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散文|青铜铸文明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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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青铜器专题博物院，收藏文物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一组，有“数量多、重器多、精品多、铭文多、标准器多”五大特点。文/梅子青2018年5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抵达西安我未作停留，直奔宝鸡而去。那座矗立在石鼓山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吸引我，游览青铜器博物院，是我此行的目的。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青铜器专题博物院，收藏文物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一组，有“数量多、重器多、精品多、铭文多、标准器多”五大特点。设有《青铜铸文明》基本陈列和三个常设专题陈列。由于时间有限，我的兴趣又在青铜器。一天的时间，主要参观了《青铜铸文明》基本陈列的四个展厅，四个展厅的名称分别是：“青铜之乡”“周礼之邦”“帝国之路”和“智慧之光”。展厅的名称体现了各个展厅的主题。　　 陕西宝鸡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虽然当时不叫宝鸡，曾有过许多其他称谓，譬如陈仓。提及陈仓，我们一定会想起那段历史烽烟，想起一场发生于楚王与汉王之间的战争。一千多年过去，我们无法还原那段历史，只能按照“成王败寇”的历史法则，来接受汉高祖刘邦建国的辉煌。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早已不过多追究了。　　 西周280多年，是人类青铜文化鼎盛时期。有学者认为青铜溶铸改变了物质属性，它的制造和使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向真正文明。自汉代以来，宝鸡境内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就多达数万件，宝鸡因此以“青铜器之乡”享誉世界。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清末出土于宝鸡，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它的出土，为金石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晚清时期，帖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已呈衰微之势，许多人在迷茫中寻找书法艺术新的出路，提出了“向古法学习”的主张，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如清末吴昌硕、民国时期的黄宾虹，就深受其益，从金石学中吸取了大量营养，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为表现“青铜之乡”主题，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主要采取复原“杨家村窖藏”的方式。白盘、毛公鼎、散氏盘和大盂鼎，作为宝鸡早期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只有复制品陈列在第一展厅门口。它们的原件，白盘和大盂鼎存于国家博物馆；毛公鼎和散氏盘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由于陈列的是复制品，其制作更为精美，铭文更加清晰。也因为是复制品，像我一样的参观者，都可以近距离观摩欣赏。　　 杨家村窖藏复原，是第一展厅的重头戏。所谓杨家村窖藏，是指2003年1月19日，陕西宝鸡眉县马家镇杨家村5位村民，在砖厂取土时发现的青铜器窖藏。经过发掘整理，共出土27件青铜器，其中鼎12件、鬲9件、壶2件、匜、盉、盘、盂各1件。每件器物都有铭文。这批青铜器组合完整，礼器、酒器、水器、食器一应俱全；形体硕大，造型精美，纹饰繁缛；长篇铭文字体遒劲古朴。经过推断，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大约为西周晚期，铭文纪录涉及逨、单五父、叔五父等历史人物。　　 杨家村窖藏是继1975年岐山董家窖藏，1976年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大批西周青铜器之后，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宝鸡是青铜器之乡、是周秦文化发祥地。　　 周人始祖后稷，是上古时代尧、舜时期的农官。据《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卒，子不窋（zhu，第二声）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戎狄之间”，据专家考证，为今甘肃陇东庆阳一带。周人在陇东经过三代人的全面发展和深厚积淀，到了公刘统治时期，政权建立，制度初创，力量壮大，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早期周文化。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称“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司马迁提及的诗，当然是指《诗经》。