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一个人的一生没有留下对爷爷、姥爷的深刻印象，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人的成长没有受到爷爷、姥爷的深深影响，也是难以想象的。爷爷、姥爷讲的一则故事，爷爷、姥爷的一个肢体语言，让人终身难忘，爷爷、姥爷的一句话，会终身铭记而受用终身……写给我的姥爷和姥姥
作者 / 朱文光
上 篇
我从小是姥姥、姥爷带大的，直到上学才回到在城镇的父母身边。姥爷、姥姥家住在马河乡马河村，在那里留下了我童年的一段深深的记忆……我从小喜欢“画本”（小人书）、喜欢听姥爷、姥姥讲的故事，上学后慢慢喜欢上文学。1996年后，我从事了宣传、文化工作，才真正走上了“热爱文学、半专业创作”的道路。我特别喜欢“白描”这个专业名词，不加修饰地刻画一个人物。从少年到中年，我一直在想，怎样去刻画姥爷？姥爷是怎样一个人？有句老话说：男人没主意受一辈子穷，女人没主意嫁一辈子人。在我心中姥爷绝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勤劳勇敢、苦干实干、敢闯敢冒、有头脑和主见、主意很正的男人。我姥爷在“闯关东”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他身高有一米八左右，不胖不瘦，很有力气。我姥爷目光坚毅、相貌堂堂，他在哥们四个和亲友中也是很有威信的人。当年在“闯关东”的大军中，我姥爷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员，家族中领头的是太姥爷，但我姥爷可是整个家族中的核心和顶梁柱。
（太姥爷）我姥爷和姥姥是典型的“闯关东”那代人的代表之一，他们原籍老家是山东省费县。清末民初，山东省连年旱灾，老百姓没饭吃，生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只得“闯关东”，到大东北讨口饭吃，寻条活路。当时民间以山海关为界，分类关里关外。大东北被称为关外、关东。关东大地，无边无际的、黑油油、特别肥沃、尚未开垦处女地，强烈地吸引山东、河北等地饥饿的农民。于是，独身一人或拖家带口加入了“闯关东”大军，出关来到东北拓荒种地过生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现象。2019年，我作为本地学者参加了由黑龙江省文联、牡丹江市文联和山东省文联联合举办“闯关东”文化研讨会。会后，我也按会议要求撰写了一篇论文并获奖。我对“闯关东”文化略知一二，对“闯关东”现象感兴趣，启蒙原因还真是来自老爷和姥姥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经历。大概是民国初年，我太姥爷带着全家人“闯关东”来到宁安县马河村落脚。我姥爷名叫薛守义，有哥们4人，姥爷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虽是家里的老三，但他头脑灵活、有主意、有能力、有威信、身体好、能干活、会组织协调，太姥爷（名叫薛玉升）就家里的大权交给姥爷，让他当“掌柜”，在家里说了算。我姥姥从小跟我姥爷定下娃娃亲，就跟着姥爷一家“闯关东”了。姥姥当时也就13、14岁的样子，娘家人就表示，反正都是你们家的人了，要是留在关里家饿死，还不如跟着“闯关东”找条活路。于是，我姥姥跟着姥爷一家一路颠簸流离、艰苦跋涉到了东北，落脚在马河村。我姥爷一家之所以来到马河村落脚，主要是投奔先前到马河落脚的老乡，因为他们不仅能吃上饱饭，生活还过得不错，所以我姥爷一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闯关东”来到马河村。我姥爷姥姥他们一大家子在马河村落脚后，就在马河村西沟里面，搭起了窝棚，白手起家，开荒种地。我姥爷哥们四个中除老大体弱外，其他哥仨都很能干，特别能干，吃苦耐劳。四姥爷夫妇就是劳累过度，得了“痨病”过早去世。