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苏联解体时间
编者按；苏联解体已经过去整30年了，笔者采访了三位不同角色的亲历者，通过他们的表述，让我们了解到苏联解体前后，国家动荡时期老百姓悲惨生活的状况，“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坦克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广场上
一、苏联解体降旗
苏联的解体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世界各国都不曾想过苏联会解体，甚至苏联人民也想不到苏联会分崩离析。
苏联是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联邦制国家，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存在于1922年至1991年的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1991年8月，苏联国内爆发八一九事件。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宣布了独立。
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国旗
1991.12.25的圣诞夜，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夜，莫斯科时间19点38分，在克里姆林宫屋顶上飘扬了七十年的苏联国旗慢慢降落，同时升起的是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此前半个小时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辞去了总统职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红场上见证这一情景的人们表情各异，心中五味杂陈。
李岚清专机波音-767
1991.12.25下午，就在苏联解体当日，以外经贸部长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下榻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招待所，当天晚上在电视上观看了戈尔巴乔夫辞职讲话，苏联解体了。
二、中苏中俄关系历史性过度
中国代表团准备与俄罗斯等新独立国家商谈保持关系发展的议题，由此双方在此前达成的重要协议依然有效，并成为新型中俄关系原则基础，但在边界问题上中苏长达7000公里的边界变成了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的边境，原来的中苏谈判变成了四加一谈判。
专机到达莫斯科
据代表团副团长田曾佩回忆：“27日，李岚清团长会见了俄罗斯主管经贸都付总理绍欣，转达中国政府的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支持俄罗斯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俄罗斯反应积极，当即安排副外长进行会谈。”
新任副外长库纳泽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他感谢中国政府的外交承认及对俄罗斯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支持，双方承诺继续履行苏联同中国签订的各项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俄罗斯重申台湾问题上支持中方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支持俄罗斯联邦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席位。中苏中俄关系就这样成功过渡。
三、专机乘务长杨丽华的回忆
专机乘务长杨丽华回忆说；到达莫斯科的情景，让我们领教了这个动荡中的国家当下的状态，机场运行的无序和接下来充满挑战的航程，让我们对未来的旅程忧心忡忡。虽然离开北京前，从各方面汇集来的信息不容乐观，我们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知道此次飞行与以往的专机飞行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现实的艰苦超出我们的预期想象。
杨丽华与代表团团长李岚清夫妇合影
我们跟随代表团飞转在各个加盟国之间，起飞时间在不断的变换中，有的遇到凌晨起飞，只得在飞机上度过不眠之夜，机场工作人员的怠慢，让我们不得不亲手张罗一切，清扫客舱，倒垃圾，卸餐车都是我们自己完成，我们集多种角色为一身，不仅是乘务员、还是清洁工和装卸工。
