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名士自风流
一起来读《资治通鉴》
No.197
2019.02.15
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
在中国历史上,能称得上“人物风流”的时代并不多。在这有限的几个时代中,魏晋之交又是当之无愧的首座。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人物风流,本就是用来形容魏晋名士的。
魏晋出名士,这发端于汉末。经《世说新语》一书的整理和记载,这些名士的事迹得以被历史传颂。然而,为什么名士会集中出现在魏晋之交?要探究这背后的原因,就得回溯到几百年前的汉武帝时代,从董仲舒说起了。
提到董仲舒,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教科书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从董仲舒开始,儒家思想就顺顺当当的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
但事实上,这种观点相当片面。且不说儒家思想两千年来的变化如何剧烈——明清的儒学和西汉的儒学早已大相径庭,是两个概念。
即便对儒家思想有“统治地位”的看法,也是想当然而言。最起码,在魏晋时代,儒学的地位便已经一落千丈,江河日下了。
正是儒学的这种衰落,
给了魏晋名士产生的机会。
至于说到儒学衰落的原因,则需要先解释“大一统”的概念:
这三个字,首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但真正让这个概念发扬光大的,是董仲舒。
今人对于“大一统”的理解,主要是指领土的完整,但这其实是错的,“大一统”不是“大统一”,领土这个概念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中并不存在。
如今物理学中也有大一统理论,其试图用统一的理论来解释自然界所有的相互作用,这反而与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类似,更接近于“大一统”在历史中以原义存在的场景。
简单来说,就是要构建一个理论体系来解释万事万物,所见、所知、所感、所思,无不囊括其中。天地万物,用一种理论便能完全解释,这才叫“大一统”。
由“大一统”,进一步又推演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天人感应”。
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今人也是错的。很多国学班把“天人感应”引申为“天人合一”,认为这个概念说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这其实只是望文生义,并不正确。
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是指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天地是一个大宇宙。既然“大一统”了,万物运行的原理是相通的,那么小宇宙和大宇宙的运行之间就应该存在对应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圣斗士的既视感?)
不过,这个对应关系并不是对应在普通人身上,而是对应于天子的。由此,很自然可以推出这样的论断:如果帝王广施仁政,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祥瑞;如果帝王残暴不仁,那么上天则会降下灾异以为警示,它们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单调函数关系。
董仲舒所谓这套理论虽然在魏晋之间即已破产,但这种观念却流传甚广。历代官员为了拍皇帝马屁,无不以“献祥瑞”为能事。
甚至于到了当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都还有人用“黄河清,圣人出”这样的口号来献媚。这些人虽然生活在21世纪,但正如辜鸿铭所说,他们的辫子是长在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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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年间,董仲舒的这套理论运行良好。但几十年以后,bug就出现了,而且持续了近三百年时间——其中,又以东汉一朝最为严重严重。
这也就是董仲舒的理论会破产的原因:
不在于祥瑞,而在于灾异。
既然祥瑞是帝王的仁政所致,那么灾异就是帝王无德的体现了。可偏偏东汉一朝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星象总是异常,自然灾害频发,诸如出彗星、有地震、发洪水之类的天灾年年不断。其是到了王朝的中后期,更是祸乱连天。
据《后汉书·天文志》记载:
汉和帝在位 26 年,
发生灾异 33 次;
安帝在位 20 年,
发生灾异 46 次;
顺帝在位 20 年,
发生灾异 23 次;
桓帝在位 22 年,
发生灾异 38 次;
灵帝在位 21 年,
发生灾异 20 次。
也就是说,每位皇帝在位期间,最起码一年发生一次较大灾害。运气差的安帝,则是一年发生2.3次的频率。
这么多的灾异,让大汉王朝伤透了脑筋——并不是说灾异后救援有困难,而是根据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上天既然降下如此之多的灾异,那么肯定是皇帝德行有亏了。
皇帝们于是按照理论,进行了很多消灾的努力。但可惜老天爷很不领情,灾异依然屡现不断。我做得好你要霹,我做不好你更要霹,老天爷你这样让朕很为难啊!
