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都说胡人汉化，有没有汉人胡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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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汉化，汉人胡化，在中国历史上象车轮战，一直在发生。只不过中国历史是由儒家士大夫所写，他们怕打断一脉相承的关系，忌讳这些历史事实，将它遮遮掩掩而已。
公元385年，鲜卑拓跋珪建立北魏；439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汉化，将110个鲜卑姓改为汉姓，其中就有：穆、陆、刘、楼、娄、于、连、梁、陈、周、李、骆、葛、乌等等，就是后来宋代的百家姓。
汉化的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变北齐；西魏变北周。北齐的高洋、高欢开始又一次胡化，变成了“禽兽王朝”；北周文帝宇文泰也开始胡化，赐姓杨忠为“普六茹氏，“官之柱国、大司空。西魏的李虎，赐姓“大野氏”，官之八大柱国之一、太尉。
普六茹坚是杨忠的儿子，承袭父爵，官之司空。581年，统一中国建立隋朝，上台废除了鲜卑化和胡化的政策，自己改为杨坚，采用了汉字、汉姓、汉文化，否则中国汉文化将被打断。大野虎的儿子大野昞承袭父爵，成为了“唐国公”，隋朝建立改为李昞。李昞的儿子李渊承袭父爵，也成为了“唐国公”。618年唐朝建立，李渊和李世民都否定他们是鲜卑族，说自己是陇西李暠的子孙。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李氏父子的鲜卑祖姓是陇西的“拓跋达阇”。
唐朝建立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将许多胡人融化到汉族中来，给他们赐汉姓，其中就有：匈奴、鲜卑、羌、氐、柔然、突厥、回纥等等。到了唐朝灭亡，建立了五代十国，这些王朝都是唐分裂出去的国家。其中五代中有三个是沙陀族，这些都是又一次从唐的汉族中胡化出来的沙陀族。
（西夏的党项文）
西夏（1038-1227）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宋朝西北建立的一个政权，历经十帝，享国一百八十九年。实际上，它也是唐分裂出来的一个国家，它的文字是模仿汉字所写，只不过它是汉化了胡人，又一次胡化而已。
（辽国的契丹文）
辽国（907-1125）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人建立起来的朝代，它在宋朝的北面，它也是从唐朝分裂出来的一个国家。它的文字也是按照汉字而模仿的，实际上它也是胡人汉化，再一次胡化的契丹人。
总的来说：在中国历史上，胡人汉化，汉人胡化，总是在不断循环的。到了辽被金灭，西夏和金被蒙古所灭，一部分契丹族变成了蒙古族，一部分变成了汉族；同样，一部分党项族和女真变成了蒙古族，另一部分变成了汉人。最后到了明朝建立，那些留在中原的突厥、蒙古、党项、契丹、沙陀、回纥等等，全部变成了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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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胡人的汉化是主流，汉人的胡化是非主流，汉人的胡化数量少、程度轻、水平低。而胡人的汉化恰恰相反，数量多，程度重，水平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胡化，什么是汉化？
所以谓汉化，是指北方游牧民族放弃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接受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基本的就是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农耕的定居生活，这基本上是所有的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宿命，有了这一点，游牧民族要么不来中原，只要有入主中原的心，来了就最终必然被汉化，因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都是附加在生产生活方式上面的一些“软件”，是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精神气质。
因此胡人的汉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档次上，初级的一档，是改说汉语，改穿汉服等等所谓的改从汉俗上，高级的一档，是全面认同汉人创造的思想文化，如接受儒学教化等，成为精神上的汉人。达到这一步，汉化基本上就完成了。历史上的鲜卑人、女真人、满人的汉化都是走的这条路，而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蒙古人汉化不成功，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游牧生活。
那么所谓的胡化呢，按汉化的标准，最基本的应该是汉人放弃农业生产转而从事游牧生活，这是所谓的胡化的最根本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汉人不一定非要去过游牧生活才算胡化，事实上只要汉人放弃了农业生产，就会使汉人失去本身的精气神，而染上强烈的胡化色彩。
举例来说，从汉朝一直到唐朝，河北、山西北部边境地区的汉人，因为远离农业核心区，农业经济不占主导地位，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成为“游民”，他们虽然不一定从事游牧生产，但却不过定居的农业生活，而是以当游侠和职业军人为生，这些人就是汉人胡化的主体人群。
