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废法，为什么？
优质回答：
原因很简单，因为苏轼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宋神宗熙宁二年以后，随着变法的推行，新旧两党也在斗争中逐渐泾渭分明，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将朝政搅的翻天覆地。
被人视作旧党的苏轼，曾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坚决反对新法，可元祐年间旧党得势时，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从表面看，苏轼的行为前后矛盾。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他不以“党派利益”和“私人恩怨”为行事准则的外在表现。
苏轼是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先说句题外话，知识分子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概念，特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人。
而在奉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宋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子多追求“东华门唱名”，进而成为帝制时代附庸于“王朝统治”的高级“脑力劳动者”。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事准则，无一不是为了“王朝统治”服务。
在这种价值观下，人的道德反而不那么重要。如北宋名臣欧阳修，为了将以“武人”入枢密院的狄青赶出朝廷中枢，不惜捕风捉影，有意诬陷，手段之恶劣，与他后世的“文名”相差极甚。
但是，我们只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因素，就不难理解欧阳修如此做为的必要理由。唐末至五代，武人割据乱政，荼毒天下两百年，因此北宋自立国开始，便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以避免再次出现“武人乱政”的情况。狄青以武人入两府，显然打破了这个底线。
在欧阳修看来，驱逐狄青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正确行为，私德自然就不是那么重要。他显然不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我们只可以将生于那个时代的欧阳修看做一个合格的政客。
我们再看苏轼，他在反对新法之初，理由和旧党大致相同，无非是新法改易过甚折腾百姓、与民争利等等，并因此遭受新党迫害十余年。直到旧党上台，当司马光打算尽废新法时，苏轼却没有和纷纷起复的旧党中人落井下石，反而出人意料的站出来反对尽废新法。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新法自熙宁年间开始已经实行十余年，百姓也渐渐适应习惯了，虽然仍旧有着种种弊端，可再贸然尽废，与熙宁年间骤然变法，折腾百姓不是如出一辙吗？
在苏轼看来，尽废不如增添修改，废除那些所谓的“弊法”，留下“有益”之法。这种施政态度显然是更客观，更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尽管司马光与之交谊颇深，而且在“乌台诗案”发时，又对他多有营救之举。可他仍旧站出来，用近乎于“撕破脸”的举动，与司马光据理力争。
但是，这在“党争”极甚，旧党清洗报复新党的元祐年间，可谓极度特立独行，没有极大的勇气，绝对不敢站出来和旧党首领进行公开争辩。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于江宁，苏轼奉命起草制文。当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曾不止一次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但他并没有因此夹带私怨，反而在制文中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制文中非但没有对新法予以贬损，反而客观评价了新法在多年实践中的完善与进步，肯定了它对国家的积极作用。由此可以见得，苏轼对新法的态度与绝大多数旧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对新法的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为深刻、全面。
由此，也可以充分解释，当司马光决定尽废新法时，苏轼为什么又站出来进行反对。
新法虽好，但确有弊端，苏轼反对新法中的弊法，不等于站队旧党
王安石主导的新法在推行初期，确实有着很多弊端和不足，这也是历代改革家进行“自上而下”改革时，最容易出现的通病。
苏轼最初反对新法的理由大致有两点：1，新法改易过甚，骤然实行又急于求成，唯恐百姓难以适应，而折腾过甚；2，新法中存在着不少弊端之处，除了有与民争利的情况，还过于繁杂，容易为胥吏所乘，反而与初衷相悖，因此劳民、害民。
本文限于篇幅所限，只讨论那些明显存在弊端的新法。
如雇役法执行之初，以钱代役的做法在理论上固然于国于民有利，但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等各类名目过甚，征收标准又繁杂难以统一，地方胥吏具体执行时，往往就成了“两税之外，别出科名”的重复征收。
而且，宋代全国经济水平高低各异，对雇役法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如江浙等富庶省份相对受欢迎，在北方等地则恰恰相反。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急于求成，新法中的雇役法就很容易成为扰民、害民之法。
