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特里伊格尔顿
简介
作者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曾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现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杰出教授。1960年代至今，已出版著作数十种，涉及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领域。代表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后》《英国现代长篇小说导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
译者
林云柯
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曾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与译文十余篇。译著有《布迪厄：关键概念》。
必死之厄
在米歇尔·德·蒙田的笔下有很多研究，宗旨都是关于要懂得如何去死，包括那些题为懂得如何去生活的研究也是如此。这些研究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如同惧怕伤痛和破产那样去惧怕死亡。这些经验都是我们必须去承受的。但尽管我们也同样承受着我们必死的事实，我们却并不因此就被定义为与死亡形影不离的存在。我们对于走向死亡这件事其实并不多么感到恐惧，正如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所说的，既然死亡之中空无一物，那么也就是没有什么会引起我们的恐惧了，它到底能够带来什么，这一点在绝对意义上就是不可经验的。简单地说，使人惊惧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关乎我们不再存活的预见。可以确定的是，这绝对不是必死性唯一让我们彷徨的方面。正如塞缪尔·舍弗勒所指出的，从存在中脱轨的恍惚，哪怕只有一瞬间，也足以导致一种恐慌或晕眩。而晕眩同时也就是死亡来临的信号。对于我们来说，死亡没有什么不能应对的，只要我们顺势而为，它所引起的焦虑就会被完全治愈。它会从我们的意识中被抹去，就好像我们的意识本身被抹去了一样。
米歇尔·德·蒙田
死亡有时被呈现为一种投入未知之中的旅程或者航行，不过这种呈现也是反讽性的，因为这也意味着一种完全的漫无目的（如果我们暂时把自杀和殉道放到一边不谈的话）。它不需要什么专门技巧，也不需要什么强化训练或者专业知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戏剧性的契机来说，这其实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它确实是一场旅行，那么我们就是甲板上闲适的旅客，而不是船桥上的船长。当站在可能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却是全然被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死亡在现代社会秩序中所受的排斥要更甚于其在前现代社会中的境遇，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习惯于去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对于其他一些社群来说，死亡是一种被推高到极致的无力感，它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而从这个层面说，死亡也就显明了某些日常存在的真理。一般来说，在贫困之世中生死之间更具一致性，而对于繁盛之世则并非如此。
伍迪 · 艾伦
死亡是一个过程，是作为“虚无”（néant）的“无”（nothingness）——就像一些骇人的谜题或者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转入一种单纯的“无”（rien）的无物存在。转瞬之间我们就从主体转为客体。这就是死亡的结局，而它是如此的令人焦虑。不再存活这件事情令人难以接受，这非常类似于一个人在被麻醉时感到不适—这并不是因为其本身是令人不适的，而是因为这关涉我们将会错失一段经验，而可经验性本身恰恰是舒适感的来源——比外科手术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也许可以活在某种公共记忆中，也可以通过子嗣和建立功勋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这些和我们在死亡中所失去的相比仍然太微不足道了。就像伍迪 · 艾伦所说的：“我不想活在我的同胞们心中。我想要活在我的公寓里。”
托马斯·内格尔
我们之所以会遭遇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生命脆弱不堪以致死亡成了一个大问题。比起甘愿遵从的东西，一名殉道者并不那么吝惜自己的生命。饱受折磨的人在残暴的痛苦中可能会觉得死亡也许才是更好的存在方式。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显然不同意这一看法。考虑到他曾经表示过：“生命是值得过的，纵然生命中坏的因素如此繁多，而好的因素又如此贫乏，以至于仅靠其自身无法压倒坏的因素。” 内格尔相信，能够达成平衡的诀窍就在于我们独特的经验能力，至于我们经验到的内容相比之下则不那么重要了。但显然值得怀疑的是，具有长年累月忍受痛苦的能力是否比痛苦本身的否定性更有价值。某种经验能力其自身就具有某种价值，这种说法无异于所有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这一唬人的老生常谈。被焚身一般来说就不会被当作有价值的经验，正如对一个卑微的存在来说，仅仅是单纯地活着并不足以抵消这份卑微感。总有些人过分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独一无二的自我，无论经受多少苦难，这一点都是最重要的。我也许会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但是至少这就是唯一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如果他们并不是他们自己之所是也许才是更好的。比如说赫尔曼·戈林 。
叔本华
