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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为什么在《鹿鼎记》里把大汉奸吴六奇洗白成反清复明的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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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吴六奇在《清史稿》中并无单独列传,可见是一个历史小人物。
其现在能为多人所知,应该是拜金庸《鹿鼎记》所赐。
在《鹿鼎记》中,吴六奇既是一位有勇有谋、雄才大略的将军,也是一位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海内奇杰,最重要的,他是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天地会堂主,身为清官,暗中从事反清复明活动。
因此,吴六奇成了金庸作品文学画廊中一个光彩照人、凛然如神的英雄人物,得到了读者的激赏和敬仰。
1985年,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人民政府公布湖寮圩吴六奇墓为文物保护单位时,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的高度关注。
但是,《鹿鼎记》中的吴六奇,只是金庸精心塑造的文学人物形象,真正的吴六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还必须查找史学材料。
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一年所提出编纂的《贰臣传》里是有《吴六奇列传》的,可见吴六奇其人和李永芳、孟仁芳、祖可法、耿仲明、冯铨、钱谦益、龚鼎孳等是同一类人,称之为汉奸,是没有问题的。
《吴六奇列传》记:“吴六奇,广东丰顺人,明亡,附桂王朱由榔为总兵,以舟师踞南澳。本朝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与碣石总兵苏利迎降,六奇故贫时乞食他郡,习山川险夷,至是,请为大军向导,招徕旁邑自效……”
看,吴六奇原本是桂王朱由榔(即南明永历帝)手下的总兵,但在尚可喜南下时率兵降清。
那么,金庸为什么要在《鹿鼎记》里把吴六奇洗白成反清复明的义士呢?
应该与王士祯《香祖笔记》之《吴顺恪六奇别传》,蒋士铨的戏曲《雪中人》,钮琇的《觚賸》、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大力将军》等记载有关。
这些野史材料中,都记载有金庸先祖查继佐与吴六奇交往的传奇故事。
以《聊斋志异》之《大力将军》的记载为例,说吴六奇早年以讨乞为生、落魄潦倒,查继佐慧眼识英雄,慷慨资助。吴六奇后来功成名就,知恩图报。
蒲松龄在文末由衷赞叹说:“施舍丰厚的东西给人却不问人的姓名,查继佐真像古代有侠义的大丈夫!而吴将军的回报,以及他的慷慨豪爽,也是千古难得一见。这样的胸襟,就不该在乡间老死,所以这两位贤人的相遇,也不是偶然的。”
王士祯《香祖笔记》之《吴顺恪六奇别传》还煞有介事地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康熙初年,查继佐无端被牵扯进了“庄氏明史案”,差点丧命。正是吴六奇上下奔走、多方打点,才将查继佐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费之墀的《恭庵日记》也记,查继佐是得益于吴六奇的活动,得以从“庄氏明史案”中脱身——“当时查伊璜看守镇禁在营,无计可施,只得差人往广中吴六奇处求救,的免于难。”
祖上既然有这样一件侠义传奇故事,吴六奇又如此投桃报李,金庸当然要好好发挥一番了。
但如果按《贰臣传》里《吴六奇列传》的史实写,吴六奇乃是一个不忠不义、人面兽心的奸邪之徒,则在雪中赠衣助款的查继佐,就成了为虎作伥的无聊文士。
所以,必须洗白吴六奇,金庸才能达到侧面赞颂祖上查继佐的目的。
补一笔,为了美化吴六奇,金庸在书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吴六奇泛舟大江,面临大风大雨,放声高唱《沉江》。其实,《沉江》是清初作家孔尚任《桃花扇》里面的一个折子,这《桃花扇》是康熙三十八年才完成创作的,金庸先生提前安排吴六奇来唱孔尚任尚未写出的东西,可见金庸写东西比较随意、缺乏考究。
金庸的缺乏考究同样体现在查继佐与吴六奇相交事件上。
吴六奇儿子吴启丰写的《东山七秩乞言启》有“从游皆道皆别说,贩乞而为朋”之语,即吴六奇早年的确有行乞过。
《贰臣传》里《吴六奇列传》记吴六奇行乞事为:“六奇故贫时乞食他郡”。这里“他郡”,不知是否包括有浙江。另《清代碑传全集.吴六奇》又记:吴六奇“贫时乞食粤东诸郡,悉山川形势。”即这些郡,其实是“粤东”境内的。
所以,吴六奇是否曾得查继佐捐助,是存疑的。
事实上,查继佐死后,他的门生沈起和查家子孙为他写有年谱,名为《查东山先生年谱》。
《查东山先生年谱》明确否认查继佐义助吴六奇事:“葛如,方布衣野走,世传余有一饭之恩,怀之而思报。其实无是也。是则公在时已传其事,故公为之辨。”
注意,吴六奇号“葛如”,意为效法诸葛孔明。
对于流传于民间的雪中邂逅、饮酒赠袍传说,《查东山先生年谱》的评论是:“痴人说梦,添足而已。”
那么,传说的源头是从何而来的呢?
