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画家潘玉良故事 民国才女画家潘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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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画家潘玉良是如何从妓妾到名画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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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多年前,我从《小说选刊》中看到一部名为《张玉良传》的中篇传记小说,真实生动地记述了潘玉良早年的悲惨身世和她励志自强后来成为享誉海内外知名女画家的坎坷成长经历,非常感动,记忆犹深,对潘玉良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女性由衷钦敬。

潘玉良自画像

潘玉良1895年出生于江苏杨州,原名陈秀清,后改名张玉良、潘玉良,祖籍安徽桐州。潘王良少年命运多蹇,悲苦交加。一岁丧父,八岁丧母。年幼孤苦的潘玉良衣食无着,不得不投靠到舅舅家,过着寄人篱下舅舅不疼妗妗不爱的生活。可是即使这样的凄苦日子也不能长久。在潘玉良刚刚14岁这一年,嗜赌成性的舅舅为换取赌资,狠心将她卖到安徽芜湖,一个尚未长成的少女就这样落入风尘。

生性倔强初更人事的潘玉良怎么甘心做一个青楼女子,她挣扎,她反抗,只卖艺不卖身,为此没少挨了老鸨的毒打,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就这样度过了近3年悲伤屈辱和泪成眠的日子。所幸,在潘玉良17岁这一年,机缘巧合,一个叫潘赞化的男人认识了她,从此潘玉良的人生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时任安徽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思想进步,倾向辛亥革命,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而且是个方方面面都能吃得开玩得转的人物。在一次地方官绅招待他的宴席上,唤来潘玉良为他唱歌献艺。当潘赞化了解到潘玉良的悲苦身世和潘玉良不甘做青楼女子的心思后,同为从小失去双亲的潘赞化深受触动,有一种“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更为潘玉良不甘沉沦的倔强性格所感动。随着此后两人的接触,日久生情。潘赞化将潘玉良从青楼赎出后,因已有妻室,只能纳潘玉良为妾。虽然为妾,但是“明媒正娶”。举行了庄重仪式,请来一些名人证婚,还在报上发了启示。此前叫张玉良的潘玉良也从这时起改随夫姓从此唤做潘玉良。

婚后潘赞化在教潘玉良学习文化的时候,发现潘玉良有绘画天赋,而且悟性又好,便让潘玉良拜当时的绘画名家洪野为师,学习画艺。1918年,潘玉良考入留法归来的画家刘海粟等人创办不久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经过三年学习,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绘画功底。

在潘赞化支持下,1921年,潘玉良来到当时世界绘画中心法国巴黎继续深造,主修印象派绘画。她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常常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习临摹名家油画,进步很快,画技日瑧成熟。在美院组织的几次画展中崭露头角,有了一定影响和名气。几年后潘玉良又从法国来到意大利,学习观摩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视野更加开阔。

1928年潘玉良回国来到母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油画部主任、教授,为培养中国油画人才贡献了才智。这期间,她还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油画作品。

1937年初,潘玉良应邀参加巴黎“万国艺术博览会”再赴法国。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潘玉良一直身在法国,直至终老。

潘玉良既是一位传奇的女子,也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女画家。

潘玉良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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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台湾罗芙奥春季拍卖会中,一位民国女画家的彩墨画《浴后四美姿》以113.732万美元的高价成交。然而这并不是她的极限记录,这位女画家的最高拍卖纪录是2005年由香港佳得士拍出的《自画像》,成交价为1021.8万元人民币。

从2000年以来,她的画作屡次创下拍卖纪录,如果按照拍卖市场的均价来计算,这位女画家的四千多幅作品拍卖总价可达数亿美元,这让她和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赵无极等著名男画家一起成为拍卖市场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位才华横溢,作品受万人追捧的女画家,就是被人称为“中国画魂”的潘玉良。

跳出火坑

从古至今,中国的顶级画家基本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历来还没有什么著名的女画家名载史册。但在民国历史上,却有一位号称“中国画魂”的女画家留下了多彩的艺术烙印,她就是学贯中西的潘玉良。

潘玉良原名陈秀清,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典型的江南城市。潘玉良出身穷人家庭,幼年时就父母双亡,8岁时不得不和舅舅一起生活。

