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读古籍，你从古籍中能收获什么？
优质回答：
上学时其实挺不喜欢读古籍，一方面青少年时期自以为要阅读新兴人类的书籍，不屑于与古籍为伍，另一方面古籍的难以理解和精读需要的时间难以保证。
到了中年之后，喜欢读古籍，听古籍解说了。中年人成熟能沉下心来慢慢阅读和品味古籍，中年人的阅历也更能理解古籍的精髓了。
《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让我们了解了为人处事要跟上善若水，跟水学习其灵活性和低调，但是水的力量却是强大的。在生活中从人的态度、品德、言行、能力、处事、人际关系等方面为我们做出指导。
《易经》里也有类似的关于品行方面的经典语句，如“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说的是君子遵循道德的指引，积累小的善行，以成就高尚的品德”。这与《三国志.蜀书.先主状》里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其实一个道理，善行积多了个人可以修身，国家可以行大善。
中年人的智慧一半来自阅历，一半来自古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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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我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方向就是古籍阅读。虽然自己很菜很菜，但是还是想说学习研究“古籍”是一种多么棒的体验。
首先，我的导师是一位非常非常棒，在学术界极其有名望的一位老前辈，这总是能让我感到无比骄傲。老师言谈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学者气质深深吸引着我，以至于听老师讲课的我甚至于和我一起去旁听的其他同学每每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老师仿佛一个知识宝库一般，他的脑子里储存了太多太多的书籍，哪怕是讲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他都总能引申出与之相关的点点滴滴。绝对是比任何搜索引擎都更好使用的“万能库”。这种“博学多才”的特有气质是古籍阅读的独特魅力。
其次，跟着导师学习以来才发现了很多只有古籍独有，而现代书不曾有的特点。比如，阅读古籍是真正需字字斟酌的，而不像现代书籍可以一扫而过。因为你若不字字斟酌，看了也不知所谓，完全相当于不曾浏览过。最关键的是，现代书籍是经过旁人“理解翻译”而来，其价值已经大打折扣，更有甚者，其理解是错误的，这样就完全误导了读者的理解。而且这是现代社会非常普遍的问题！！！
最后，在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啊。古籍阅读带给一个人的感受绝对是其他书籍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啦！毕竟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尽在其中啦！
其他网友回答
现在喜欢古籍读懂古籍的人并不多，它的深傲内涵和源远历史对于现代人来说永远是个谜！这个古老的文化给人们生活的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他网友回答
回答关于古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了解古籍的相关知识，
一、中国古籍的分类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 、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二、古籍的上限、下限：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广义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旧体诗文集、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之类，一般仍可以划入古籍范围。中国历史一般从有史以来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算作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1840年以后的历史就划入近代史。但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学术文化马上统统起根本性的变化。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统治结束的七十年间，新撰写的书籍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没有多少不同。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为下限来得合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中国的古籍在数量上以用汉文撰写的为最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也是中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的古籍。
三、古籍的兴衰
中国图书事业随社会进程发展，春秋时代图书性质偏向官方档案，战国时代，图书转成传播知识的媒介，也开始有了私人藏书。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政策，将部分私家藏书移入宫廷及政府机构后，进行焚书坑儒，是中国图书发展的黑暗时期。汉兴，图书事业又慢慢恢复过来。到了隋唐，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传钞写本书极盛，官家对图书的整理达到高峰；雕版印刷术也应时而生，中国图书事业迈向全新的局面。两宋是中国图书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编书、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官府、私家、坊间三方面编印书籍并行。
明、清两代，朝廷则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与人力，主导编书事业，二十世纪初，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图书事业遂迈向另一全新阶段。
四、古籍的源流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
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线装时期：
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五、我喜欢读古籍
说到读古籍，我也是喜欢的，但是现在经济社会大都浮躁，能静下心来读就很不容易，想要读懂古籍的词句，就已经需要很大的文化功底了，更何况还有很多生僻的字，但是，如果真的能读懂并且理解，那绝对是受益无穷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古籍就是文化的载体，不但能学到很多实用的知识性的东西，用以安身立命，更能学到人生的大智慧，用以成人。
六、我喜欢的古籍《世说新语》古籍，是古人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因为终日为生活奔忙，我用于读古籍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若说二十四史，那时要毕业的时，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论史记里的复仇思想》，对里面的里面的内容稍有耳闻，为古人的各种看似怪异，实则兼具气质与风度的人格所感染，而《世说新语》则是最喜欢的一部书，我喜欢那种真名士自风流，清峻通脱的气度。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大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暂且放下里面的清谈不论，或许对这种不务实的清谈有争议，现代也会有人觉得阮籍，嵇康，刘伶等的思想过于乖张，和当下的潮流不符合，但是我认为里面的不畏强权，看似反叛礼教，实则是因为礼教并未真正的彰显，故而弃世隐逸，我认为真正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都做了权贵的权杖，口口声声说着忠孝仁义礼智信，而到底权贵中，又有几人，从内心深处去奉行呢。故而，我认为魏晋的风度是因为礼法之不张，而表现出来的独特与不愿同流合污的风骨！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声律启蒙》我还喜欢《声律启蒙》，那时候老师介绍说只要背熟了这本书，对联就没有不会的，于是就去背，但是学生时代毕竟爱玩，背了前面一些就没有背了，确实极其优美，让人赞叹无比。读了之后写古诗词倒是欠缺，因为毕竟功底不够，现在也不是那个环境，但是对于写普通的文章，确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它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诗词和对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形式，两千多年来一直薪火相传，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古代，自私塾的幼童起，就开始这种文学修养的训练，对声调、音律、格律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一些声律方面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而其中清朝康熙年间车万育所作的《声律启蒙》，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
如今我们使用的，是清代光绪癸未年间约公元1883年成都魏朝俊“墨耕堂”私藏的版本，其封面题名为《声律启蒙》，内页所载名为《声律启蒙撮要》，作者题名为“衡山聂铣敏蓉峰重订、邵陵车万育双亭著、湘潭夏大观枫江笺”。此书既名为“撮要”，自然只会节录撮取《声律启蒙》中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部分，它分为上、下两卷，只有平声30个韵部（即绝大部分格律诗所用的韵部），很明显，这是撮取了祝明撰写的前两卷，并以它为基础，进行了一些作者认为是必要的删改和修订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