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自问世以来因其影响巨大,后世不断有仿照其体例的续作,较知名的有南宋人李焘撰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人毕沅写的《续资治通鉴》,其它还有《资治通鉴后编》、《明通鉴》等,都冠以通鉴的名号。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了北宋自太祖赵匡胤至钦宗赵桓期间的历史;《续资治通鉴》则起于宋太祖,止于元顺帝,可视为宋金元时期的编年史。
《资治通鉴》止于北宋建立的前一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编纂完毕后,本来计划写一部《资治通鉴后纪》,时间上接续《资治通鉴》,起于960年,即从北宋建国开始,一直写到他本人所处的时代。他为此专门联系编纂《通鉴》时的一位重要助手刘恕,二人专门为此做了相应的准备。岂料之后刘恕病逝,而司马光被哲宗委以朝政,再无暇编纂《资治通鉴后纪》。
虽然通鉴后纪没有写成,但司马光为编纂《后纪》所写的内容却得以保留,并被其后人“藏于家庙”。后世刊刻传印,称为《司马温公记闻》,又因司马光被称为涑水先生,所以此书也称《涑水记闻》。
该书共十六卷,共四百五十五条,每一条为一个故事。记录了从赵匡胤陈桥兵变至宋神宗时期的人和事,有些是司马光的亲身见闻,有些则来自于他人的传闻。
读本书的难点:
古人提到某人一般不直接指名道姓,司马光在书中对同一个人时而称姓名,时而称字,时而称官职,时而称谥号,时而称爵位。比如吕夷简,先封申国公,后封许国公,死后谥号文靖。书中对他时而称吕夷简,时而称申公,时而称许公,时而称文靖。若对宋朝的人物不太熟悉,很容易被搞糊涂。
说到吕夷简,在这里要提到本书中对他的记录。书中记录仁宗的郭皇后因厌恶吕夷简而导致吕第一次罢相。吕夷简复相后,专与郭皇后为敌,并导致郭皇后被废。更有甚者,书中直指吕夷简为毒杀郭皇后的主使。到南宋时,本书广为流传,吕氏后人深以为讳,上书皇帝,认为此书乃是奸人伪造,请求禁绝此书。
本书的不足:
提到司马光,便不能不提到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非凡人物,即王安石。司马光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而分处两大阵营。新旧党人因祖宗之法而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王安石曾亲笔致书司马光,流传下他那篇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则讨厌新法及变法人士,而这种厌恶已经严重到遮蔽他的双眼,所以《涑水记闻》中对变法人士没有什么好的记录,甚至有不真实的描写,最典型的便是王安石。纵观全书,虽不曾对王安石出恶语,但却没有一句正面的记录,有时甚至将一些未加详细考证的内容收录进去。这一点在读本书时需细心甄别。
比如本书中记录有个叫郑侠的人给皇帝上奏章说:“‘天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宁府,是日雨。”说的是郑侠认为天气干旱是上天对王安石变乱祖制的惩罚,若罢免王安石才能避免天罚。待到王安石罢相那天,立刻便下了雨。此事因出自温公手笔,所以影响极大,也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以至于元朝修编《宋史》王安石传时,直接将其记录于正史。但后人考证郑侠的那道奏章中根本没有“天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这段话。这也反映了《记闻》一书的部分内容未必真实可靠,而书中关于变法人士的此类记录还有很多。
但除开这些不论,这部书为北宋前、中期的人物言行和事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对于想了解北宋历史的人来说,是不可不读的著作。
说到最后,稍微偏离一下主旨。我认为王安石、司马光各有缺点,皆体现在选人用人方面。王安石倚重吕惠卿而致入宋史奸臣传,司马光任用蔡京而名列元祐党人碑,皆是被奸小所误。王安石是典型的“为国忘身”之人,若他不那么执意做“拗相公”,定能免于身后非议。而司马光若能在编纂完《资治通鉴》后立即去世,必是古今第一流的完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