还有被诟病为“与民争利”的均输法，朝廷命地方广置官署，用以“徙贵就贱”，具体办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所施敛财之法大体相当。
“徙贵就贱”在遭受灾害歉收地区以高物价折征钱币，然后用所征钱币到丰收低物价的地区采买物资，这种做法用近现代流行的说法就是投机倒把，吃相太过难看。
而且，官买官卖在实际操作时还会出现“非良不售，非贿不行”的情况，东西不好，没有回扣，就别想成交，强买强卖更是等于再扒掉百姓一层皮……长此以往，与杀鸡取卵无异。
汉武帝时，桑弘羊以此法敛财是为解决连年征战导致的财政危机，只做权宜之计，一旦有所缓解即行作罢。可如果当做常法，显然并不合适。旧党反对“均输法”，这一点在客观上是于国于民有益的。
除此以外，新党为打击反对派，将旧党逐出朝廷，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逐渐控制台谏官员，从而使台谏不再能够
“言及乘舆，则天自动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自此，台谏官员成为新党的附庸和打手，失去本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苏轼所明确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曾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做过一系列抗争。
如熙宁三年春试，苏轼与王安石就叶祖洽是否能够得中状元一事发生争执。
争执的问题表面是叶祖洽当否得中状元，但实际却是新党和旧党围绕着新法进行的一次较量。彼时，宋神宗既支持新法，又重用王安石，叶祖洽当然得中，旧党一败涂地。
同年十一月，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
苏轼反对“尽废新法”出于公心，奈何再次卷入党争，朝政翻天覆地
如果将苏轼自请外放看做新旧党争第一阶段的落幕，那么“乌台诗案”显然就是党争进入第二阶段的高潮。元丰二年，御史何正臣上书弹劾苏轼在谢恩表中暗藏讥刺朝政，同时，御史李定也跟风弹劾其四大罪状。
指斥苏轼在谢恩表中对宋神宗“心存怨愤，包藏祸心，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尚在湖州任官的苏轼被锁拿进京，关进监狱。
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苏轼友人均因“乌台诗案”而受到牵连。
党争愈演愈烈，这也为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以后报复新党埋下了引线。
直到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临朝，司马光、苏轼等一干旧党官员纷纷复起。旧党在清洗报复新党的同时，又决意尽数废除新法。苏轼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站出来，与曾经积极营救他的司马光进行争论，认为新法不应尽废，而是应该去弊存益。
这种精神，恰恰是北宋中晚期以及今天的我们所欠缺的。
很可惜，司马光很快去世，旧党分裂成蜀、洛、朔三党：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蜀党；程颐、朱光庭为首的洛党；刘挚、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内斗之激烈，不输于新旧党争。朝政之败坏，已经不是孤儿寡母所能操控，逆转。
元祐三年正月，苏轼不堪台谏的诽谤和攻击，决定自请外放。但彼时太皇太后对他颇为器重，再三挽留而没有成行。直到十月间，攻讦愈演愈烈，苏轼不堪其扰，只得再次上书请求外放，终于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然而，即便躲到杭州，来自旧党内部的攻击仍旧没有停止。
因为太皇太后的器重，苏轼能够安稳外任，而后又以兵部尚书被召还开封，但太皇太后不久后去世，新党再度得势，他这种屡遭攻讦而不倒的“好日子”也被彻底终结。
哲宗亲政以后，新党中的章惇、吕惠卿等人得以复起，新法随之又尽复。此时的苏轼诚然意识到了危险，但还是秉承着一贯原则，上书哲宗，委婉劝谏：对太后临朝时所行之政应循序渐进的改易。
只是哲宗苦于太皇太后挟制久矣，新党恨于旧党报复迫害亦久矣，一场新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已经在所难免。
从王安石变法到不分是非对错的党争乱政，苏轼一直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认知，无论反对新法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始终以国事和百姓为根本，都不以“私人恩怨”和“党派利益”作为行事准则，这在帝制时代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其他网友回答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人，他们的文学才能是出类拔萃的，但说到政治才能，可能就要差很多。因为文学和政治不是一码事。唐代的李白、杜甫都是这类人，文学超一流，政治一般般。这就是他们当不了大官的原因。而苏东坡不一样。他不但文学才能出众，政治才能也是一流。文学就不用说了，苏东坡无论是在中央当官还是在地方当官的时候，政绩都是很显著的。他在苏州当太守的时候在西湖所修的苏堤，今天还有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之时，成了变法的反对派。而在王安石下台之后，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过程中，他又成了反对派。永远的反对派，使得他在政治上成了永远的倒霉派。让这样一个真正有才华之人，在为官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了官场上的失意之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苏东坡成为反对派，不是因为苏东坡错了。无论是他反对王安石，还是后来的反对司马光，历史都证明苏东坡没有错。但是，坚持正确未必就会得到好处，有时反而会倒霉，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根本不用奇怪。