有一次我们的飞机到达一个加盟国
的机场后，刚送走代表团，地面就撤走了客梯车。我们只能在狭窄的工作梯上，上下搬运物品，在冰冷的机坪上来回忙碌，漆黑的夜空和刺骨的寒冷，让我们体会到，当一个国家动荡的时候是多么可怕，外国首脑专机都得不到保障，更何况其它！
三、民航驻莫斯科办事处总经理张京生和李卫平站长回忆解体前后的莫斯科
张京生在阿夫洛尔巡洋舰上留影
张京生总经理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的高材生，1977年6月-1980年12月被中国民航委派到莫斯科工作，第二次是1989年3月-94年12月，驻外时间达10年。他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在25日那天他调侃自己说：“我白天是国航驻苏最后一任总经理， 晚上是国航驻俄罗斯第一任总经理， 一天之内变换了两个不同国籍身份。这种经历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啊！”
左一张京生总经理在莫斯科红场留影
张总回忆说：“我是看着苏联解体的，给我感触最深的是老百姓的财富一夜之间缩水为零，吃一顿饭要几万卢布，太吓人了，美金兑换卢布从1:0.5涨到1:4000。
苏联经济崩溃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介入，把苏联钱洗光了，先大量收购卢布，然后猛劲抛出去，当时我们也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回过头去看都明白了，当时苏联政府采取的制止通胀的措施是1000卢布以上的大面值的卢布作废，5000面值的作废，民航办事处惨了，手里有很多大面值，赶快出去把钱换成东西，随便换点什么都行。
1994年6月28日在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留影（左二张京生）
左二张京生总经理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加招待会
其次是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是老党员，看到苏联共产党员，在没有了苏共执政党支持以后，自戈尔巴乔夫辞职，所有党的机构都关门了，这些官员，靠吃党的理论饭的，没有一技之长，一夜之间由天上坠到地上，原来存的工资，本应生活很富裕，通货膨胀后都归零了，日子过得非常悲惨，马路上经常出现站着要饭的党员，全写着“我挨饿，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脑子里，更加深刻的体会，国家不能乱，共产党不能倒，否则受苦的是老百姓。”
张总还参加了15个加盟国家的建交过程，他回忆说：“李岚清和田曾佩的专机到达莫斯科的时间苏联还没有宣布解体，到了使馆吃完晚饭后，19点多坐在招待所看电视时，戈尔巴乔夫才宣布苏联解体，红旗才从克里姆林宫顶上慢慢降下来的。
张京生总经理在冬宫留影
我们办事处负责专机的接待及保障工作，我随同飞机一起飞往十几个国家建交，由于解体的15个加盟国大部分都讲俄语，不讲英语，沟通起来难度很大，我这个会说俄语的发挥了最大作用，除了保障机组的吃住行，维护好飞机，还要当好飞行机组的翻译，那段日子真累死我了，没睡过一天好觉，每天都处于紧张状态，特殊时期不能出任何纰漏，那时候台湾也派代表团去建交，我们要抢在台湾建交前与各加盟国建交，否则，建交成本会大幅提高，外交部谈建交，商务部谈经济，我参与了与好几个加盟国的运输部长的谈判，每天飞一个国家，就跟打的一样，我们调侃说是开着飞的各国跑，记得我们到一个小加盟国，他们没有接待过外国飞机，不会讲英语，机长就把我请到驾驶舱帮助翻译，对话是这样的：
塔台：“你们是哪阵风吹来的？”（这是塔台问的原话，）
我也幽默答：东风啊！
塔台：你们有航路申请吗？
我答；你们有独立批准航路的权利吗？
塔台：没有啊！
我答：我们有前苏联民航总局签发的航路许可证，编号是xxxx
当时这些小国都很乱，他们也不敢与俄罗斯民航局核对就放行了。就这样我用一张前苏联签发的许可证，自己编号，蒙着飞了所有的刚独立的小国，一个加盟共和国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突然升格为一个国家，刚独立的混乱和无助可想而知，没有外交部，国家领导人也是刚到任，一切都在混乱无序状态，好在我有十来年苏联工作经历，熟悉当地情况，所以游刃有余的全对付过来了，他们新运输部长的运输知识实在不敢恭维，很多知识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我们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各加盟国从未接待过波音系列飞机，没有波音飞机拖把，这是个大问题，飞机拖把就是飞机拖车的一根牵引杆，大约400公斤左右，配有两个小轮子，起着连接飞机作用，由于飞机没有倒档无法向后行使，所以在停机坪都是由拖车将飞机拖到滑行道，飞机再启动滑出，但是不同的机型使用的拖把型号也不相同，苏制飞机的牵引杆是不能用在波音飞机的，还好我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提前带了拖把，否则飞机停的位置不对，无法起飞会耽误大事情。