劳动创造价值，汗水换来成果，仅仅几年功夫，姥爷一家就有了好几垧地，除了种玉米、高粱、大豆、小麦等粮食作物外，还种土豆、地瓜、南瓜、蔬菜、西瓜和香瓜等，也养了牛、马、猪、鸡等家畜家禽，盖起了大三间草房，置办起了大车和犁仗等农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姥爷、二姥爷、我姥爷、四姥爷陆续成家，媳妇都是来自老家山东费县的姑娘。我姥姥名叫杨淑芳，在妯娌四个中最能吃苦最能干的要属我姥姥。我姥姥个头不高，有点瘦弱，真是吃苦耐劳型的中国劳动妇女。全家十几口人做饭做菜的活全都是我姥姥一个人的，同时还要带孩子、帮助其他妯娌喂牲畜、做家务等，用农家院里的话说：说话、干活、办事，沙愣、麻利、利索、快当。快人快语，从不拖拉，手一份、嘴一份，让人不让理，任劳不任怨，妯娌之间有时也会产生摩擦或火花。但是这个大家庭总的来说是和睦团结的，毎遇大事难事，全家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奏响一曲曲锅碗瓢盆交响曲，品尝了一道道生活中酸甜苦辣咸的滋味。
（姥姥）我姥姥渥鸡蛋最拿手，大锅里煮着粥或稀饭，我姥姥两手各拿着一个鸡蛋，往一起一磕，蛋黄蛋清入锅，一点也不散，简直是一绝。姥姥做的小米捞饭也很好吃，淘好的小米下锅，煮个七八成熟，捞出来放在盆里再放在帘子上蒸，锅里的米汤用来做菜汤，最后饭菜一起出锅。我印象中挺好吃的是姥姥闷的黄米饭，黄米饭原是本地满族人的主食，姥姥做的很棒，闷好了黄米饭，盛到里，用筷子在碗里黄米饭中间挖一个小坑，里面放一小勺荤油，叨一筷子黄米饭沾上荤油，送进嘴里，可真香呀！姥姥蒸锅贴（玉米饼子）也很有趣，锅里熬着菜汤，姥姥在盆里和好玉米面，抓一把玉米面在手里团一团，眼睛都不看一下，朝锅帮一甩就贴上了，贴满锅后盖上锅盖，十多分钟后，锅贴（玉米饼子）和菜汤也就一起出锅了。姥姥做的粘团子（粘豆包）、“碗托”、“散状”、用野菜叶包裹的“粘耗子”等本地食品，也特别好吃。我姥姥在夏天还晒一些干菜，有豆角皮干、茄子条干、 罗卜丝等，留到冬天吃。姥姥做的大酱、淹的酸菜和各种咸菜也都深受欢迎，尤其是黄瓜咸菜和瘦猪肉丁一起炒非常香，让人念念不忘。姥姥挺迷信的，总是说算卦的人说了，她寿命只有61岁。我妈听了就生气，不让姥姥信算卦的人胡说八道。我姥姥到了老年时得了“半身不遂”，瘫痪在炕上有好几年，尽管大舅小舅一家人精心伺候，姥姥还是离开了我们。姥姥去世的那年是1979年，碰巧的是，姥姥去世的时候还真是61周岁、62毛岁，想起来真是令人产生莫名的悲切和伤感。为了方便种地看瓜，我姥爷在西沟自家地边上搭起了窝棚，农忙时吃住都在窝棚里。我姥爷不仅是一个有能力让全家过上吃饭肚子的生活，他还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敢做敢为的男人。我姥爷不识字、没文化，单纯地只想做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只要是有地种、吃饱饭、有房住，老婆孩子热炕头，享受天伦之乐，就没有别的更高要求。平凡中不乏伟大，骨子里的朴素的爱国思想促使着我姥爷，默默地支持抗日队伍，为反抗日寇侵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白山黑水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旧东北军和民众自发的抗日义勇军坚决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我姥爷的瓜窝棚由于在马河西沟里面，挺隐蔽的。于是，就有抗日义勇军的队伍也就是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经常到我姥爷的瓜窝棚找吃的、“打间”或休息，宣传抗日思想，商量打鬼子的事。姥爷说,去过瓜窝棚的抗日队伍有:周蛮子（周保中）、大个子李（李范五）、眼镜李（李延禄）领导的绥宁同盟军、反日联合军（抗日联军的前身），还有王德林、孔宪荣、刘快腿（刘万奎）救国军、义勇军，也有马球子（马海山）、马喜山、刘德胜、马子超等人的山林队。