不幸的是,她的舅舅是个无赖,嗜酒好赌,并没有什么心思好好照顾这个小孩。13岁时,她的舅舅欠了一屁股债无力偿还,只好把潘玉良安徽芜湖的妓院。

不幸中的万幸,潘玉良营养不良,发育的较晚,再加上长相实在普通甚至有点丑,所以还能在那大火坑中勉强度日。当时妓女离开妓院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存钱,然后为自己赎身;二是得遇贵人愿意为其赎身。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相貌平平的潘玉良运气还不错,很快就等到了愿意帮助她的贵人。

1913年,新任盐督潘赞化到芜湖上任,当地的盐商为了迎接父母官大操大办,请了一批妓女作陪,潘玉良就是众多唱小曲的女童之一。

潘赞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和徐锡麟组织的安庆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兽医专业。辛亥革命胜利后,潘赞化回到国内,投奔革命党出身的安徽督军柏文蔚,被任命为芜湖盐督。

官场初哥潘赞化是个有着新思维的青年,对老一套的官场习俗深恶痛疾,虽然参加了盐商组织的接见宴,却抱着一种勉强敷衍的态度,并不与人攀谈。

那一天,潘玉良一反常态在宴会上唱起了京剧中的黑头唱腔,这让原本无心应酬的潘赞化觉得有点意思,不禁夸奖了几句。谁知盐商们会错了意,以为盐督大人别有口味,酒宴结束后,直接将潘玉良用一顶小轿送到潘府。

潘赞化只不过随口一说罢了,哪还会想起那个相貌平平的女子,回去就因为酒醉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一醒来,发现潘玉良已经到了府中,顿时大吃一惊,命令仆人立即将潘玉良送回去,没想到潘玉良跪倒在地,请求不要送她回去。

在听完潘玉良的哭诉后,潘赞化不觉动了恻隐之心,最终决定为其赎身。潘玉良得知后,再次跪倒在潘赞化面前,表示愿意做牛做马,一生伺候潘赞化。潘赞化却告诉潘玉良,他已在老家成亲,如果再娶潘玉良的话,也只能做妾了。

潘玉良只求有人能帮她跳出火坑,就已感恩戴德了,此时还有什么心思挑三拣四,当即表示不在乎,潘赞化却不同意,他认为如果没有感情,只凭欲望纳妾,那同野兽没什么区别。

不过无父无母的潘玉良显然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潘赞化就将她留在身边当了侍女。谁知朝夕相处下居然日久生情,潘赞化觉得潘玉良生性善良、待人真诚,而潘玉良觉得潘赞化虽然官衔很高,却没有任何恶习,只喜好书法、绘画,另外,潘赞化身材高大魁梧、举止潇洒、言谈高雅,又有恩于她,很快就俘获了她的芳心。

一年后,潘赞化决定正式纳潘玉良为妾,而证婚人赫然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绘画天才

然而感情上有了寄托,潘赞化的仕途却开始走了下坡路。由于为官清廉,执法严格,他被芜湖商人团体所嫉恨。在袁世凯安排军阀政客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后,潘赞化也被解职,随后寓居上海。

这段时间,潘赞化无所事事,他发现潘玉良对绘画很有兴趣,就传授了她一些基础知识。没想到,潘玉良在绘画方面才华横溢,不久居然就超过了自己的启蒙老师。

见此情景,潘赞化拿出大笔钱款供潘玉良学习深造,由于潘玉良文化程度低,他还专门找了一些家庭老师给其系统地补充文化知识和绘画技巧,并在1918年送潘玉良参加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考试。潘玉良果然不负重望,以素描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此后几年中,潘玉良天生的才华在高等学样专业技能的培训中“发酵”,她师从当时著名的画家朱屺瞻、王济远,绘画水平突飞猛进。

潘玉良性格豪爽,经常跟男同学一起出去绘画,甚至游玩。有一些知情人偷偷告诉潘赞化,潘赞化却不以为意,认为妻子性格直爽,这些都是正常交往。

有如此豁达大度的丈夫,再加上让人醉心的学习生活,这段生活成了潘玉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艺术家往往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思想的一类人,潘玉良也不例外。她胆子奇大,什么都敢尝试,特别是时人眼中“大逆不道”的人体绘画。可当时中国民风保守,根本无法理解人体绘画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1917年,潘玉良的老师、著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举办了人体绘画展,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抨击其为“艺术叛徒”和“教育界之蟊贼”。

