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商鞅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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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商鞅（公孙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的变法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却是负面的：说他为人刻薄少恩，所持学说是肤浅不实的“浮说”，最终遭受车裂酷刑也是活该！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是否正确？这要看站在哪一派学说的角度去考量。站在儒家的角度看，司马迁的评价是有道理的；站在儒家以外的角度，从历史贡献看，商鞅不仅是最伟大的改革家、是秦统一六国的奠基人，更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总设计师！一、商鞅是刻薄少恩之人吗？
司马迁认为商鞅刻薄少恩的理由有四：一是商鞅通过走秦孝公宠信宦官景监的后门上位，这与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理念相悖。二是商鞅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重刑，这与儒家倡导的“刑不上大夫”理念格格不入。三是商鞅在秦魏之战中用欺诈手段击败魏国攫取了河西土地，而商鞅曾在魏国工作生活过，有忘恩负义之嫌。四是商鞅不听赵良以德治国、施行仁政的建议，因此他被车裂是咎由自取。
司马迁站在儒家理论基础上批判商鞅，自有他的道理。如果抛开儒家理论，又该如何看待商鞅呢？我们来看第一条，通过走后门而上位就是刻薄吗？很显然说不通。历朝历代通过走后门谋取高位的儒生还少吗？怎么他们都没有落下“刻薄”之名，商鞅这么做就落下“刻薄”恶名了？再看第二条，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重刑就是刻薄吗？公子虔被处以重刑，是因为在推行变法、举国反对的大背景下，太子故意犯法，其目的在于阻挠变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法律讲究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因你地位尊贵而免除刑罚。既然太子不能服刑，教不严师之堕，让教育太子的老师承担“教不严”之过，这难道也有错？
第三条，商鞅率领秦军击败魏国夺取河西土地是忘恩负义吗？商鞅本是卫国人，因在魏国不受重用，才跑到秦国发展。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你魏国不用我，难道让我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是秦国而非魏国，我当然愿为秦国称霸效犬马之劳，这怎么能叫忘恩负义呢？第四条，不听赵良以德治国、施行仁政建议，就是咎由自取吗？我商鞅是法家而非儒家，凭什么听你儒家那一套？法家掌权，却要实行儒家治国方略，笑话！
由此可见，司马迁站在儒家理论基础上批判商鞅刻薄少恩，仅是一家之言；抛开儒家理论来看，他列出的四条，根本没有一条能站住脚。司马迁狠批商鞅，但法家学派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斯却对商鞅倍加赞誉，他在《谏逐客书》里写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在李斯眼里，商鞅就是大秦帝国的奠基人和先行者！二、商鞅所持学说是“浮说”吗？
纵观我国古代史，治国无非三种理念：儒家倡导仁孝为本、以德治国；道家倡导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法家倡导明法严刑、依法治国。三派学说中，儒家和法家严重对立，儒家学派重要人物司马迁否定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商鞅，以商鞅个人品行来否定其历史贡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部《商君书》，从理论上系统回答了封建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土地、赋税、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君主集权专制、郡县制、按土地产出征税等核心制度，都是在商鞅变法后确立的，韩非、李斯都是在商鞅变法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而商鞅变法则是对《商君书》理论的伟大实践，说商鞅是我国封建制度的总设计师，一点都不夸张！
商鞅虽然被秦国车裂而死，“秦人不怜”，但商鞅变法的成果却被历朝历代传承下来：重农抑商、奖励农耕和战功、废井田开阡陌按田亩谷物产量征税、废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后世哪一朝哪一代没有效仿？既便是被儒家喷得体无完肤的去强、说民、弱民之术，后世哪位帝王没有执行？被司马迁渺成渣的帝王驭民之术，此等“浮说”，为何却被历朝历代帝王和权谋家奉为密而不宣的圭臬？后世历代王朝只是给冷酷的法家制度披上了仁慈的儒家外衣而已，法家永远是里子，儒家不过是面子。揭开这层虚伪的面纱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场面：为了权力、地位和财富，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姐妹相害、臣子弑君、君王夺妻、公公扒灰，要多肮脏，就有多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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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刑寡恩
举个例子：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推行新法； 新法推行一年之际，国人都说新法多有不便。新法推行十年，秦国国富兵强，当初说新法不便于民的人又有来称颂新法，商鞅说：“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自此，百姓不敢论新法。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是：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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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原名卫鞅，法家著名代表人，商鞅变法是被贬的秦国，强大起来，一统六国，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不过商鞅个人命运实在不好，五马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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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前期法家最杰出的代表。其所推行的雇役佃耕制和土地所有制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因而让秦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从春秋时期开始，旧的奴隶制日益瓦解，新的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各诸侯国也开始了变法热潮，各国内部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展开了对政权的反复争夺。而儒家学派政治上是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以克己复礼为纲领，试图恢复西周时期的奴隶制度，与站在法家立场的新兴地主阶级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形成了儒、法两家的对立。
商鞅在秦国历时20年，先后颁布两次变法令，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废世卿世禄制度、废分封制，全方面打击了奴隶制，引起了当时秦国旧地主阶级顽强反抗，他们以儒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反击商鞅变法的暴力，要商鞅下台。商鞅针锋相对的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认为时代不同，治理国家不能照搬旧一套。旧贵族阶级无计可施，终于在孝公死后，阴谋发动政变，把商鞅车裂并杀其全家。可见这场斗争是多么激烈！
作为儒家学派的司马迁对可以说是世仇的法家学派人物商鞅能做出一个公平的评判吗？所以说史记作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还是不要当成真实的历史去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