《诗经》里收录了一些周代诗歌，其中《诗经·鲁颂·閟宫》有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这里的“岐”，即是“凤鸣于岐”的“岐”，今宝鸡岐山。所谓的后稷之孙，则是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带领周人迁徙关中的目的，是为了与殷商争霸天下。古公亶父死后，又经过季历、季昌，即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宏大局面，为翦灭商朝政权做好了准备。周武王十一年，武王亲率联军与商决战于朝歌（商都城）郊外牧野，史称牧野之战。殷商军队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占朝歌，商纣王逃奔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青铜器是国之重器，在周朝达到制作高峰，绝不是偶然的。除了与周人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关外，与宝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就地理位置而言，宝鸡南靠秦岭山脉，北依乔山，渭河穿城而过，在西面围合，形成了封闭年代文化交流孔道。于是，西戎文化、草原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在此汇聚融通，成为推动周文明进程的强大动力。　　 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是有节点的，它表现为人类进化条件和自然环境条件的衔接。衔接的完成，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单方面条件决定的，因此，一切人类文明都是非选择性的自然、自发进程。西周时期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文明进程也不例外，它是由自然环境因素和周人迁徙进化条件衔接状况决定的。在那个节点上，衔接成功，表现为周人的繁盛，呼之即出。　　 “杨家村窖藏”出土的是西周晚期青铜器，这一点可以通过推究器型、纹饰得到证明，但要明确纪年，还非得通过铭文才能确定。好在“杨家村窖藏”出土的27件青铜器都有铭文，有的还是长篇铭文。如后来被命名为逨盘的铭文多达373个字，追述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文王至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功绩和对单氏家族列祖列宗的册封等，是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最明确、最完整的记载。　　 在周代，有明确的列鼎制度。“一言九鼎”就来源于西周的列鼎制度。“杨家村窖藏”主人单逨，墓葬中除了盘之外，还有大小10鼎。按当时的陪葬制度，周王才能配享“九鼎八簋”，单逨的10鼎显然违背常礼，但因为没有明确记载，其缘故我们不得而知。周宣王四十三年鼎铭文，则因明确记载了另一件事，让我们感念至深。　　 周宣王四十三年鼎铭文，事实上是周宣王任命单逨为监察部长的任前谈话。其主要内容是四个“毋敢”，要求单逨为政修德，勤于政务；守法奉公，依法用权；明察秋毫，公正司法；为官清廉，勿欺弱小。最后周宣王说：“毋龚橐，龚橐唯有宥纵，乃侮鳏寡，用作余一人死，不肖唯死。”告诫单逨不要“宥纵”而“侮鳏寡”，不然所有罪责都在他自己，周宣王必须承担用人失察的责任。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轮台罪己诏》，出自一代雄主汉武帝。参观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熟悉周宣王四十三年逨鼎铭文后，才知道，君王自我反省、自担责任、幡然醒悟，原来是一种传统，只不过是在汉武帝身上得到发扬光大。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又追求长生不老，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琚和卫皇后，受诛连者达数万人。一个人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罪错的危害程度越深重。对汉武帝而言，如果任其发展，最终结果是失去江山社稷。在北击匈奴失败后，西汉王朝内外交困，汉武帝通过自我反省，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新疆轮台颁发《罪己诏》，明确“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武帝雄才大略，虽然有过失误，但终其一生，仍不失为大汉王朝最杰出的皇帝。秦始皇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及其二世横征暴敛、荒淫无度，使曾经气势如虹的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祚很短。然而政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文明的消弭。秦代青铜器在继承的基础上，还是有了新的发展。　　 “帝国之路”专题，主要展示了秦人崛起的历史遗存。1978年在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出土了五鼎四簋及秦公钟、秦公镈。其铭文，记载了“秦承周制”的情况和秦人在当时条件下，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改革的情况。　　 