1926年,北洋政府正式禁上海美专进行人体写生,直系军阀孙传芳还下令通缉刘海粟。迫于压力,模特们纷纷离开,潘玉良也失去了绘画的对象,只得罢笔。

不过胆大的潘玉良并未就此死心,一次在女浴室洗澡时,她灵机一动,决定偷画那些来洗澡的妇女们。可没等她画上几笔,就被别人抓了正着,一群妇女围拢过来,发现画纸上都是裸体女人,气得就要围殴她。还好旁边一个老太太劝解,说她是学美术的学生,几个妇女才没动手,但将画纸撕了个粉碎。

潘玉良带着画笔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也去浴室偷画了。

可这还不算完,“画心”难耐的潘玉良决定把自己当做模特,她脱掉衣服,对着镜子一笔一画地画起来,完成了几副人体绘画。

无巧不成书,正好赶上潘赞化从云南赶到上海来探望潘玉良,没曾想一进门就看到几幅裸体画,就询问潘玉良模特是哪里来的。

潘玉良只好实话实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潘赞化大发雷霆,大声斥责她太过分了。她上学、留学、学习新思想,甚至跟男同学外出他都能接受,但绝对不能容许自己妻子的人体绘画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出。

潘玉良看到这种情况,只得作罢,由此夫妻二人产生了隔阂。不久,潘玉良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老师刘海粟,刘建议她留学欧洲,到西方绘画艺术的发源地看看。

1923年,潘玉良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仰-布佛莱、西蒙等大家学画。1925年,潘玉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她前往意大利,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的优势在于,她并非完全学习西洋绘画,而是在画作中加入中国元素,算是中西合璧的典范。再加上她极为扎实的欧洲绘画功底,超乎常人的绘画天分,让她的很多作品后来都成为划时代的名作。

情感纠葛

在绘画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潘玉良,在个人感情上却出现了危机。

她的丈夫潘赞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一心想与旧时代的陈规作斗争。1915年,潘赞化就只身前往云南,进入蔡锷将军的护国军,参加了著名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病死,护国胜利后,潘赞化又被北洋政府压制,多年间辗转各地担任中低级官职,夫妻两人聚少离多,并没有享受多少家庭的温暖。

此外,潘赞化原配夫人和潘玉良的冲突也逐渐出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出身旧式家庭,对这个出身风尘的妾室并不满意,但由于三人分居三地,一时矛盾还不明显。

处于缓和关系的考虑,潘玉良建议潘赞化将儿子潘牟接到上海上学,由自己照顾。潘赞化采纳了她的意见,将儿子交予潘玉良教养。

善良的潘玉良倒也非常尽职,对潘牟照顾有加。潘牟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数日昏迷不醒,医生都让家属准备后事,潘玉良衣不解带地护理了一周,最终将潘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但由于丈夫分居、爱子别离让潘赞化的原配夫人苦闷异常,她不顾潘赞化的反对,也跟着来到上海生活。这样一来潘家一下就热闹起来了。

由于潘玉良知书达理,年纪又轻,潘赞化对潘玉良也更为偏爱,这让原配夫人自然很不满,口角也就在所难免。长此以往,矛盾越来越多,最后,潘玉良向丈夫提出前往国外留学。

虽然不舍她离开,但潘赞化认为潘玉良素有大志,不能因为自己埋没她的才华,最终同意了潘玉良的请求,这才有了她的旅欧之行。

世俗偏见

1928年底,潘玉良学成回国。由于她的名气很大,第二年就被任命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次年,当时中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深长徐悲鸿聘请她为油画教授。此后的十年是潘玉良创作的黄金时期,可惜她却为社会所不容,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1932年,潘玉良举办了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化《壮士》,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岩,岩石下脆弱的小花得以绽露笑脸。

当时,日本人刚刚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亡我中华之心昭然若揭,这幅极具象征意味,代表中国人不屈的意志的画,被一位官员以1000大洋的天价收购。

