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学习雷锋好人好事
改革开放初期，新闻宣传界发扬光大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文革”中“样板戏”式假大空宣传的教训，抓住年轻人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因势利导，激发全社会为“四个现代化”奋发努力。从《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太阳岛上》到《80年代新一辈》，当时的社会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底线思维：“五讲四美”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万丈高楼平地起，提高文明水准需要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
据《新京报》文章，1978年，新当选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找到老领导胡耀邦，就自己分管的青年思想道德工作请求指示。胡耀邦建议，开展青年工作一定要有个具体的抓手，否则就抓不出东西来。高占祥去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调研，发现抢座、骂人、虐待老人、破坏公物、乱扔冰棍纸等现象到处可见，“文革”过后青年人道德滑坡严重。根据无锡等地的经验，他设想开展“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五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环境美）活动。受当时文化观念的局限，有人担心“仪表美”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拿下。
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九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从1982年开始，每年的3月是“全民文明礼貌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陈丕显走上首都街头同群众一起打扫街道。在上海南京路，“卫生检查队”劝告随地吐痰的年轻人当众擦掉了痰迹。大街上相邻单位“七户一岗”维护卫生。各地公共汽车站，乘客排队候车，秩序井然。
“五讲四美”的要求都不高，针对城乡“脏乱差”问题，给出底线解决方案。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用心良苦，用群众社团和“中华全国美学学会”这样的文化机构发出倡议，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等党政职能部门跟进发文支持。把正能量当作一种内发的生长因子，重在公民自觉和社会自助自治。几年下来，商业服务、交通邮电、医疗卫生等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好转，城镇净化、绿化，变得漂亮了，年轻人讲文明懂礼貌了。
爱国是一个崇高的境界，坐而论也要起而行，从爱所在的城市、社区和身边人做起。城市研究者乔尔·科特金强调：一个伟大的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眷念。
没有光环的朱伯儒1983年7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朱伯儒“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称号。这个全军标兵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传诵的高大上言论，却实实在在地触动人心。
朱伯儒入伍28年，当过空中通信员、管理员、施工队长、股长、油库副主任，干一行爱一行，竭尽所能为群众排忧解难。媒体当初接到部队来稿时，有人觉得只是一般的好人好事，不适合重点报道。但更多的人意识到，在十年动乱后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朱伯儒的平凡行动，在群众中具有为共产党员形象正本清源的意义。
例如，朱伯儒在某山区一个工程指挥部当参谋时，结识了一个患病“五保户”刘老汉，就三天两头探望，不是带药就是带点心。大年初一他带上烧鸡、香肠给刘老汉拜年，还放起了爆竹。老人的住屋墙裂了，朱伯儒用休息时间和泥把墙缝堵实。刘老汉病重，知道自己不行了，用朱伯儒送来的零花钱买了猪肉，请村里聚餐，说：“我临死前要给这个解放军、共产党员张扬张扬，让大家知道这个世上就是有这样的好人”。
这是平凡朴实却直逼人心的正能量。朱伯儒算过一笔账：当时我们党有三千几百万名党员，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每个党员至少要关心和团结二十五名群众，这是最起码的。
万众敬仰的书生陈景润1978年，姑娘们青睐什么样的男性？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塑造了一个深度近视、缺少人间烟火气的数学家陈景润，让多少姑娘怦然心动。虽然没几个人说得明白他攻克的数学尖端课题“1+2”是什么回事，但并不影响对他的膜拜礼赞。
邓小平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陈景润应邀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会后即被送入解放军309医院高干病房检查身体。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医院。从武汉军区派到该医院进修的军医由昆，被同伴拉着来看名人，由此成就了与陈景润的姻缘。
重新打开国门后，目睹科学技术、经济建设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社会舆论从长期贬损知识分子“臭老九”，转而热烈拥护“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1982年6月15日、16日，两位中年科学家蒋筑英和罗健夫相继病故。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11月29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痛惜之余的愿望》，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们的病情，在来得及的时候挽救他们的生命呢？”胡乔木希望全党切实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特别是希望那些至今对知识分子还有某种不信任感、不敢推心置腹的人们，多读读他们的事迹”。
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是迈向国家现代化的精神基石，与先前那个追捧“白卷英雄”张铁生、嘲笑知识分子研究“马尾巴的功能”的极左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正面宣传不是回避矛盾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当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但社会生活还存在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中越前线战事绵延中的将士，诚挚地探讨国家发展中的问题。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家乡“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8万7千余元，“不正之风”为什么难以纠正？某省机构臃肿，小学课桌却坑坑洼洼，为什么不能省下办公经费，让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还有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工作扯皮、改革受阻的报道，让战士们心里很不痛快。
战士们偶然得知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曾在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纷纷给他写信。一封封信件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内容包括干部制度、决策科学化、端正党风、政治工作等。“两地书”研究现实问题，不回避尖锐矛盾，真诚探讨解决方案。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激荡人心，鼓舞斗志。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横批“王虎说的”。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激情压倒理性的长江漂流1985年—1986年，长江漂流成为全中国激荡人心的事件。当美国激流探险家肯·沃伦准备漂流长江的消息传到中国，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员尧茂书决定漂流长江。1985年6月尧茂书乘着“龙的传人”号橡皮船开始漂流，1个多月后在金沙江通伽峡段触礁身亡。次年6月至11月，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中美联合长江上游漂流探险队漂流长江，以轰轰烈烈开始，悲壮而终，“长漂”共有11人遇难。
漂流长江被美国人称作“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征服”，中国青年不让美国人抢先的赤子之情，接到亲人牺牲消息后“家属均正确对待”，令人动容。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打动了整整一代年轻人。但这次漂流缺少严谨的科学准备，万无一失的风险管理，激情压倒了理性，令人痛心和惋惜。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女排新闻宣传，尊重体育比赛的专业性，观众对郎平、孙晋芳、张蓉芳、杨希等人的技术特长如数家珍。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战胜巴西之后，教练郎平冷静地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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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傅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