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杨振宁的个人简介？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12]。4岁时，母亲开始教杨振宁认字，一年多的时间杨振宁学了3000个字。
1928年，杨振宁父亲自美国归来。2022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也即将迎来建系100周年。
欣逢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杨振宁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杨振宁讲席教授”职位，由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联合物理学系校友捐赠设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徐树彬魏清仙物理学人才基金”，每年出资100万元作为讲席教授特殊津贴，吸引高层次领军人才全职来物理学系工作，加快世界一流物理学科建设步伐。
延伸阅读
前言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2021年9月22日下午，杨振宁在几所大学联合主办的思想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讲话，讲述了自己1971年第一次回国访问以来，自己之后50年人生轨迹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讲话的最后，杨振宁表达了自己对老友邓稼先的追思：
“稼先，我懂了你的意思……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我学好本领一定回来”
在上个世纪的科学界，邓稼先和杨振宁可以说是两位冉冉升起的巨星，虽然他们身居不同的国家，但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位人生轨迹截然不同的科学家，是相识相知50多年的好友。
邓稼先和杨振宁两家可谓是世交，他们二人的父亲都曾有美国留学的经历，回国之后同在清华大学任教，再加上他们祖籍同为安徽，自然关系密切。杨振宁和邓稼先虽然相差两岁，但常在一起玩耍，情同手足宛如亲兄弟一般。
真正让两人成为好朋友是在他们考入崇德中学之后，杨振宁先于邓稼先进校，由于天资聪明，杨振宁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而杨振宁也并非恃才自傲，经常在学校里照顾比他小的同学。邓稼先进入学校之后，两人在一起都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看作对自己性格的补充。
课余时间两人经常形影不离，在一起谈天说地时，杨振宁常常滔滔不绝，而邓稼先则在一旁面带微笑静静聆听。邓稼先的母亲有时会到学校给孩子送些饭菜，也会叫来杨振宁一同享用，等看着两个孩子吃光才会离开。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杨振宁全家搬迁至昆明，而邓稼先的父亲因病只能留在清华大学，由于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日本人不敢随意干涉，因此邓稼先在崇德中学继续读了两年，随后同大姐一起南下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杨振宁成功考入物理系学习，随后继续进修硕士研究生，邓稼先抵达昆明之后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因此两人有三年在一起共同学习的时光。日军的频繁骚扰打乱了学校的正常学习秩序，却给杨振宁和邓稼先创造了更多接触的机会。
在一起躲避空袭的时候，他们二人经常一起阅读从图书馆中借来的专业书籍，一起讨论物理学中的问题。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对他们二人的一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但学习到了丰富的物理学知识，还增进了二人的友谊。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前往美国芝加哥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在毕业之后，前往北京大学担任物理学助教，在考取留美研究生之后，邓稼先曾写信给杨振宁，征求他对于美国学校的选择。
杨振宁经过反复斟酌之后，建议邓稼先到普渡大学进修，一方面离自己比较近，二人可以经常见面，另一方面普渡大学排名靠前，收费低廉，经济上能够有很好的保证。邓稼先听从了杨振宁的建议，1948年乘船前往美国深造。
在杨振宁取得博士学位不久之后，就前往普林斯顿研究所工作，并和杜致礼在美国结婚定居，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而邓稼先当时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早在国内读书期间，邓稼先就深受共产党的影响，曾经有好友询问邓稼先是否在国内等待迎接解放，邓稼先回答说：
“将来新中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好本领一定回来。”
“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邓稼先再也按捺不住回国的心情，他想尽办法同祖国取得联系，做好随时回国的准备。1950年邓稼先取得博士学位九天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冲破重重阻碍，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邓稼先回到北京之后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里工作了8年的时间，从最初的助理研究员，逐渐升任为副研究员，在彭恒武教授的领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3年邓稼先和许鹿希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孩子。