没想到的是,画展结束时,有人蓄意破坏了潘玉良的所有作品,《壮士》那幅画也被写上了“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字样,这让潘玉良很爱打击。其实早在上海美专学习之时,潘玉良已经遭受过这种待遇。

一位女同学知道她曾做过妓女,就找校长要求退学,名曰:“誓不与妓女同校”。而在潘玉良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期间,一些同僚看不惯她的作风,私下说一些“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的诋毁语言。一次,一个和潘玉良有矛盾的男教师借酒装疯,当面骂了一名“婊子”,被潘玉良当声打了一个耳光。

除了对潘玉良的出身嘲讽以外,一些别有居心的人还认为她背后有“枪手”,理由是女人不可能画出这么好的作品。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第四次画展时,她把自己的一些得意作品当众展出。

可在画展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记者挑衅性地问道:“潘女士,听说你的这些画都是他人代表,你每个月还向人支付润笔费,是否确有其事?”

当时全场都安静了,一些人面带讥笑地准备看她出丑。可从容中迫的她也不多说什么,她走到一个在临摹的学生面前,把画板、油彩错过来,对着玻璃窗子开始画自己的自画像。刷刷刷,几分钟就子一幅素描,潘玉良将其展示给记者欣赏,台下顿时赂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代笔的谣言终于不攻自破了。

寓居海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潘赞化投身其中,为抗战多方宣传。由于丈夫不在身边,时局又乱,潘玉良只好和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住在一起,两方矛盾再次激化。

此时的潘玉良只好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旅居,由此在国外居住了四十年,一直以卖画为生。当时的留学生回忆: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

值得称道的是,潘玉良的旅居生活并不宽裕,但她却将在欧洲卖画得到的钱款,捐往国内,支持抗战事业;她还发表公开讲许,谴责一些汉奸文人所宣扬的“艺术远离现实”的谬论;还强烈要求收回被日寇在侵华期间抢劫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创作名为《屠杀》的画作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累累罪行……种种诸如此类的行为证明她是一位爱国的艺术家,田汉先生就曾经撰文高度评价了潘玉良的爱国行为。

抗战胜利后,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已经过世,潘赞化孤身返回桐城老家,潜心教育工作,成为当地中学的一名老师。得知以上消息后,潘玉良打算回国和丈夫团聚。然而没等她启程,内战爆发了,身处异乡的潘玉良和潘赞化推动了联系,只好暂时停止了归国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潘玉良和丈夫取得了联系,但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暂时中断(法国也派军队参加了所谓的“联合国军”),潘玉良再次失去了返乡的机会。

1959年,潘赞化病逝于安徽老家,潘玉良在国内已经没有一个亲人,彻底打消了回国的想法。此后几十年,她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终日在卧室进行绘画创作。

可由于潘玉良的画作和欧洲传统绘画有所区别,并不被欧洲主流艺术界所接受,所以她的作品成交量很少,潘玉良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靠友人接济和法国政府提供的救济金度日。

即使如此,勤奋的潘玉良也没有放弃作画。此时她的画风已经完全成熟,后人评价她的作品“不论气度、修养,还是技术,在中国早期女性西画家中,无人可比,在男性西画家中,也数上乘水准。”

她的画风基本以印象派的外光技法为基础,再融合自己的人生感受和才情,画作不妩媚、不纤柔,用笔干脆利落,用色主观大胆,但又非常漂亮。面对她的画总让人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情绪,她的豪放性格和艺术追求在她酣畅泼辣的笔触下和色彩里表露无遗,天生一副艺术家的气质。

1977年,潘玉良病逝于法国。临终之前,她交代给友人三个遗愿:第一,为她换上一套旗袍,作为一个中国女人下葬;第二,将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和怀表转交给潘家的后代;第三,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友人按照她的嘱托将她的四千多幅作品交给了中国驻法大使馆。1984年,潘玉良的作品远涉重洋,回到了祖国。

潘玉良一生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至少她的作品在她身后被世人所肯定,而她一心追求艺术的故事也始终被人们所牢记。

PS:199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潘玉良个人的经历拍摄了电影《画魂》,该片参加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单元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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