王安石做为改革家，历史的定位是正面的。司马光做为史学家，历史的定位也是正面的。所以，历来的史论家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称为君子之争，所争的是是非问题。两个人都是君子人格。这与明代后期官场之争是大不相同的。由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学者个性，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是原则性很强，守规矩而灵活性不足。苏东坡与此二人性格有很大差异。苏东坡是绝顶聪明之人，他处事之时，常常不囿于成规，不拘一格。比如他在参加科举考试之时居然敢编历史典故，就是一个证明。
王安石变法之时，大宋王朝是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慢慢一点点解决。可是，王安石的心比较急。他希望对大宋朝各方面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安石在当地方官的时候，就对一些方面的改革进行了尝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他当了神宗的参知政事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工作。他改革的内容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活动必然给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方面，推进过快方面等等，都影响了变法的效果。
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苏东坡提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当时的情况之下，王安石得势，又有皇帝的绝对支持，变法大政不可改变，这时，一些只图升官发财的人投到王安石的门下。这些人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个人谋利的因素，远远大于富国强兵。所以，出现了许多侵害下层利益的事。这些事情，就是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原因。
苏东坡其实并不反对社会改革和变法。而是反对用人和做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王安石要强力推行新法。不允许有反对派对变法大事进行掣肘，于是，苏东坡只能靠边站了。
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自己退下来的时候，恐怕会明白苏东坡半时泼的冷水是有道理的。苏东坡从黄州赦回的时候，路上曾去看过王安石。王安石曾对他说过一句名言：“礼法乃为我辈所设耶？”
司马光上台之后。决心要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经过多年改革之后，一些新的做法，老百姓已经适应了，没有必要全部废除。只要废除百姓们意见大的，无法坚持下去的就行了。可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办事的时候，都是一根筋。司马光废新法的原则是，凡是王安石弄出来的，一律废掉。这种绝对化的办事方式，又受到了苏东坡的反对。因此，苏东坡又进入倒霉时段。
总之，苏东坡成为永远的反对派，并不是因为他错了。恰恰因为他对了。因此倒了霉也无怨无悔，正是苏东坡正直可爱可敬之处。他的人格比那些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小人们高尚的多了。苏东坡能成为千年一人的文化人物，除了他天赋极高的文学才能之外，还有他出众的政治才能和眼光以及高尚的人格。
其他网友回答
首先，变法是否必要？
其次，王安石变法是否正确？
最后，司马光废除新法是否妥当？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就应该有结论。
变法极其必要，已刻不容缓
北宋建立后始终存在三大问题：
1、冗兵
失去幽云故地，辽国骑兵可轻易掠过河北平原，冬天渡过黄河直杀东京城下。北宋基本无险可守，那就只能堆兵防御，所以京畿附近累积了全国禁军的6成以上。宋仁宗时期禁军达到顶点的82.6万。
北宋政治相对温和，凡是遭遇灾荒就将难民青壮年编入厢军，所以到宋仁宗时期，厢军已经逼近50万。
此外，出于防御要求而招收乡兵、番军、勇敢、效用军。
所以，宋仁宗时期国家军队超过150万。
2、冗官
北宋推行文治科举。同时大量设置官员以分薄权力，每个官员都身兼多职，有职、爵、勋、差、贴等多个工资俸禄。宰相每年薪金可达十来万贯。
此外，每个官员还可以为子弟带来数个甚至十几个恩荫。
3、冗费
150万士兵要养活，十万官员，几十万差役要养活，所以虽然北宋经济繁荣，常年财政收入超过7000万贯，但接近9成被用来养活军队与官员。
国家财政时刻紧绷。倘若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灾荒，北宋必然倾覆。
宋仁宗：
4、朝野共识
宋仁宗时期，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变法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才有庆历新政。
然而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了。原因在于庆历新政只讲裁剪官员，节约开支，这显然导致大量官员利益受损。
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
王安石变法仓促，手段粗暴，结果很失败，更是有功利目的
前面说，庆历新政是节流，结果失败了。
