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中国式的实用主义

刘工｜中国式的实用主义

在中国人的口语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恐怕是：“有用？！没用？！有没有用？！”这是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所以，林语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佛教，而在教义与已相背时，中国人会说，‘人定胜天’。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在于：经常改变信仰。”

可以说，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是名列“四大发明”之首的思辨体系，是“最现实”中包含的“最无奈”。从对待宗教态度而言，“有用？！没用？！有没有用？！”充实着一种近似于“贿赂”程式，即把“信仰”当作与神灵之间的短期交易，从“烧香拜佛”到“敬天敬地”，祈求的就是实用主义。印证了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早以“性本恶”为前提，用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其道精准地刻画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本性。如冷笑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论友情感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说金钱决定尊卑：“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话利益扭曲人性：“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看世故叵测人心：“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的真实写照。

稀缺的是，中国人在与人打交道之处，你会感受到一种“野蛮热情”，这种“实用主义”的热情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但是表演的淋漓尽致。在中国式的“实用主义”驱使下，在所谓城里人眼中，最瞧不起的是农村人。其实，城里人原本就是来自农村人的主体，然而偏偏就是“移民”变成的城里人，公然鄙视的还是农民。可见，中国农民真无奈，他们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到秋收暴动，农民胜利者的后裔变成“官二代”，其余幸存者的子孙也就成了市民，继而成为小市民的群体，成为中国式“实用主义”的传承人。那么，构成中国式的“实用主义”血脉关系在哪？

原因一，农民胜利者的毒瘾就是做官，从被逼杀戮的做官，到不择手段的做官，血脉中的官瘾带有遗传基因，老爹、老爷、老舅、老婆、老哥、老弟、老妹……同供职一县、一镇者太多也。由此，做官的毒瘾形成了地方势力，于是卑、挤、踩、捣、恶就成为了官场上的人性毒品，久而久之为官的遗传基因染上了病毒。

原因二，做官的毒瘾导致中国人的信仰没信仰。中国人做官的哲学是：不能用政治生命代替信仰。从孔子到老庄，从释迦摩尼到马克思，只有官场哲学才是最实用的信仰。为此，官骗商，商吭商，骗不到就栽赃，吭不到骂爹娘，第一思维就是小孩的舅舅是首长。固然，农民的“移民”给城市带来了文明，造就了城市的奢淫繁荣，同时也给城市的文化带来了“嫉人有，笑人无”的病毒。

原因三，中国人最会利用文化说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一个“哄”字，这是从娃娃做起的，扭曲中国人真实一面的中国式“实用主义”传承。怎么“哄”？一是许愿，二是吓。许愿给能闹的叫诏安，吓的就是胆小怕事的叫顺民。虽然，中国农民特有一种畏权，畏势，畏钱的性格，但在危及其生存权的时候，农民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原因四，中国人做事只重面子，不求实际，享受权力的方法全覆盖。从一言九鼎到当下的军中名妓，官场红颜，一句“上面有人”不论男女通用。时下，就连物业保安都是权力的享受人。

原因五，我们是一个信佛众多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并不虔诚，只会烧香磕头，乞求佛主保佑升官发财、花钱消灾的迷信社会。佛在山上，你得要去爬拜，佛在天上，你得要五体投地的去念它。求的是什么？求的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明知道没有佛主，只为求得心里平衡的自我安慰。我们是一个反复念叨和谩骂孔子学说的识字人群，字里行间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和修德引经据典，这更不是一种信仰，是既得利益者为文化统治涂抹在脸上的胭脂。孔子之学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被鞭打了，但此学之伟大就是它具有愚弄民众之功效，使得成为借尸还魂的念语，一个辅助国家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咨询公司。

原因六，金钱的背后是权利，这是所有华丽文字和辩解都无法否认的。但有人又这么解释，金钱是一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消灭所有富不起来的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骗人工具。这就是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是统治中国人最实用的信仰。

当然，从物质和意识层面来理解，信仰是一种意识，道德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从理论的概念来理解，信仰是人们对未来世界正确的意识，德行就是在信仰的支配下正确的行为。然而，读读我们的历史吧。从先秦的贿赂故事、秦汉的贿风廉语、魏晋南北朝的豺狼贿赂、隋唐五代的贿风、宋元时代的贿通、明清时期的贪贿、乱世民国的五子登科，到今天处处见到、听到、嗅到、甚至还身在其中的人，都统统的把贪欲尊为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