很多人的生活虽然没有遭受长期的肉体痛苦，但也并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了。而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则可能宁愿自己没有出生过，比如叔本华就相当无畏地承认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千百万生活在贫困边缘与辛苦劳作的人中，也总有一些人会觉得如此艰难度日亦有可取之处，不过这也只是勉勉强强。或许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生的一点好处就是会让死亡的到来显得不那么可怕，这就好比如果想象未来的人们会被规律地在他们的脑中投放广告，那么抛弃这样的世界就容易多了。有一种让我们面对死亡时不那么忧郁的方法，那就是去无私地活着，这是“福音书”所推荐的方式。那些紧紧依附于其自身身份的人就像溺水者紧紧抓住浮木一样，他们会发现接受死亡是多么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正如威廉·戈尔丁笔下的品彻·马丁（Pincher Martin）付出代价后才发现的那样，那些紧紧依附于其自身身份的人就像那些抓住浮木的溺水者，他们会发现死亡也是如此的困难或不可得。基督教关于炼狱与地狱的学说就是关于这一点的。然而即便如此，一个人还是难以避免地想到自己的死会给他人带来的影响，无私的人对于这种悲痛异常敏感。由此，最有效的走向死亡的方式，就是终其一生为他人而活，同时坚决地拒绝亲密关系，这种情形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修道士般的生活。
威廉·戈尔丁
死亡所减损的不是某种固有的（生命）价值，而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可能性。活着是享受有价值的生命存续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对于阅读普鲁斯特或者畅饮麦芽威士忌来说，活着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因为作为消磨时间的方式，它们都是令人愉快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期望我们能一直追求这样的事情。同样，也没有什么迫切的原因让我们觉得应该到此为止，就好像一开始我们就没有什么不得了的理由一定要去做这些事似的。没有理由可言的事情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也没有不存在的必要。对于这类行为来说，没有什么自然而然的尽头，也没有什么逻辑可言，而这也使得当它们戛然而止的时候，一切又会显得是那样的无常。没有什么会预示着终结将临。它们的进程并不像是有机体那样，浮现、提升到某种丰饶的圆满之境，随后盛极而衰、逐渐凋落乃至枯萎至死。它们不是那种能被用光、耗尽、枯萎、发现自身行将消逝之物。正如内格尔所评论的那样，我们内在世界的最终消逝“不是一种已经包含于其概念之中的可能性的实现”，就如同我们躯体的生老病死那样。因为像友好关系或者饲养仓鼠这样的欲求谈不上什么来由，这些事情原则上是可以永续下去的。但因此，一个人不能永恒地从事这样的活动这一事实就是某种暴行。然而，如果说这些事情的无缘由性意味着看不到什么它们应当终结的理由，那么这也同样意味着没有什么严格的方式来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的方式来提出一个让它们继续下去的有说服力的情形。一个人也许会想象自己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而幸免于难，而不是为了重读荷尔德林或者喝干残留在杯底的莫洛葡萄酒。
伯纳德·威廉斯
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继续下去，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而棘手。如果一个人可以沉迷于威尔第的音乐或者插科打诨的俏皮话50年，那么为什么不能继续沉溺其中500万年呢？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所给出的不这样做的理由，我们也许称之为关于彻底乏味的论证。即使是最自恋的人，不也会在自己有可能陷入的看不到尽头的前景中畏缩不前么？在传统上这就是与地狱相关的情形。对于这些人来说，死后的不灭同样也是令人恐惧的。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中写道，尽管他虔诚地希望并非如此，但他相信有这样一种生命形式是可能的，即必须通过此世无休止的劳作才能换来下一世的救赎，这一前景令人畏缩。在威廉斯看来，如果我们此世的生活是无休止的，那么它也就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了。在《以学术为志业》中，马克斯 · 韦伯认为列夫 · 托尔斯泰思想的关键，就在于主张无限进步的观念已经掠夺了死亡的意义，因而我们永远也无法满足。总有更多的未来会被开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接受一个折中的方案，无奈地接受一个岁月静好的千禧年，而非一个无限崇高的永存不息，当时间开始让一个人不堪重负，也会有药物导致的遗忘打断这一切。内格尔指出，虽然我们说济慈死于25岁是一个悲剧，而托尔斯泰死于82岁这就不是悲剧，但是如果人类平均寿命有1000岁的话，那么后者也就同样是令人悲悯的了。值得提及的是，总是有误用“永恒”（eternal）和“不朽”（immortal）这两个词的倾向的威廉斯就曾说过，“永恒”的生命是无聊的，而这个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在永恒当中，我们没有时间感到无聊，因为永恒中根本没有时间这个东西。基督教的天堂观念中并不关涉生命无止境的那种不朽观念，但它确实超越于时间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并没有什么关于“来世”（afterlife）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一种时间无限延展的意义上提出的，而这种无限性只有借由死亡才能被唤醒。此外，“来世”或者“幸存”同样暗示了一种基于当下的平和延续，而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并不是把握灵肉转变这一灾变事件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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