1958年8月，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通知他国家准备放一个“大炮仗”，想要调他去做这一项工作。邓稼先立刻就明白是要调自己去研究原子弹，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
“我能行吗？”
钱三强随后将这一份工作的任务告诉了他，邓稼先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当天晚上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了一些，推开房门的时候，许鹿希随口问了他一句怎么回来晚了，邓稼先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独自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晚上躺在床上之后，邓稼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各种事情搅在一起，许鹿希终于忍不住了，尽量显得不在意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面对妻子的问话，邓稼先没有明确答复，两个人静静躺在床上许久，邓稼先才开了口：
“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问他调到哪里，干什么工作，邓稼先只是回答“不知道”“不能说”，许鹿希又问邓稼先到了工作的地方给自己来封信，告诉她回信的地址总可以吧，邓稼先还是摇了摇头：
“可能这些也不行。”
许鹿希知道邓稼先的工作特殊，便不再追问，邓稼先接着嘱咐妻子，自己今后可能不能照顾家里了，这些事情全部都得要许鹿希来承担。许鹿希听完邓稼先的话，顿时茫然了，自己刚刚30岁，不但要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老人，自己还要追求事业上的前程。但她明白丈夫所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发展的大事，她不能让邓稼先因家里的琐事分神，因此说了一句：
“我是支持你的。”
从此之后邓稼先就犹如消失了一般，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随便和朋友交往，甚至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和家人透露。在漫长的岁月中，邓稼先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核事业中。
邓稼先在远离家庭的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时间，经常冒着严寒酷暑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试验，有15次在现场指导核试验的经验，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带着研究人员在试验后马上进入爆炸现场取样，收集试验效果的证据。
有一次试验中降落伞出了问题，原子弹落地并破裂，邓稼先冒着极大的危险，只身冲上前捡起了原子弹碎片，拿在手里反复进行检验。后来医生在对他的体检中，发现她的肝脏受损，身体里也带有放射物质。尽管如此，邓稼先毅然坚持回到试验基地，亲自去装雷管，还命令周围的人：
“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64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引爆，全国上下为之沸腾，但邓稼先由于身份特殊，他在其中创下的巨大功绩，就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无从知晓。当邓稼先的岳父许德珩听说原子弹爆炸的喜讯之后，曾兴奋地问严济慈：
“不知道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将原子弹造出来。”
“去问你的女婿吧！”严济慈知道内情，大笑着回答道。
“我们的两弹有外国人帮忙吗”
新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外，杨振宁听说之后激动不已，早就想回来看看，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杨振宁的愿望直到1971年才得以实现。当时他先飞到巴黎，向大使馆提出探亲申请，一杯茶还没有喝完，签证手续全部办妥，杨振宁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来华探亲的美籍华人。
杨振宁抵达上海之后，负责接待的人员在机场为他安排行程，并请他列出此次回国想要会见的人员名单。杨振宁提出到北京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当时邓稼先正在青海原子能基地，周总理看到杨振宁的会客名单之后，立刻指示邓稼先从基地返回北京会见杨振宁。
由于当时保密制度的规定，邓稼先在北京见到杨振宁之后，绝口不谈自己的工作。其实在杨振宁得知新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就猜测到邓稼先在从事这一工作，因此他十分想从老友口中证实这一猜测，邓稼先十分小心，只是回答说自己在京外工作。
杨振宁去问自己的弟弟，“京外”是什么意思，他弟弟回答说“京外”就是北京之外，看来邓稼先并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因此在之后的会见中，杨振宁和邓稼先虽然无话不谈，但就是不提及邓稼先的工作。
在离开北京前，邓稼先送杨振宁上飞机，登上舷梯的那一刻，杨振宁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好奇，转身问邓稼先：
“我在美国就听说，我们的原子弹、氢弹有外国科学家在帮助搞，是真的吗？”
对于杨振宁这样的问法，邓稼先十分佩服老友的聪明。如果自己回答“没有”，就证明自己在搞“两弹”，如果自己回答“不知道”，就是在欺骗这位老友，对不起他们之间多年的交情。看着杨振宁急切的眼神，邓稼先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你先上飞机，我以后再告诉你。”
送走了杨振宁之后，邓稼先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总理指示邓稼先，请如实告知杨振宁，我国研制两弹的过程，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并亲自安排信使，等邓稼先写好信之后，立刻赶赴上海给杨振宁送行。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邓稼先激动万分，连夜趴在桌上写信，第二天一早将信交给信使，直接乘飞机送到杨振宁的手中。为了让杨振宁在离开上海前看到邓稼先的信，周总理特别指示，信使要直接将信交给杨振宁，不可转手。