秦人原本生活在东海附近，山东一带。秦襄公时期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正式成为诸侯国。当时，周平王分封给秦国的岐山以西土地，仍在戎人手中。经过秦国几代君王的不懈努力，尤其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实力增强，版图扩张。几经迁徙，在雍城建都后，又经过三四百年苦心经营，最终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秦人的崛起，是人与自然的又一次完美衔接。在那个节点上，秦始皇顺势而为，最终灭了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　　 秦公钟、秦公镈是打击乐器，也是秦武公祭祀祖先的礼器。在陕西宝鸡博物院，秦公镈是镇院之宝。秦公镈通高75.1厘米，重62.5公斤。秦公镈造型奇伟，为钟形，九条蟠龙四面附着，成为飞棱；镈身铸有五条飞龙和一只凤鸟；顶部一龙一凤，背对背，向后回首。秦公镈上的凤鸟，或许源于周人的“凤鸣于岐”，那样，它就是“秦承周制”的实物证明。　　 秦公镈上有铭文135字，铭文中提到了秦襄公、秦文公、秦静公、秦宪公四代世系。“赏宅数国，成为诸侯”，说的就是秦襄公被赏宅受国之事，是一部发家史。秦公镈铭文居于镈口，空间较为宽松，章法行列疏朗，笔法流美劲健，是学习大篆的上佳范本。　　 《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周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也不例外。青铜器作为祭祀的物质载体，在周秦时代达到制作高峰，与周礼多繁文缛节有关。为显示等级差异，体现等级森严，与之对应的青铜器门类繁多。第二展厅“周礼之邦”，就陈列了各种各样的酒器，让参观者大开眼界。周早期接受肉林酒池的教训，虽然发布了最早的禁酒令，但为显示等级差别和满足祭祀需要，酒器品类依然众多。第二展厅，陈列的酒器琳琅满目，以等级最高者使用的爵，最为精美。　　 陕西宝鸡博物院的青铜器洋洋大观，数不胜数。除鼎、簋外，还有尊、盂、卣、觥、镈、甗、甑、斝、觚、瓿、盉、匜等等，名类繁多，不可尽述。除前面介绍了的逨盘、逨鼎和秦公镈以外，还有两件东西，在我看来非提不可。　　 一件是何尊。何尊是一名何姓贵族所作的祭器，其突出价值在于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虽然其字形和字义与现代有很大差别，但作为起源，正好给予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嬗变的空间，而这种变化形成的历史脉络，正好搭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本架构。另一件是胡簋。胡簋是目前存世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被称为“簋王”。胡簋的制作者周厉王，留下了“道路以目”的骂名，与商纣王、夏桀一样，被称为暴君。历史波谲云诡，胡簋的出土，有可能洗刷周厉王的骂名。胡簋铭文是周厉王的政治宣言，记载了周厉王的人事制度改革和财富制度改革。但是由于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的利益，诱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最终奔亡。依照“成王败寇”的法则，由当权者书写的历史，周厉王不可能有好名声。事实上，周厉王的严苛、触犯遭致的恶评和愤怒，连同他改革取得的些微成效，在人与自然衔接的节点上，都是成全“宣王中兴”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周厉王功不可没。　　 冰冷的青铜器在历史风霜的驳蚀下愈加凛冽，但当人与自然磨合的艰辛在岁月中淡化，它们带着人类信息，传承人类文明，于是都有了温度和生命。从陕西青铜器博物院归来，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借重青铜的厚重，牢记历史的厚重；都可以依据青铜铸造的文明，通过追溯和缅怀，明晰使命，学会担当。作者简介
作者，梅子青，本名童天怡，女，1966年4月出生，公务员，爱好文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在纸媒《江西新生报》《江西监狱》《中学生之友》《家庭教育》《江西法制报》《江西日报》《特殊园丁》发文数十篇，曾任《江西监狱》杂志编辑。编者按
作者游览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从形形色色的青铜器的演变中感受中华民族历史的变迁，文明的传承。围绕“青铜铸文明”这一主题，作者娓娓道来各个历史时期青铜器发展的状况以及出土文物所传递的人类文明。作者全文脉络清晰，按照“青铜之乡”“周礼之邦”“帝国之路”和“智慧之光”铺陈全篇，叙述各种青铜器及其铭文传递的文明信息，引领读者在历史的云烟中感受民族文化的厚重。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使人知兴替。作者细细“品读”青铜器，盛赞青铜器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对后人了解历史的重要价值以及文明传承方面的意义。文章有科学的说明，有感性的赞叹，有理性的剖析，深刻反映了青铜器所铸造的文明对人类的意义——牢记历史的厚重，通过追溯和缅怀，明晰使命，学会担当。一篇思维别致，内涵丰厚的散文，推荐赏阅！【编辑：风逝】【江山编辑部?精品推荐202010200007】江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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