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南北朝时代的“六镇汉人”，这个群体世代居住在代北边境，是世世代代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职业就是打仗，这跟游牧民族的职业是打猎一样，所以生产生活方式跟胡人很像，因此出身六镇的北齐皇室高氏家族，完全不把自己当汉人，而是认同鲜卑人。
同样的是唐朝的河北三镇的汉人，基本上也是人高马大，但就是不喜欢种田，宁愿世代当职业军人，或是四处游荡，做生意也好，做豪侠也罢，就是不肯好好种田。安史之乱的基本盘，除了他自己带的胡人以外，就是这群汉人。所以那怕安史两家被唐朝灭了以后，唐朝仍然管不了河北三镇，只能维持藩镇割据的状态，从这里可以理解到，后来幽、云十六州被契丹拿去，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地区本来就有接受胡人统治的经济基础。
说句题外话，为什么现在我们会觉得当今汉人越来越不像汉人了，就是因为今天的汉人已经进入工业经济时代，过去建立在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汉人的文化传统基本上被现代汉人所抛弃了。
汉人确实有可能被胡化，但汉人胡化的程度事实上完全无法和胡人汉化的程度相比，因为汉人除了成为“游民”以外，基本上不可能真的在中原地区过上“游牧生活”，所以无论是哪个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了中原，汉人的农业经济的根本是不会变的，这就决定了汉人的胡化最多是一些皮毛的东西，比如强迫汉人改穿胡服，以及汉人主动去学学胡语，这些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胡化，因为不是根本的转变，只是一些表皮的东西。
像北魏时的汉人士大夫让小孩学点鲜卑语，元朝的汉人跟着蒙古人学点蒙古语等等，都是方便混官场用的，并不表明他们真的觉得鲜卑语、蒙古语更高级，反倒是今天，考大学，评职称，都要英语，英语似乎就是比汉语高级哟！
更重要的是，游牧经济基础差，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低，游牧文化很难世代积累，更难像汉文化那样发展出高级的精神、思想出来，像诸子百家、汉唐经学、宋明理学这些高深的思想，塑造了汉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汉文化的精髓啊，游牧民族，不管军事上有多厉害，像诸子百家、汉唐经学、宋明理学这些高深的思想，绝对创造不出来，所以汉人就算想去胡化，也找不到可以值得他们去被“化”的精神内涵。所以汉人的胡化最多就是一些低水平的内容。清朝强迫汉人剃发易服，但汉人还是汉人，满人虽然占统治地位，但还是得学孔孟之道，读四书五经，凡是有文化的满人，都是精神上的汉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看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看到根本的东西，不要被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给搞晕了，见到穿胡服就是胡化，看到穿汉服就是汉化，全是扯蛋，现在我们平时穿T恤，重要场合装西装，但还是中国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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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在胡汉杂居的北方地区，各民族逐渐被汉文化融合的同时，其实也出现了汉族百姓被胡化的特例。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唐朝时的河朔地区（也称河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的汉族胡化，这也为安史之乱的爆发提供了土壤。
汉族胡化，为安史之乱创造了条件
大唐王朝以关中腹地为文化中心，经过西魏、北周、隋朝的过渡，这里汉胡文化已经彻底融合，胡人早已奉华夏汉文明为正统。虽然是多民族杂居，但这里的胡人说汉化，学习儒学经史，无论民族背景有多大差异，其思想内核都是以汉文化为根基。东南地区更不用说，从东晋到南朝时期都一直保留着纯粹的汉文化，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隋唐。
但是，黄河以北的河朔地区就不一样了。河朔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处于华夏汉文化圈。“永嘉之乱”后，这地区被胡人控制，胡汉杂居的北朝，也致力于推动胡族汉化。但是，自唐朝开始，河朔地区先后接纳了东突厥人、契丹人等胡族部众，这里的胡人一直保持着本民族文化，久居当地的汉人非但没有促进胡人汉化，反而自己被“胡化”。
唐朝时期，河朔地区“胡化”严重，政治、经济、军事已经独立于中央管制，自成一体。大唐为了维持唐太宗那“华夷如一”的指导思想，往往会挑选兼具军事才能和外交手腕的人才。这样，安禄山这样的人就被李林甫选中了。据史书记载，安禄山能征善战，又是个语言专家，能说各个民族的语言。经李林甫的推荐，唐玄宗任命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让他统治河朔这个高度胡化的地区。