在这封信中，邓稼先明确说明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而且还表达出邓稼先在之前的见面中，有很多话其实是说不出来的。信的末尾，邓稼先给杨振宁留下了一个期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但杨振宁当时并没有看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是猜测其中有很深的含义。直到50年之后，杨振宁才坦露自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1985年7月末，张爱萍在北京主持会议，邓稼先从基地回京参加，张爱萍见到邓稼先后关切地询问他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邓稼先回答说开完会之后就去看看病，应该不是什么大病。张爱萍随后走出会议室，亲自给医院打电话做出安排，并派自己的车将邓稼先送到医院。
组织上每年都会给职工们安排体检，但邓稼先一次都没有检查过，不是去试验场，就是在其他基地，在经过一番检查之后，医生确诊邓稼先患的是恶性肿瘤，当即“扣”下邓稼先不让他走了，立即住院接受治疗。
当时邓稼先还解释说自己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不能住院，医生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丝毫没有给邓稼先商量的余地，他也立刻明白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其实邓稼先一早就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到，但没想到这么快。
为了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医生给邓稼先安排了活体取材手术，手术结束之后张爱萍焦急地询问医生检查结果，癌细胞是不是扩散了，结果医生却回答说：
“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爱萍顿时急了，告诉医生自己就在这里等着，他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在张爱萍的“要求”下，医生用了半个小时得出了结果，邓稼先患上的是直肠癌。四天之后医院为邓稼先安排了清除手术，当天一早张爱萍和核工业部的领导就来到了医院，许鹿希当时守在手术室门口，作为一名医生，她深知受过严重辐射的老年人，对癌症的抵抗能力有多么弱。
手术的过程是顺利的，但术后恢复的关键，还在于癌细胞的扩散程度，和邓稼先的身体能否禁得起放疗化疗。1986年3月14日，邓稼先接受第一次化疗，在化疗时，邓稼先一边做治疗一边看材料，许鹿希在身旁不断地轻轻擦拭他满头的虚汗。
5月16日邓稼先接受第二次大手术，清除被肿瘤侵犯的部分，以延缓病情的发展速度，但医生当时在手术台上，能够看到的癌细胞组织，已经侵犯到手术刀无法切除的要害部位，在手术之后，邓稼先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图丨邓稼先在病房用手比划氢弹大小
很多人在邓稼先生前都问过他一个问题，原子弹成功之后，国家发给他多少奖金。对于这个问题，邓稼先通常是笑而不答。在邓稼先病危的时候，杨振宁回国前往医院探望，也问起了这件事，许鹿希回答说：
“人民币10元。”
杨振宁看了看邓稼先，邓稼先表示同意，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杨振宁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接着问他们是不是开玩笑。他们解释说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当时国家发了一万元奖金，单位平均分配，人人有份，最后到邓稼先手里就只分配到10元。
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与世长辞，在他生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身后事：不开追悼会，骨灰放在母亲墓旁。几个月之后，杨振宁来到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在邓稼先的遗像前，杨振宁伫立了许久，轻声问身旁的许鹿希：
“稼先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
“1971年，原子弹、氢弹都成功之后照的，当时他47岁。”
扫墓仪式结束之后，许鹿希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双手交给了杨振宁，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嘱咐，鹿希赠”。许鹿希将盒子打开，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他们二人家乡出产的文房四宝，邓稼先最后嘱托将这些东西送给杨振宁，正是希望他们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长存。
2021年9月22日，为了庆祝杨振宁百岁华诞，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了思想研讨会，会上杨振宁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这次讲话杨振宁提到了自己第一次回到新中国时候的场景。
当时杨振宁通过邓稼先证实了中国原子弹的成功没有美国人的帮助，并再次提到了当年邓稼先写给自己的那封信。信的末尾邓稼先给了他一个期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当时杨振宁并没有明白邓稼先的意思。
后来这封信被发表在杨振宁的新书中，当杨振宁再次仔细看了之后，明白了其中邓稼先的意思，他感慨地对台下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人们说：
“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