自然，王安石就主张开源。
三无畏宰相：
然而，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只能是笑话。
变法前，北宋常年财政收入7000万，变法高潮时达到1.2亿，看起来增长了。却是民不加赋嘛？
没有机械化大生产，没有海外贸易，没有殖民掠夺，增加的70%税金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贵族地主缴纳的？
算上过程损失，百姓增加最少一倍的税务负担。可国用依旧不足。
原因就在于，王安石只是掠夺民财，而非开源节流并举，没有针对三冗进行任何改进与修订完善。
所以王安石变法，于国家财政局面，地方经济发展，军队建设，无一成果。
当王安石的学生，八品官的安门上监郑侠宁愿承担罪责，也要非法通过银台司快递向宋神宗呈递流民图，变法也就彻底破产了。
司马光为了反对而反对
最令人惊讶的是，因变法未能达到目标也因为变法过程仓促，政策漏洞百出，王安石就直接将责任推到反对派的掣肘上，甚至以辞职胁迫小皇帝宋神宗处分反对派。
显然，率先破坏君子政治传统的新党，必然遭到旧党报复。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登相。在高太皇太后支持下将所有新法一一废除。然而这仅仅只是司马光对新党蛮横变法的政治清算。司马光没有改变三冗的办法，甚至没有试图解决问题的勇气，所以苏东坡很反感。
又一个拗相公的司马光：
结论：伟大的苏东坡
真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
他提出《寒暑论》，明确承认变法必须进行下去，但坚决反对新党的操切，同时也反对旧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新法的行为。也因此苏东坡自乌台诗案后不断被新党与旧党来回折磨，颠沛流离，却矢志不改。
其他网友回答
因为苏轼是一个真正关心民生疾苦，忧虑国家存亡的士大夫。所以无论是前期的王安石变法，还是后期司马光废法，苏轼都选择追随自己信仰的真理。
宋神宗满腔热血，王安石雷厉风行。
在宋朝开国时期，军权政权财权的过度集中化，使得大宋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现财政负担加剧，官僚体制臃肿等问题。
到了宋仁宗时代，国库空虚问题突显，朝廷不得不加大吸收民间财富的力度，而这一措施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锐化。
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实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最终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改革终止。
待到他堂孙子宋神宗继位，国家对外军事薄弱，只能靠财物维持外交关系，对内贫困积重难返，民生凋敝。在这内外忧患的夹击下，年轻的宋神宗满腔热血，发誓要有一番作为。
宋神宗向司马光请教，如何才能深化改革，为国家探寻出新的道路。
司马光说，人要先修身才能治国，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
司马光作为肱骨大臣，深知国家积重难返，变革是急不得的，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慢慢打开局面。
但是，过分强调细水长流，便容易深陷于因循守旧，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便容易深陷于庸碌无为。
在神宗看来，朝廷上的大臣是指望不上，泛泛空谈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他把眼光瞄向了名声在外却素未谋面的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官宦家庭，自小就有经世济时的抱负，进士及第后，历任多地长官，试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取得些许成效，便形成了系统性的变法理论体系，其口号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曾经他写成上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石沉大海。聪明的王安石深知，身在基层的官员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有身居要位，才能让世人听见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将自己的变革理论推行下去。
他审时度势，静待时机，在仁宗时期，他推掉了多次晋升的机会，再加上他博学多智，见解非凡，生活简朴，一时间，天下读书人对他赞不绝口，成为圣人在世，人人争相与他交往。
宋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在治国理政上取得了高度的君臣一致。王安石对着神宗心情澎湃地说：“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王安石受命执政，变法运动开始，史称“熙宁变法”。雷厉风行的王安石，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法，主要涉及财政的军事，终极目的是维护大宋王朝的长稳统治。
有变法派，就有保守派，这是历史规律。新法一出台，朝廷内争论激烈，其中以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反对最为突出。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大批老臣以称病，辞官为威胁以求抵抗新法，司马光与熙宁三年离朝隐居洛阳，而后十五年不谈国事，闭门写《资治通鉴》。
而苏轼，早已看到国家的弊端，想要变革的心思在他心中骚动，但是面临着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他看到了富国强兵的愿景，但他也看到了民心不定的现状。所以他自然站在了反变法派的一边。
