续在其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其16岁在江南名校杭府中学（现杭州高级中学）就读期间，与徐志摩、厉麟似是同班挚友。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其随兄长郁华赴日读书。期间，达夫先生先后就读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24岁从第八高等学校毕业的同月，其又考入东大经济学部，并于1922年卒业。之后，达夫先生返回国内，先后于多地任教，并主持编辑了多项杂志。1930年，其作为最初的盟员之一，与鲁迅、田汉等五十余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由于国民政府白色恐怖的威慑，达夫先生举家迁往杭州，过上了田园隐士般的生活。其文《瓢儿和尚》就描写了这一时期略显失意、消沉的生活，“翻了一个筋斗，就逃到了这山明水秀的杭州城里面，日日只翻弄些古书旧籍，扮作了一个既有资产、又有闲余的百分之百的封建遗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达夫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又于1938年末客居南阳，担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编辑。身居海外，达夫先生先后发表了400余篇抗日政论，为抗日宣传运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占领印尼的日军知晓郁达夫先生精通日语，胁迫其到日本宪兵部当翻译。期间，他暗中帮助了许多文化界流亡同仁及当地华人华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个月，先生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的荒野中。
这位来自富阳的文人，一生中有多数的时光，都客居他乡。在一个人的黄金年代，其于东洋度过了八年的青春，经历了孤独、忧郁和无尽的哀愁；在一个人最后的岁月中，他也未能落叶归根，再一睹家乡富春江畔的绚烂风光，而是落得了一个喋血苏门答腊的悲惨命运。
达夫达夫，命不达，文达。可喜的是，这位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派作家，将江南特有的诗情画意融进了他的血液，留给我们许多绝美的文字。1921年，《沉沦》作为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出版了，并由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创作源泉
在东洋留学期间，郁达夫先生大量地阅读了西洋文学。这里的“大量”，恐怕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数量了。其时，达夫先生强制自己，一天读一部欧美文学原版著作，在日期间，郁达夫先生读了一千余部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书籍。大量的阅读也成为了其后续文学创作的养分，开创了与中国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写作手法，并对其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也反映了其极强的语言功底—精通英、法、德、日多种语言，在其作品中对于法语、德语、英语等诗歌的翻译和后续的一些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作，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点。郁达夫先生最喜欢的作家有屠格涅夫、卢梭等。屠格涅夫尤其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抒情，先生在日留学期间创作的数篇小说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和《南迁》中，我们都能找到同样用极其真实的笔触刻画的人物心理；而以卢梭为代表的一系列浪漫主义文学，为后续达夫先生注重抒情的文风奠定了基础。
同时，日本文学也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彼时，日本私小说盛行。私小说是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一种独特体裁，注重作者自身心理活动的写实。私小说对其的影响在小说集《沉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达夫先生往往直言不讳地对小说主人公，亦是其自身（其作品多为自传体）内心的阴暗面，譬如颓废、苦闷、忧郁甚至是性压抑采用自我暴露式的露骨描写。当然，因为国内长期以来处于封建制度下，其时对于这种先锋派的写作手法接受程度并不高，小说集《沉沦》出版之后，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与质疑。
“悲剧的主人公”
小说集《沉沦》共有三篇文章，分为1920年创作的《银灰色的死》、1921年5月创作的《沉沦》和同年7月创作的《南迁》。《银灰色的死》一上来就为全书，抑或是达夫先生的留日生涯定了一个渲染着悲剧色彩的基调。达夫先生这样写道，“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这种悲剧，和古希腊悲壮的英雄故事不同，和杜甫远居庙堂之外、深感无法为生民立命的悲哀也不尽相同，而是和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所遭受的疑病症有相通之处。黑格尔年轻时期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疑病状态，我遭受了好几年，以至精神上几乎陷于瘫痪。一般地可以说，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的本质上的一个昏暗的收缩点；他要通过这一关，才能达到安全境地，从而确信他自己，确信普通的日常生活，而如果他已经没有能力以日常生活来充实自己，则通过这一关才能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存。”
这种疑病状态，同样困扰了彼时独自一人在东洋留学的郁达夫先生多年。以至于我每每阅读《沉沦》中的文字，都很容易被这种写满了颓废感的复杂心绪所影响。客居日本的异乡感，面对故国的沉沦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加之期间达夫先生又与兄长郁华断交，忧郁、孤独、自卑、懦弱、苦闷，这一切的负面情绪，都融在了《沉沦》文末达夫先生所赋的一句古体诗中：“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忧郁症
这位来自江南的才子，却没有继承其家乡泱泱的富春江水欢快的特点。其在书中毫不避讳的写道，他的忧郁症的根苗，大约是在镇日镇夜的小小书斋里培养起来的，并且在到达日本后，“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这种疑病症，使得他患了很强的疑心病。书中这样写道：
“有时候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象怀了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的样子。”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
有时，这种疑病症又会化为内心绝望的疾呼：“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佳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寥寥数语，生动刻画了一位彼时的弱国子民留学异国的苦闷。
懦弱与自卑
不止如此，这位汲取了大量外国文学养分的先锋派作家，从不顾忌在小说中描绘主人公、亦是其自身的人性阴暗面。作为血气方刚的男性青年，达夫先生见了女学生，呼吸便紧凑起来。他想与他们攀谈，又因懦弱的天性没有那番胆量。事后，他还要骂自己：“你这卑怯者！”因为《沉沦》为一部自传体小说，而这种对自身懦弱的天性极为写实的剖析在作家中并不多见。
除了懦弱外，文中描绘得非常色彩鲜明的一点无疑就是令人深感无力的自卑了。文中的“他”（实为作者本人）不敢与女学生讲话，在酒馆中为其斟酒的侍女，“他的眼睛怎么也不敢平视她一眼，他的舌根怎么也不能摇动一摇动。他不过同哑子一样，偷看看她那搁在膝上一双纤嫩的白手，同衣缝里露出来的一条粉红的围裙角。”