我老爷最熟的是周保中将军，嘴里常说“周蛮子”，大个子、很威武，怎么样怎么样的。周保中将军是云南人，民间称云南等西南地区的人为蛮夷、“南蛮子”，咱们这疙瘩的老百姓就管周保中叫“周蛮子”，日本鬼子则叫他“红胡子”。小时候，不知道“胡子”和“红胡子”是啥意思。长大后才知道，“胡子”是东北人对土匪的称呼，当土匪的人，常年在深山里活动，也不剪头、刮胡子，头毛、胡子很长，一个个象“长毛贼”似的，老百姓就管土匪叫“胡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底色”是红色，日本鬼子就管共产党叫“红党”，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部队为“红胡子”。让我记忆尤新的是，我姥爷给我讲，他亲眼目睹了一场精彩漂亮的打鬼子战斗。由于年代久远，我姥爷没有记住时间，也没记住具体是哪支部队。我姥爷只记得是日本鬼子占领马河后，有一年的夏秋之际。有一天，一支三十多人的抗联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来到我姥爷的瓜窝棚找吃的。我姥爷说好象是周蛮子（周保中将军）的队伍，老爷给他们烧了一锅开水，拿出锅贴（玉米饼子）、咸菜、咸鸭蛋，还有窝瓜、土豆，给他们吃。吃完饭，战士们到公路上挖了一条沟，用树枝搭好，盖上浮土，做好伪装，在公路旁边埋伏起来。第二天上午大概八九点钟左右，一辆日本军车开了过来，车上有十几个日本兵。日寇军车行驶着，突然一下子掉进了沟里，车上的日本鬼子没有害怕，反倒觉得好玩，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就在这时，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一声令下，枪声响起，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十几个日本鬼子全被报销了。抗联战士随后迅速打扫完战场，烧毁汽车，赶快撤离了，临走时嘱咐我姥爷赶快出去躲几天，风声过了再回来，小心日本鬼子报复。这绝对是一场漂亮、精彩、干脆利落的战斗，是我姥爷亲口对我讲述的真实故事，我听了特别的开心。我曾仔细查阅过宁安党史、军史，没有具体记载。这场战斗虽然没有载入史册，但是它是历史真实的存在，在宁安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作战史中不能忽略的一笔。由于当时自己太小，光顾听故事没有作记录，没想到今天自己能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工作，重点搜集、整理红色文化事迹。当时没能有意识了解、搜集、记录老爷讲的故事和一些线索，真是十分遗憾、后悔不及呀！当时特务汉奸很多，抗联队伍担心我姥爷会遭到日寇的报负不是多余的。由于经常有抗日队伍来我姥爷的瓜窝棚“落脚”、“打间”，时间久了难免不走漏消息。我姥爷曾说，有一天晚上，一支抗联队伍在姥爷的瓜窝棚吃完饭，翻过马河西山就不知去向了。结果第二天听说，抗日队伍袭击了大三家子和小三家子伪警察所，消灭了日本鬼子指导官和全部伪警察。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一心要查找到失败的原因，也不知汉奸密探怎么打听道抗联队伍在姥爷瓜窝棚“落脚”、“打间”，就报告给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署。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把姥爷抓到大荒地警察所监牢里，上了大刑，皮鞭沾凉水打、坐考虑凳、灌辣椒水等刑法都用上了。鬼子、汉奸逼着老爷交待“红胡子(日本鬼子称呼东北抗联)”的情况。姥爷说：“不知道，他们用枪逼着我要吃的，我也不敢不给呀！他们去哪也不让我打听，我哪知道呀”日本鬼子和伪警察不相信，就继续用刑，他们把我姥爷按在地上，把胶皮管子一头接上自来水管，一头插进我老爷的嘴里，拧开水龙头，喷出的是辣椒水。