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经济问题是c刊吗？
是CSSCI刊物。《经济问题》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一份面向国内外读者的综合性经济理论学术月刊，创刊于1979年。创刊至今，本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学术问题上坚持“双百”方针；坚持立足山西，面向全国。为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本刊的服务对象主要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实际经济部门工作者、大专院校经济系师生、企业管理者、各级领导干部及一切爱好经济理论和经济实际研究的人士。20多年来，本刊主要以稿件质量作为刊发标准，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人士的好评。
在迄今为止进行的四次全国性核心期刊评比中本刊都榜上有名：1991年在由中南财大图书馆中西文经济学核心期刊测定课题组组织的评比中，本刊列中文经济学核心期刊前100种的第13名；1992年由北京地区高等院校期刊工作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发起组织的核心期刊评比中，本刊榜上有名；1996年、2000年还是由1992年的单位，再加上中国科技信息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单位组织的中文核心期刊评比中，本刊连续榜上有名。近几年本刊还被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等多家单位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拓展资料
1958-1978年，新中国经济经历了第二、三、四、五次波动，贯穿其中的是要“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要“经济发展优先”，本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进行回顾（共3855字，阅读需15分钟）。
1958-1978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先后经历“大跃进”（1958-1960）、国民经济调整（1961-1965）、“文化大革命”（1966-1876）、国民经济前进和徘徊（1976-1978）几个阶段，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充满了曲折。
在这曲折20年中，经济总量和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防工业、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增长，多是靠高投入、牺牲消费换来的，存在不少的问题。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不同阶段不同年份起伏非常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波动背后是政策延续性不够，这个给整体经济平稳发展、人民的生活安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958到1978，我国经济制度上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虽然能够推进经济建设发展，加快工业化步伐，但造成了微观经济活力不够和经济低效运行。
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国家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和1970年国家进行了两次调整改革，用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一刀切现象严重，地方和企业僵化严重，活力不够的问题。
但由于权力下放过快，加上当时高素质经营人才队伍缺乏，造成了经济混乱，之后又不得不对下放的权力进行上收，重新走上管理过于死板的僵化道路，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当时主要是涉及两个大问题：
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是稳步推进发展，还是快速集中力量进行大发展。
从1957年至1976年长达20年时间中，对待上述两个问题上一再摇摆，导致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环境。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该报告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是探索与苏联有所不同的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关系。根据形势和经验适当调整，发展农业、轻工业，利用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建设。
二是已开始触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地方，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并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平衡中稳步前进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三个主体与补充，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
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
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上述提法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是一个突破。
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要求到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
但在前期“发展快速”“制度优势”的鼓舞下，加上当时领导人迫切希望实现工业强国的民族情绪下，发动群众运动，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促进经济跃进发展，解决当时沿海内地、城市乡村、工人农民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以工业上全民“大办钢铁”、农业上“浮夸风”、各行业“共产风”为标志，“大跃进”将中国直接带入了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反过来看，1953—1956年的高速度，一是因为低起点；二是计划制定得合理；三是人民的建设热情。即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56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数的34％，人均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1/44。
到了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减少600亿斤，1960年再减530亿斤，其他农作物也随之大幅度减产。以产粮大省四川为例，1962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54％。
工业上，“钢铁元帅”一马当先，导致基建规模大大超过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造成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1961、1962年工业生产分别下降38.2％、16.6％。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每百元积累所创的国民收入，“一五”期间年平均为35元，1959年则仅为19元，到1960年，更进一步下滑至－0.4元。
国家财政出现高达189.4亿元的巨额赤字，只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1958—1960年，货币流通量累计增加81.7％，1960年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比1957年上涨25.4％，各种食品价格比国家定价高出了3至10多倍，人民因饥饿而大量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期间过分强调“以钢为纲”，导致工业、农业投资比例严重失调。后续虽然有所调整，但是因为整体认识不够，并没有效坚持。
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苏关系出现裂缝，苏联政府撕毁了1957年10月援建项目合同，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使一些重大设计项目、科研项目、建设项目被迫中断或停工，同时逼迫中国归还债款。
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于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之前的政策进行纠偏。
在农村试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清理了“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了农村集贸市场等；
工业上调整管理体制，由偏重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向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过渡，大幅度压缩基建投资规模，对一些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压缩生产规模，降低工业生产指标等。
财政金融上加强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等；商业上恢复多种成分的商业渠道，调整购销政策，重新建立集中统一的物资流通管理体制等。这是一次集中与下放经济管理权力相结合，明晰各级责权利的有限度的调整。
这次调整很快取得成效。1966年，农业在总产值中比重由1960年的21.8％提高到35.9％，粮食、棉花总产量分别比1960年增长49.1％和119.8％，主要农产品的全国人均消费量分别恢复或超过了1958年水平。
轻、重工业产值比重，由1960年的33.4∶66.6变为1966年的49∶51，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状况有所改善，效益也有了较大幅度提高。
1962年国家财政开始实现结余，随后在这期间还清了苏联债务，到1966年，财政结余达到17.1亿元，实现了财政收支状况的根本好转。
通货膨胀基本得到制止，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从1963年开始，分别以5.9％、3.7％、2.7％和0.3％的比例下降。
以原子弹试验成功、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等为标志，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就在人们希望能进一步大干一场的时候，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摧毁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结构，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1967、1968两年，很能说明“崩溃”的无政府状态是多么可怕。
1967年的经济效益是：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为39元，1968年再跌22元。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直线下滑。1968年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未能编制出来。
1969年，从中共九大开始了恢复经济的努力，但随着政策的几度起落，经济发展处于极不稳定的波动状态。
1972年，中国改变了以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修复和美国关系，并从西方引入大量的成套设备，这就是“四三计划”。
伴随着政治经济波动的是，当时人口高速增长。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中国人口在1960年和1961年底，出现了负增长。1962年以后，中国出现空前的补偿性生育高潮，1963年达到峰顶，全国人口生育率高达43.6%，其后一直居高不下。
1973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到1978年人口生育率下降到13.53%。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1957年的64653万，增加到了96259万，2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近50%。
人民收入增长放缓，生活水平改善不够。由于人口增加，同时国家资源向重工业倾斜，人均消费增长不大，许多生活消费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1975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大抓国民经济的整顿和恢复，经济形势一度改观，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达11.9％但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风波再起，中国经济再次跌落。
1976年，“四人帮”被捕，纠正了部分极左错误，中国经济有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环境，有了1977年和1978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性增长。
1978这一年，国民收入总额比1976年增长19.4％；国家财政实现了收支相抵略有盈余，扭转了1974—1976年连续3年赤字。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平均工资由1976年的605元增加到644元；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由1976年的人均63元增加到74元；商店货架上的商品也日渐多了起来。
这两年的经济高增长率，实际上是“十年动乱”恢复性增长，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低下的经济效益并没有改变。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创造的利润，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企业管理和流通领域的混乱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1958到1978年间，新中国经济走过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波动周期，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发展优先”的争论。
而从1978年到1990年，进入改革开放前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共识，但怎么发展、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成为了新的争论焦点，在这个过程中，讨论最多的成为“姓资姓社”。在这个期间，中国经济将经历第六、第七、第八次波动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