到了最后,大汉王朝终于想出了一个小技巧来避免尴尬:
有灾异时,
就将百官之首的太尉免职。
也就是说,这一切并不是皇帝的问题,而是朝廷行政失误所致,所以太尉需要负(背)责(锅)。这种逻辑虽然有点掩耳盗铃,但总归还能强行挽尊。
而这么多的灾异,真正为难住了的,是学术界。因为用理论,实在没有办法解释灾异为何会如此之多了——这为两汉儒学思想的崩塌,埋下了第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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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颗暗雷,则是来自于现实的挑战。
到了三国时期,天下已经没有共主了,而是出现了三位皇帝,这也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
皇帝这个符号,在董仲舒的学说里,是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以前的汉献帝不管再怎么弱势,也是天下共主。但现在倒好,一下子有了仨!这给整套理论的垮塌算是挖了个大坑。
我们来打个比方,比如说:
益州出现了地震。
根据董仲舒的理论,这是皇帝无德所致。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蜀国的皇帝无德?还是魏国的皇帝无德呢?
蜀国皇帝实际统治着益州,地震可以算是他的问题;但魏国皇帝号称是天下共主,按照法理来判的话,负责任的应该是他,但事实上,他又负不了这个责……
更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到了三国时代,天下一下子出现了三个国家,这背后所隐含的结论其实是:皇帝并不是上天选定的,而是军阀头目自称的!
这从根本上打击了天人合一的理论。
如果说只是灾异频繁,那么学术界还能用太尉来做一下遮羞布。但皇帝一下子冒出来三个,这个bug就实在没法打补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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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第三个问题,出在两汉的儒学上。
两汉的儒学,基本上走了两个方向,首先是解经,其次是谶纬。解经,就是解读经典。但这种解读并不是解一整本经,而是解经书中的某几个字。
例如,有人皓首穷经,一辈子研究的学问就是如何解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
这其中的“小人”,到底是传统意义上的小人呢,还是小孩子呢?
注:两汉时,《论语》尚不在“经书”之列,这里仅做举例。
其次则是谶纬。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提过,两汉之际流行谶纬之说,说的通俗点,就是人造预言满天飞。
这当中,有的预言实现了,比如“刘秀当为天子”;有的则不知道实现了没有,比如“代汉者当涂高”,袁术说自己应了这个预言,曹丕也说自己应了这个预言,甚至到了五胡乱华的时候,还有人把这句话拿出来说事,可见当时谶纬流行之盛。
但问题是,经过几百年时间的揉搓,经书已经被解到无经可解;谶纬因为荒诞不经,也逐渐失去了学问的光环。
至此,两汉儒学终于穷途末路。从东汉末年开始,就有马融等人另辟蹊径,遍注诸经。他们抛弃了其中阴阳学的内容,使经文重新归于义理。
还有更多的人,则直接抛弃了儒学传统,引入老庄清静无为的学说。
到魏晋之交,
伴随着天下大乱,
整个精英阶层中的
传统价值观被完全颠覆。
两汉经学,
终于走到山穷水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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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号的读者,大部分年纪在三十岁左右,绝大部分可能都没有体会过价值观崩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简而言之,就是你的整个逻辑世界都被摧毁,对和错再没有明确的区分,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如果你还是想象不出来,那我们可以举《笑傲江湖》里的例子:
令狐冲从小接受的,是师父岳不群关于礼义廉耻、仁义道德的言传身教。在令狐冲眼中,师父本身就是这样一位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
但有一天,令狐冲突然得知了岳不群的黑化,发现师父已经完全走向反面。这会给令狐冲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以后是该相信师父呢,还是该相信师父交给我的道理呢?
如果我相信师父交给我的道理,那师父就是一个坏人,一个不值得相信的人。而如果师父不值得相信,我为什么又要相信他教给我的道理呢?
可如果我相信师父,是相信他的做人,还是相信他教给我的道理呢?
这个问题不管令狐冲从哪个角度回答,最后都会陷入悖论。他的难处,就在于他面临着一个必须做出的选择,但不管选哪一个选项,都必然会失去另一个,要不就抛弃师父,遵循师父教给他的道理;要不就抛弃道理,选择跟随师父。
魏晋之交的名士,面临的也是这种难题。
这天地间,
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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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思一旦走向深入,最后就会变成对真性情的追求:
既然教我的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我还不如追寻自己的本心,依照本心的欲求去行事呢!