不一会，我老爷的肚子鼓的象只皮球，日本鬼子和伪警察用脚猛踹我姥爷的肚子，辣椒水从我姥爷的嘴里、鼻孔里喷出，疼痛难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我姥爷被鬼子汉奸抓进监牢后，我姥姥吓得慌了神，急急忙忙托人找保，求街坊四邻联名写“良民保书”，又立即卖牛卖马，换钱买来上等的“大烟土”，求伪村长送给鬼子、汉奸，把我姥爷“保”出来。这个伪村长还不算太坏，出面去“保”我姥爷。我姥爷没文化、不识字，确实什么情况也不知道，鬼子、汉奸也没有查到什么证据，又收到了“厚礼”，关押一段时间就把我姥爷放了出来，但是我姥爷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肺和气管损伤最大，伤了元气，躺在炕上半年多才能下地，身体虽有恢复，但从此干不了重体力活了。我姥爷的的厄运还没有结束，此事的余波未了，更离奇更曲折的事还在后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老年的李世友）
下 篇
这件更离奇更曲折的事的主角，是马河村的老支书李世友，他是我二姥姥的娘家亲侄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侵占东三省并建立了伪满洲国，为了掩盖侵略罪行，别有用心地“歌颂”伪满洲国”是“皇道乐土”，故意营造“日满一家”、“和谐一体”的假象，逼着各村在春节期间办秧歌，假意营造节庆气氛。东京城（渤海）日伪警察署也办了秧歌队，到附近村子巡演，粉饰太平，欺骗老百姓。马河村在日本鬼子推行“归集团部落”恶劣“政策”后，成为宁安县南部一个大村庄，正月十五，各村的秧歌队都来表演，东京城（渤海）日伪警察署秧歌队也来凑热闹。李世友当时还1个10多岁的孩子，住马河村西沟自然屯里，他幼年时父母就去世了，跟着爷爷过生活，祖孙俩相依为命。春节前，李世友到马河村给父母上坟，之后到姑姑（二姥姥）家串门，吃顿好饭。李世友是个好动的孩子，吃完饭就跑去村里看热闹，赶巧碰上东京城（渤海）日伪警察署组织秧歌队在村里扭秧歌。李世友被秧歌吸引，跟着秧歌队到处走，不知不觉走出了村。村里其他看秧歌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李世友一个人还跟着秧歌队往前走。秧歌队边走边扭回到大荒地村时，李世友还在后面跟着看秧歌。秧歌队里的伪警察起了嫌疑，怎么这个小孩一直跟在后面想干什么？就把李世友带到警察所审问。这时，从来没有进过警察所的李世友也吓懵了，不知所措，没想到还有更倒霉的事在后面。
（年轻时的李世友）这时，警察所里来了一个个姓孟的韩国籍日本特务。这个特务曾经被抗联部队俘虏，抗联部队首长审问这个姓孟的韩国籍日特务时，有1个小通信员在场，给首长端茶倒水。姓孟的韩国籍日本特务印象很深，他把李世友认成是抗联部队的小通信员，硬说李世友是抗联的探子，日本鬼子和伪警察立即审问李世友。李世友还个10多岁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啥也不知道，也说不出什么情况。日本鬼子和伪警察就问李世友在附近村子有什么亲戚，李世友就说自己是马河村老薛家二掌柜妻子的娘家侄子。这个姓孟的韩国籍日本特务一听是有“通匪”嫌疑的老薛家的亲戚，就更确信日李世友是个“小红胡子”了。日本鬼子和伪警察到了马河村调查情况，这一调查可要了命，简直是“雪上加霜”，又翻出了我姥爷“通匪”、“支援红胡子”的案底和嫌疑。日本鬼子和伪警察又把我姥爷抓到大荒地伪警察所，又是一番“大刑伺候”，逼我姥爷交待“通匪”、“支援红胡子”的“罪行”。我姥姥和老薛家一大家子人又都吓坏了，又是赶紧卖牛卖马买上等的“大烟土”，又是托“通匪”的事，可能是认错人，请求放人。日本鬼子和伪警察经过一番折腾，确实没有调查李世友、我姥爷以及整个老薛家族有“通匪”的实证，又收了“厚礼”，也就“顺坡下驴”，才答应放人。