飞机拖把
12月的天气是莫斯科最冷的季节，天寒地冻，连机上电水壶都冻坏了，飞机也出现过一些故障，可把大家紧张坏了，为了排除故障，机组在冰天雪地极其严寒下工作到深夜，在大家的紧密配合和努力下，保证了专机安全和正常飞行，同时，抢在台湾前面与多个加盟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次专机飞行了两万七千公里，38个小时和10余次起降，在恶劣的条件下保证了安全准时执行任务，代表团李岚清团长给民航局发来了表扬信，民航局也对机组进行了的表扬和嘉奖，虽然没有专门提到办事处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民航的驻外机构为中苏中俄关系历史性过度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了。时间虽然过去30年，这段经历我依然记忆犹新。
李卫平站长曾两次派驻莫斯科办事处，第一次是1984年8月在中国民航驻莫斯科办事处、第二次是1994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
二战反法西斯纪念在莫斯科剧院广场留影（右二李卫平）
李卫平站长回忆说“1984年我第一次去莫斯科工作，当时民航办事处与机组都住在中国大使馆招待所，我们与使馆各部关系也很融洽，办事处的工作是接送中国来的飞机，安排来往旅客坐飞机的一切事宜，同时也负责安排机组在莫斯科的食宿，另外也要做客票的销售工作。
第二次是1994年去莫斯科办事处工作，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乱象，印象极为深刻，苏联乱像也不是偶然，任何事物灭亡前总有征兆显示出来，苏联也是这样，解体之前，社会动乱，治安没有安全感，政府部门贪腐严重，安保部门也不作为，抢劫偷盗时常发生，物价飞涨，一天一个价格，美元兑换卢布从1: 1:4000 1:20000之多，被恶性通胀收割的老百姓一贫如洗。
一群俄罗斯妇女手拿几件小商品在出售
在莫斯科红场旁最大的古姆百货商场的外墙边上，站着一排着装体面的妇女，手里拿着几件小商品，等人来询问购买。市民们每天为了生计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生活用品，有时还买不到，人们将这些乱象归纳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和错误政策导致苏联解体。
后来民航办事处从中国大使馆搬到了市中心铁匠桥一带土耳其办事处楼下，由于治安比较乱，办事处还雇了一个叫萨沙的安保人员。其实用处不大，黑社会来收保护费，他也不敢管，黑社会抢钱，拿枪对着我们的头，说不怕那时假的，万一他耍混开枪呢，当时汗都下来了，后来通过使馆武官处找到KGB的关系人摆平了，情况才好转。为了自身安全，我们也准备一些枪支，当然不是真枪，是从国内带来的电击枪，也可以近距离发射。
土耳其蓝色清真寺前留影
我驻外使馆和多个驻外机构的汽车经常被盗，车被盗的很奇葩，都是外出办事时丢的，有的车就停了几分钟，出来发现车没了。
据说偷盗车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盗车团伙，盗车速度极快，为了防止车被偷各驻外机构也加强了防盗措施，方向盘也加了锁，但是每加一道锁，最多只耽误一分钟时间还是被盗走了，所有被盗车辆虽然报了案，但因莫斯科警察局的不作为一辆都没有找回。
德国马克思故居前留影
我的感觉是苏联解体后，一些原来的黑帮和小混混开始作乱，抢劫偷盗对象主要是中国人，因为国人去做买卖的倒爷都是以美元现金来交易，警察也爱查中国人车辆，因为每次都有收获。到94年就已经平稳了很多，小抢劫多是吉普赛女人和小孩，持枪抢劫多是黑毛，也就是指原来的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人。
那时我们最担心的是销售款被抢，因为当时办事处售票只收美元，每天的销售款要带回办事处驻地（外交公寓）。原来销售款存在售票处的保险柜里，航班时带回，后来售款被盗后就每天带回驻地，由中国银行驻莫斯科的人到办事处会计住处取走，我们住在外交公寓比较安全，但为了保险，门窗都加了护栏，并且养了一条黑贝狼狗，这条狗在公司是有账户的，每月有伙食费的。不管怎么样，狗也比聘用的保安起作用……
在三位老总的回忆中，最大的共同感触是，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国家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构建人民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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