到这里,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魏晋之交会出现这么多放纵不羁的名士了。在旧有的价值观已经崩溃,未来的价值观还没有重建起来的真空期,这一群被夹在中间的人,只能是遵循自己的内心,追求真我,不惧外界非议,“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这些人中的极致,便是魏晋之交的竹林七贤:
阮籍世称阮校尉,因为他曾任步兵校尉。而他之所以愿意任职于此,是因为看上了步兵校尉衙门中的美酒。
嵇康旷达狂放,喜欢打铁,而且不修边幅,经常半个月不梳洗。
刘伶更是出了名的好酒,出门总是着酒和铁锹。他跟下人说,我要是走在半路喝死了,把我就地埋在那里就行了。
你若是以为这只是社会底层loser、或者穷酸文人的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中站在最顶端的那部分人。你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的顶级精英也变成了这个样子,对你会有多大的冲击?
当强加于自身的社会外在的是非观枷锁被打开,这些魏晋名士终于不再顾忌外部世界的评价,转而开始追求内心的宁静和满足。
阮籍在母亲去世后,哭泣过度,乃至于吐血,但照样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
刘伶在自己家里不穿衣服,别人攻击他非礼,他却说天地就是我的衣服,你跑到我的裤裆里来干嘛呢?
这才是魏晋名士们洒脱的本源。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如果剥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根本无法理解那些令人称奇的现象为何会发生。
纵观历史,往往也只有在既往价值观已经崩塌的时期,才可能会产生出性情放任、潇洒自如的人物。
他们行为放纵,思维奔逸,做出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但你若深究,就会发现这背后无非是对混沌之世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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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的最后,我们来聊点现实。
如今的我们,
在思想的开放程度上,
是比前人强呢,
还是不如前人?
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我们比前人更开放。一个佐证,就是不管多么小众的话题,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圈子。
但事实上,却是不如的。
如果你了解过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了解过那时候学界的风气之开放,那你就会叹为观止,自叹不如。当时的人做的很多事情,在90后、00后今天看来,根本无从想象。
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顾城的生平,看一下什么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时至今日,很多人可能对顾城已经不是很熟悉,只隐约知道这是一位诗人,私生活有些奇葩。
但事实上,顾城不是普通的诗人。在整个八十年代,诗人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地位,远高于文艺界的其他人。而顾城,又可以算得上是诗人中最为辉煌的那一个。
但这样一个人,如今却几乎没有多少作品流传。年轻人除了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很少能说得出他的其它诗句。
甚至于,诗人这个身份,也早已从云端坠下,打入凡尘。现今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是小说家,你虽然不至于对他敬佩不已,但至少也还会高看一眼。可他若是跟你说他是个诗人,你估计就只会脸上微微笑,心里呵呵哒了。
这种差别,体现的其实就是时代的变迁。八十年代,是最接近于我们的一次价值观重构的时代。那个时代风云激荡,碰撞之中,很多人开始思考人生与宇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以诗作的形式来展现这种思考,这让诗作因此沾染上了时代的激情。
你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时代风气,就很难读得出那些感触。你可能看得懂一千多年前李白的诗,但却看不懂几十年前北岛的诗。就是因为李白描绘的是一种普遍情感,而北岛的诗则充满了时代打下的深刻烙印。
价值观的重构,
其实就是人类再思考自身的过程。
纵观历史,思考人类自身命运的人不知凡几,但他们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历史的长河中的。在绝大多数平凡平稳的时代里,这种人只会是少数,少数中的极少数。
只有在因缘际会之下,当一些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传统价值观的崩塌,导致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是非观念解构,这时候,再度思索人类命运、再次重塑社会的价值观,才会变成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使命。
而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物风流,大师辈出。春秋战国如是,魏晋之交如是,晚晴民国亦如是。至于最近的一次,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这些思索真的会
重新构筑我们的价值观吗?