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放人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不准李世友离开马河村，如果这个姓孟的韩国籍日本特务在马河村一带出了事，就按“保甲连坐法”拿老薛家全家人“是问”，全家顶罪。原来。这个姓孟的韩国籍日本特务为了讨好日本主子，非常卖力地欺负中国人，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都叫他“二鬼子”。他也深知自己罪恶多端，怕老百姓告诉抗联找他秋后算账，才给日本鬼子出了这个恶毒馊主意。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人民政府和老百姓搜寻这个姓孟的韩国籍日本特务，没有消息，不知所踪，估计是逃回韩国了。此后，李世友便留在马河村老薛家不敢离开，吃住在姥爷姥姥家，一起干活。李世友长大成人后，姥爷姥姥做主，把同样是从小失去父母，投奔我老爷姥姥家，我姥姥的亲侄女嫁给李世友，成家立户，李世友成为了我的大姨夫。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日本投降，李世友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土改剿匪斗争，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马河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文革时期，造反派把李世友打成“走资派”，并且逼他承认是在我姥爷姥姥家当长工、受剥削，从而认定我姥爷是“漏化富农”，是“黑五类”。不管是晴天还是大雨天里，俩人一起挂着沉重大牌子在大地里弯腰撅着受惩罚，一撅就是一上午，然后被造反派押到生产队“马号”（马河大队三队队部）批斗，并且在“马号”关了起来，不让回家。（妈妈）我妈得知我姥爷挨批斗，被关押，气得怒火满腔。我妈从渤海镇赶回马河村了解了事情真相，要去找造反派论理。我姥姥怕我妈吃亏，不让我妈去。我妈不听，带着给我姥爷买的大果子（油条）、猪头肉、鱼罐头、白酒等好吃喝到了“马号”。我妈一边让我姥爷吃东西，一边当面对造反派历数我姥爷在抗战时支持抗联，解放东北时支援前线，互助组和合作化时期听党的号召带头入初级社高级社的功劳，怒斥造反派胡作非为，并声称要到革委会去告他们。造反派可能是摄于我妈理直气壮的气势和要告状的“威胁”，没过几天就放我姥爷回家住了，但是还有批斗会，只是不再让我姥爷弯腰撅着受罪了。我姥姥说：唉!真是“鬼”也怕“恶人”呀！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十年动乱，拨乱反正，我姥爷才得到平反，并给予了补偿。东北14年抗战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抗日队伍都看上我姥爷讲义气、有能力，在百姓中有威信和号召力，就叫我姥爷“入伙”，劝说、诱惑、许诺，让我姥爷跟着他们一起拉队伍去打鬼子。我姥爷由于惦记这里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吃穿，只想种地，就没有跟着他们出去，但暗地在却做着支持抗联的事。日本投降初期，马喜山拿着国民党给的委任状趁乱拉“杆子”跟人民武装政权对着干，他对我姥爷说：蒋委员长的中央军是正牌，你跟我走，让你当连长。我姥爷从来没动心，就是老老实实地在家种地。我真的很佩服姥爷的定力和主见，什么样的劝说、诱惑、许诺，都没有让我姥爷动心，这辈子就想做个朴实无华的农民……
（三排左三是我大舅，二排左一是姥姥）