《查东山先生年谱》又记,崇祯三年(1630年),查继佐“与十二翁就试武林,遇乞儿陆晋、于畏五等,陆晋山西人……抗声高歌,目空左右,群丐唯唯听命,先生异之…遂邀归寓,为之节沐,为之衣冠,同社诸子皆亲如昆弟。”
原来,查继佐于崇祯三年与好友十二翁同去武林(杭州)试第,偶遇了陆晋和于畏五两个乞丐头目,惊奇于陆晋“抗声高歌,目空左右”的作派,将之延请回家,待如兄弟。
估计,蒲松龄和纽琇等人就是把陆晋和吴六奇混为一谈了,毕竟,陆晋在江浙方言发音里和六奇是相似的。
查继佐的乡人吴骞在《拜经楼诗话》称:“查东山先生遇吴顺恪(吴六奇字顺恪)之事……有似之传闻之过者。”
查继佐的门人刘振麟和周壤即标小注,云:陆晋是也。
《查东山先生年谱》记查继佐和吴六奇的相识,是在顺治十五年,该年,查继佐已经五十八岁了。
该条记载为:“入潮(州),先生族弟令东莞,就之。潮镇吴葛如随役迎先生于军。吴与督府李皆非旧识,而倾倒一如故交。”
看,查继佐与吴六奇以及“督府李”(指李凤栖)都不是旧识,只是“倾倒一如故交”。
那么,查继佐在“庄氏明史案”中能够脱罪,是否“倾倒一如故交”的吴六奇的功劳呢?
答案是否定的。
《查东山先生年谱》记: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查继佐从学生陆子丽口中得知南浔庄廷鑨作《明史纪略》未经自己同意,私下将自己的名字刻印其上,“殊骇”之下,“因投牒督学”,首起告发,最终“生三家三百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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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隐藏着吴六奇与浙江海宁望族查家之间的关系。
首先来看,《鹿鼎记》有多重含义。
一层,通过《四十二章经》中的秘密,最终得知大清的宝藏和龙脉在鹿鼎山。
二层,鹿指百姓,鼎指政权,表示政权更替。
三层,逐鹿,问鼎的典故显而易见,小说中的势力不断,群雄并起,反映着康熙逐鹿中原。
因此,与其说《鹿鼎记》是一部武侠小说,毋宁说是一部夹带私货的历史戏说。
历史里的吴六奇原为永历帝时期的总兵,后降清,在潮汕等地严格推行“禁海策”,得顺治赏识,授挂印总兵官左都督、太子少保、晋少傅兼太子太傅。
小说中的吴六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反清义士,与查继佐的救命恩人。这里便牵扯到吴六奇与浙江海宁望族查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均有吴六奇巧遇查继佐并成为至交的记载。
金庸在小说《鹿鼎记》中洗白吴六奇,其目的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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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笔名,他姓查浙江查氏,祖上曾经做过满清政府的官。金庸本名查良镛,属于东林党的后代洗白祖先?有什么好奇怪的。再说了,人家写的是小说。而且还属于玄幻类的武侠小说,又不是史书。谁让你们把小说当成历史书来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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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并不是历史演义。对于一部历史著作来说,必须严谨地推敲书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务求完全遵照史实;但是对于一部小说而言,其中的情节经常可能和历史存在一些出入。小说是允许虚构的,有时某些写法可能是为了适应情节的需要而定,这其实不必过于苛求。看历史著作的人是为了研究历史,书中自然不得有误;但是看小说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娱乐,读者只要能从中得到乐趣,又何必计较太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