也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这些思索能极大地拓展人类思维的边界。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启迪了之后的诸子百家争鸣;魏晋之交的经学衰落,最终让中华文化重新理解了道家,接纳了佛教;晚清民国的大变局,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至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则为中国现在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基础。
说不是,则是因为即便会出现狂放的思索、放纵的行为,最终形成的价值观也依旧会根植于传统思想之中。再开放的时代,也不可能完全斩断对传统的传承。创新与传承、开放与保守,它们在经过激烈的交锋后,一定会水乳交融,然后形成为新一代的价值观。
所谓继往开来,
这其中既承接了传统,又接纳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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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
我们的
说书时间
最后需要着重说一下嵇康的死。
嵇康之死,是因为钟会的构陷。而钟会之所以能成功,又在于嵇康一篇流传千古的文章:
《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是一封嵇康写给山涛的信。当时,山涛推荐嵇康任职,但嵇康不愿意出仕,因此给山涛写了一封回信。
在那个年代,拒绝别人的推荐是不是一定要写一封像模像样的回信?对此,在下没有做过考证,不得而知。但嵇康确实是因为这封珍而重之的回信,招来了杀生之祸。
信的内容,无非就是说自己生性疏懒,不愿意做官,不想被礼法约束,不要加以勉强云云。一封回绝信写到这里,本来就可以了,但嵇康意犹未尽,又把自己的想法统统写了出来。
他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追逐放任自然。还说阮籍当年就是受到了朝廷的迫害,如今你山涛又想把跟朝廷的这些矛盾强加到我身上。
行文到这里,嵇康来了一长段极有气势的排比,说“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逐一批判自己与朝廷礼法之间的尖锐矛盾。
最后,嵇康得出结论:山涛你这个人的人品实在太差,我要和你绝交。
正是这封私信被钟会看到,进而钟会向司马昭进言构陷,才促成了嵇康的死。
为什么这样一封信就能致嵇康于死地呢?在这里,你就需要去了解钟会的用心险恶,以及陷害别人的常用套路了。
钟会整个构陷的逻辑链是这样的:
首先,是嵇康自己的问题。不想做官就不想做官呗,干嘛还要洋洋洒洒写上这么大一堆理由,还说是朝廷亏待你,这实在有点引申过度。
如果公司或者单位提拔你,你却不想去,那么一定得从自己身上找理由找借口。千万不能说是因为单位或者职位不好,所以才不想去,这是一种自杀行为。
其次,在于嵇康的出身。嵇康非议朝廷这件事虽然很不好,但单凭这一点,司马昭并不至于杀了他。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嵇康的身份: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是曹魏的宗室。
司马昭可以容忍一个不愿意做官的人,也可以容忍一个对朝廷心存怨怼的人,甚至还可以容忍一个曹魏宗室。但是,他不能容忍一个既不愿意做官、心存怨怼,同时还是曹魏宗室的人。
此时距司马篡魏已经没有几年,司马氏正急于清理曹魏的支持力量,凡是不愿意和司马氏合作的,都会被予以相应处理。嵇康以这样的身份,在这种时候,说出这样一番话,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
嵇康死前,曾有三千名太学生请愿,希望司马昭能饶过嵇康,但司马昭不为所动。
在司马昭看来,嵇康必须死,之前本就已经有太多应该死的理由了,现在太学生的请愿,又进一步让司马昭看到了嵇康在士林中的庞大影响力。这样一个曹魏宗室,怎么可能还留在世上。
这也正是大部分构陷的常用套路:
你可以做A事,也可以做B事,还可以做C事。但是,当你把A、B、C同时都做了,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让人抓住把柄。
比如说,你可以在背后说领导的坏话,也可以打探领导的行程,还可以是其他领导的铁杆亲信。三者你若只做一件,无伤大雅。但是,你要是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那就会变成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
身在职场,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别做,不要觉得什么都是小事,什么都无所谓。很多时候,就是这些无所谓的小事堆积起来,最后变成了要命的大事。
嵇康终于被押赴刑场,行刑的场景,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一幕:
他神色从容,抚琴奏曲。曲毕,叹息到:“《广陵散》于今绝矣!” 然后引首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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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 –
为什么东汉总在废太尉?
诗礼传家:当知识变成一种垄断
谶语当道:人人心里都有一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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