每当我姥爷来到我家串门，我爸总是好酒好菜好招待，姥爷也是很开心。姥爷坐在我家热炕头上跟我爸唠嗑，看到我们这些孙辈围在他身边，很高兴也很知足。他总是感慨地说：“当初，我要是跟着马喜山去投降日本鬼子、去当国民党的官，哪还有今天咱们一家欢欢乐乐的好生活呀！”我姥爷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自知没有文化、不识字，也就没有野心，不想当官，不求发大财，有地有房有喝，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知足了。我姥爷这一生有很多机会去“当官”，建国后林业部门让他去林场当场长，他说自己没文化会耽误事的，没有去。村里建学校让他去当校长，我姥爷说自己不识字怎么能当校长,上边领导说：你能张罗，先帮助把学校建起了再说。学校建好后，我姥爷就不当校长了，仍然回家种地去了。不奢求“登天”，“知足常乐”是我姥爷的信条。我姥爷作为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深知没有文化、不识字，在生活中会遇到多么大的难处，将来难有大出息和大作为，他不管生活再苦再难也得让儿女子侄上学读书、识文断字，他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障两个上大学的侄子学费和生活费，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成为水利专家、国家有用之材，口碑甚好。记得我姥爷曾说过：我妈在宁安二中上学时，恰巧是上个世纪最困难的年代，没有交不上学费，也没有生活费了，面临失学。我姥爷就一个人进入深山好几天，冒着野兽袭击的危险，忍受蚊虫叮咬，撸了满满一大麻袋黄芪籽，卖了几百块钱，我妈才交上了学费和生活费，后来顺利毕业回乡当了小学老师。
1987年7月，我姥爷因病去世了，终年79岁。我姥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生并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财产，可是他淳朴善良，不慕名利，朴实做人、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永远深深地植根于儿孙们的血液中，永远，永远……他的艰苦创业、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精神是那么让人钦佩，他老人家像一座丰碑，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心中，直到现在，仍然影响和感动着我们这些晚辈，也让我们这些晚辈对姥爷肃然起敬。澎湃依旧，岁月如歌。时间的流逝没有让历史记忆风化， 姥爷去世三十年后，我才真正读懂了姥爷，才怀着感恩和思念写下这篇迟到的祭奠抑或怀念的文字，心中充满了感伤和感慨。历尽岁月的洗礼和人生的沧桑，我和姥爷在精神上才高度契合，在情感上紧密贴近。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对爷爷说声抱歉，原谅我当年的懵懂和肤浅。我骨子里很像姥爷，继承了他的淳朴善良、重文重教和勤劳勤奋，虽然靠这种品质在时下社会里很难飞黄腾达和显赫发达，但却能够给我以内在的充实高贵和外在的踏实平安，所以，我很知足，很自豪，更感恩。感恩姥爷给家人创造的精神传家宝和家族文化传统，感恩生活的苦难，因为这种苦难，如岁月一样深长，如宝藏一样丰富。我深深地感谢姥爷带给我幸福快乐的童年，是他，让我学会了劳动，学会了怎样做事做人；是他，用巨人的臂膀呵护着我们走过艰难。我永远不能忘怀姥爷那参天大树般的身影和刚正不阿的气概！永远难忘他那沧桑而充满劲道的双手，为全家人撑起一片阔海蓝天；永远不会忘记姥爷那常常抚摸着白胡子，沧桑亲和的笑容，不会忘记他带我走过的一道道山梁、一片片田地、一条条河流、一片片山林……
作家简介：
朱文光，1963年10月，满族，党员，宁安市文联主席，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主持编写：《宁古塔文化丛书》1-10卷，论文集《笔谈宁古塔》1-3卷，文学报《宁古塔文苑》《沐雨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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