这种懦弱与自卑，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当然是其悲惨境遇和自身懦弱的天性造成的，但若是深剖其原因，我们会觉得非常诧异。到底是什么能够让这样一位自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精通多门外语并熟读各国文学经典的才子感到自卑呢？这其中，还有另外两方面。
(图为年轻时候的达夫先生）
因为郁达夫先生的小说多为自传体，其在书中也不乏对于主人公的相貌描写。例如，在《银灰色的死》当中，他这样写道：“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颚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窝看来，他却是一个清瘦的人。”对于主人公的身高描写，他描绘为“身长五尺五寸”。从年龄（郁达夫先生生于1896年，写作本文时恰好二十四五岁）、身高和相关样貌特征中，我们能够了解，这刻画的确是其本人。而这第二个因素，就是来自他对于自己相貌的不自信和焦虑感。后来郁达夫先生创作的小说《胃病》中的描述：“洗面的时候，向镜台一照，我觉得我的血肉都消失尽了。眼窝上又加了一层黑圈，两边的颧骨愈加高了起来，颧骨的底下，新生了两个黑孔出来。”和其对其妻王映霞的信中所言：“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也相继证实了这一点。
故国积弱
第三点的因素，则来自彼时中国的积贫积弱。大航海时代之后，东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道路。面对工业革命中蓬勃发展的西方世界，中日两国采取的不同国策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富强道路；而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际地位大不如从前，加上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国民自信心大大下降。
当时，达夫先生本就是因其兄长赴日考察先进司法制度而来到了这个岛国。其在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后，面对故国的腐朽不堪，一种巨大落差感和撕裂感油然而生。这种时代性，又加剧了他的懦弱和自卑，他在文中也有多处写到因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感到困苦不堪：
“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而在小说《沉沦》的末尾，达夫先生更是“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了”，发出了内心愤然而又悲壮狂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复仇元素
面对这种国家弱小不堪的悲哀，小说中的主人公（实为作者自身）不由得心生恨意。并且，这种愤怒和敌视，从一开始的仅仅针对日本国民，到后来居然滋生到了同胞的中国学生身上，甚至是其兄长身上。而对这种扭曲的变态心理，达夫先生丝毫不加掩饰，极其露骨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他听了这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同学，也同对日本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的心。他同他的几个中国同学，一日一日的疏远起来。虽在路上，或在学校里遇见的时候，他同那几个中国同学，也不点头招呼。中国留学生开会的时候，他当然是不去出席的。因此他同他的几个同胞，竟宛然成了两家仇敌。”
“他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他的意思，以为医科是他长兄要他改的，仍旧改回文科，就是对他长兄宣战的一种明示。并且他由医科改入文科，在高等学校须迟卒业一年。他心里想，迟卒业一年，就是早死一岁，你若因此迟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对你长兄含一种敌意。因为他恐怕一二年之后，他们兄弟两人的感情，仍旧和好起来；所以这一次的转科，便是帮他永久敌视他长兄的一个手段。”
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达夫先生对于人物心理极其细腻和真实的笔触。尽管这些处于人类内心阴暗面的怨天骂地往往被人所不齿，被人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是这种自我暴露式的写实主义，实属开创了先河。
性苦闷
《沉沦》在1921年出版之后，立刻在国内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则来自于对于此书的批评声。由于彼时刚刚从封建的传统制度走出，国内很多人并不能接受这种带有先锋色彩的颓废派文学，更不用提文中直言不讳地描写了性和欲望这一大家往往避而不谈的话题。
在《沉沦》中，主人公偷看房东的女儿洗澡，并且“到了一看之后，他竟同被钉子钉住的一样，动也不能动了。”并且，郁达夫先生也在文中直接地描绘人类最原始的野望：“熏风日夜的吹来，草色渐渐儿的绿起来，旅馆近旁麦田里的麦穗，也一寸一寸的长起来了。草木虫鱼都化育起来，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也一日一日的增长起来，他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犯的罪恶，也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了。”
在这样的事情之后，他确实会感到羞愧，“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的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泼的到他的眼前来。他平时所看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中年以后的妇人的形体，在他的脑里，比处女更有挑发他情动的地方。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这样的一次成了两次，两次之后，就成了习惯了。”
哪怕在习惯了这样的行为之后，其依然会产生很强的负罪感：“你去死罢，你去死罢，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
在新文学的伊始，《沉沦》作为第一部以白话写作的短篇小说集，已经很有进步意义了；但是我认为，直面人类的最原始的欲望，是更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在辛亥革命第十年之际，在五四运动两年之际，《沉沦》的出版，是对于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是对于陈腐的专制制度的沉重打击，更宣扬着思想的解放和对人性的唤起。而这，正是那个压抑的苦闷年代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结语
关于《沉沦》的写作动机，郁达夫先生这样写道：“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图为富春江）
今年是小说集《沉沦》正式出版的第100周年，也将是这位江南才子诞辰的125周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私以为，郁达夫先生能够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他命运多舛，一生境遇悲惨：幼年丧父，家境窘迫；留学日本期间历经艰辛，处处碰壁；与原配孙荃因缺乏感情基础，婚姻又草草收场。后又辗转多地，流亡苏门答腊，惨死于丛林中。郭沫若先生这样说郁达夫：“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但是很多时候，苦难往往伴随着伟大作品的诞生，“文章憎命达”，达夫先生的文字如他家乡的富春江水般奔涌向前，也如江水般激情澎湃、灵动自如。达夫先生说的是世俗故事和风花雪月，写的却是如山间暮景般无尽的哀愁和薄凉的悲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