世人都赞美大唐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仰慕西域、日本各国学者在长安学习汉文化并入朝为官的包容精神，骄傲与华夏文明能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以壮大自己的强大向心力。但是，恰恰是在“华夷如一”的大唐时期，河朔地区重新走向胡化，与关中、洛阳、江左地区形成鲜明的文化差异。河朔地区在文化、军事，经济上的独立，也为安禄山，史思明的藩镇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割据也逐渐演变为动荡八年的“安史之乱”，大唐王朝因此由盛转衰。安史之乱被平定后，河朔地区依旧保持着藩镇割据，直至唐朝灭亡。
再谈民族与文化
胡汉的差别，在于胡文化和汉文化的不同，而非胡人与汉人的人种不同。祖辈是游牧民族，但接受汉文化，融入汉人文化，就算是汉人。而祖上是汉人，却按照游牧民族的习俗生活，就算是胡人。这就是所谓的“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
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口号，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无稽之谈。试问，隋唐王朝都有鲜卑人的血统，怎么不说那不是中国的王朝？还有，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他们全面接受了汉文化，难道就不是中国的王朝吗？
华夏文明之所以几千年来屹立于神州大地，是因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解决民族矛盾。近代中国正是因为摒弃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狭隘民族主义传统思想，才有了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才有了新中国的多民族百花齐放。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谈论民族文化时，总是陷入民族主义和开放主义的论战。
其实，民族和开放看似矛盾，但恰恰是这种矛盾产生一种制约的张力。开放是民族发展的动力，而民族则与开放同轴共舞。我们要做的是，在开放中坚持民族的主体性和差异性，开放的民族主义不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形式，全球化不会最终取代民族国家，而是要造成和加强民族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
因此，我们当代人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二者相互结合，取长补短，融合成新的华夏文化，这才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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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常能看到的一种历史偏见是：胡人总是汉化，汉人很少胡化。
胡化、汉化，其实都是有内在缺陷的概念。
文化没有统一的特点，文化恰恰是多元的。以所谓的汉文化为例——
请问，各地的文化都是相同的吗？
现实恐怕不是这样吧。
例如，北京的文化与广东的文化比，肯定是不同的。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这就意味着：
汉族内部是多元的；我们不能用汉文化这个大名目，把所有差别很大的地方文化概括在一起提。
同理，胡人文化的情况也是如此。
更何况，无论是汉化还是胡化，其实都是强调的是向胡、汉的单向文化变迁，但现实中的文化变迁其实是双向乃至于多向的。
因此，胡化和汉化的概念，都不符合现实的情况。
我们以缠足这个文化糟粕为例。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禁止八旗女子缠足。但是一些人确实受到了汉族女子的影响，也开始选择缠足。像是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就有提到：
我们虽说是汉军旗人……我们现在的本家亲戚里头，也有好几个裹脚的呢。
我们能据此断定：只有旗人受汉人影响而缠足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的。
事实上，也有许多汉人女子受到八旗女子的影响，选择不再缠足。
根据笔记《听雨丛谈》的记载：
八旗女子，例不缠足，京师内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乡间不裹足者十居三四。
原来在八旗女性的影响下，许多京城和京畿地区的汉女，也开始不再缠足了。
通过上面这个缠足的案例，大家可以思考：
这到底是八旗女子的汉化，还是汉人女子的满化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文化变迁的方式并不是单向的，所以请大家慎用汉化、胡化这些狭隘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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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化的杨坚李渊家族】
比较广为人知的是杨坚李渊家族，长期与鲜卑共同生活，被赐鲜卑姓氏，尊从鲜卑礼俗，与鲜卑通婚。这些看起来还比较表面，心理认同和价值取向也多与鲜卑相同：1，妇女地位高，参与政事。两朝都曾有“二圣”。这在之前汉族不能想象的。2，勇武。杨坚的儿子李渊的年长的儿子，都曾带兵镇抚方面，甚至上阵拼杀，作风上决不同于汉族特别是南朝士人。3，男女关系习俗同于鲜卑，不同于汉族。如果说唐高宗娶武则天还要遮掩一下，那唐太宗去李元吉的女人就是“明目张胆”了，这在当时汉族特别是士族是决不能接受，但在其家族和朝廷是可以的，所以不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