王安石计划兴办学校，废掉科举。苏轼上书《议学校贡举状》，表示坚决反对。
神宗看重苏轼的才华文采，想让他修撰《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修《起居注》，再反对。
王安石新法的弊端逐渐显现，虽然新法重心放在国富上，但是随着国家收入提升，百姓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再加上很多老臣出走，新人良莠不齐，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为了晋升，不惜以重法压榨人民。新法中的“良法美意”实际上却成了扰民的工具。
苏轼看到如此现状，深知自己的立场是对的，坚守“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政治操守，捍卫真理，反对新法。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奉劝皇帝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刚”，并同时对新法发起全面攻击。但却反映全无。
再写《再上皇帝书》，言辞激烈，“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依旧石沉大海。
因为对新法的反对意见日渐激烈，朝廷上小人察觉出神宗已对苏轼有不满之情，便开始罗列罪名，弹劾苏轼。最后因为有老臣求情，陷害之事不了了之，心灰意冷的苏轼，便上书请求外任，好离开这是非之地。
具备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苏轼，坚定维护免役法
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马光回京吊唁时，所到之处百姓聚集，纷纷哭泣请求司马光留在京城，辅佐君王，还百姓安居乐业生活。
而后，司马光成为高太后最重要的依仗，他们一致认为熙宁变法完全失败，当务之急，要排除一切阻力，废除新法，一切回到熙宁二年的样子。
同年，苏轼回朝，发现曾经变法的两拨人的关系位置对调，对抗的力量失衡。
在司马光的执政之下，一边起用反变法大臣，一边有计划地废除新法，元丰八年七月废保甲法，十一月废方田法，十二月废市易法、保马法。而后免役法的废止，却成为争论的焦点。许多反变法大臣，认为免役法比较有利，“法无新旧，惟善之从”，按户征税雇役，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确实是有可取之处。这帮支持免役法的大臣中，就有苏轼。
与司马光见面后，苏轼便将自己免役法的见解深入浅出作出了解读，希望司马光能够取长补短，合理对待免役法。
但是司马光性格执拗，面对苏轼的长篇大论，根本不以为然。苏轼坚持己见，撰写《论给田募役状》，详细阐述免役法便民利民的经验，但是司马光还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和司马光闹翻。
半年之后，司马光去世，但苏轼与他的政治矛盾暂时停止，但未终结。司马光一生坦荡，虽说于苏轼政见不合，但从未开罪与他，待司马光去世后，由他提拔起的御史，却把苏轼作为必须除掉的政治敌人，党争之路才刚刚开始。
以上。
其他网友回答
简言之，苏轼是改革派，支持变法但不支持剧烈的变法。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关于变法的方式之争。苏轼反对司马光废法，是关于国家前途的路线之争。
一、苏轼其实是个改革派
武备松弛的北宋，长期苟安。既要养大批军队，却又不敢向北方的辽国开战，不能抵御外侮，只能用纳贡称臣的方式维持。久而久之，官越养越多，兵越养越多，耗费越来越大，正所谓“冗官、冗兵、冗费”。“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这一切苏轼都看在眼里，明在心里。
苏轼认为要解决宋王朝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变革。
二、苏轼反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方式
苏轼认为变革第一要务，是要整顿吏治，为改革争取必要的人事支持。特别是州县地方官员，必须是支持改革的人士，因为改革的具体政策由他们来执行。地方官的态度事关改革成败。
反观王安石，他一方面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整顿财政。另一方面又却操之过急，待到神宗继位，迫不及待就启动了改革程序。此时朝廷内外就只是新设置了一个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总领变法的机构。地方执行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人事，没有配合措施。
同时，苏轼主张万全的改革方式，王安石则倾向雷厉风行的变法。可惜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得到神宗坚定的支持，从人事安排可见一斑。
苏轼后来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却并非反对变法，是反对没有一整套万全体系的变法。后来，在司马光废法时，苏轼又激烈反对，则是因为已经实施的新法确实产生了效果，虽然很不尽人意，也没有必要因为政见不同而置国家前途于不顾。
苏轼是一个至诚之人，没有政治偏见和党同伐异的心思，他只是对国家存在的问题看的很清楚而支持变革，也对王安石的变法方式存在问题看得很清楚而反对王安石，同样对司马光私心自用看得很清楚而反对司马光废法。
在后来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时，还大胆指出，神宗的摇摆不定动摇了变法的根本支持。可见其是一片赤诚之心，能够看到不同时期变法存在的不足和产生的效果，不为一己之私利而单纯反对变法或反对废法。
触读历史原创！欢迎关注，欢迎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