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魏碑进入近代书法视野，是书法衰落，还是二王书风审美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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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有洞察力，但是我认为魏碑进入当代书法家的视野，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机缘和社会背景的，他不是书法的衰落，而是旧时书法审美体系的一次内部革新，他不是对二王审美书法的审美疲劳，而是对因循守旧的传统审美范式的一种反思和改变。
总体上讲，这是一场伟大的书法革新运动，但是其效果并不成功。而且比较有趣的是，那个年代提倡魏碑等碑学书法而贬低帖学书法的人，几乎都是当年主张社会革新运动的主要人物，比如著名的康有为先生。
而这正如百年前那场维新变革失败的命运一样，在书法中，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最后也不了了之了，留给后世的，是一片狼藉。而现如今，我们于历史的沧海流沙中拾得这一段斑驳陆离的历史，细细观摩，但是却无奈的发现，早已物是人非。
一、清代压抑的反弹和革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永远可以得到最佳的验证。清代是有了名的喜欢克制、束缚、甚至是残害文人，这既与他们以异于汉人的外族身份来统治汉人山河这样敏感的、脆弱的位置和处境有关，同时，更是他们获得统治稳固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政治家们最喜欢制造不安全感、恐惧和战争，而后他们趁机将自己兜售给民众，利用人们对于安全感无尽的渴望和追求来获得赋予人民沉重枷锁的权力，而且这一切是那么的心安理得。
显然清代统治者是深谙此驾驭之术的。他们对于文人的迫害以及压制是前所未有的。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便可以落得个满门抄斩的结局。因此，清代整体上文化都是偏向于顺从的。清代文人不乏有慷慨、骨气之士，然而在那种社会环境下，如此之行为恐怕也会招致非议和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作为当时边缘人士的清醒文人是不被统治者所接纳的。
但是随着清朝统治日渐僵化、形式化，以及外来世界形势的冲击，想要维持以往那种统治威严恐怕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到了后期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文人一种“反弹”，他们重新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甚至有些已经谋划推翻掉清政府的统治，这皆可以看作是对于清代统治的一种反制力量。
二、文化专制与书法创新
说到底，清廷的政策也非常简单，无非是从思想上斩断文人异想，只是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老老实实，至于成为迂腐之士还是贪官污吏则与他们无关。而支配一个人行为的，归根究底还是思想。如果一个人脑子中想的都是我不能走路，那么即便他是一个双腿健全的人，恐怕也无法挪动一步。
而后来针对这种压制的反抗、革新之处在文化上的表现之一就是书法的创新。
三、截然对立的体系
清代书法革新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将书法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碑学系统，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帖学系统。
这两个系统在他们看来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并且在各自所代表的含义以及他们具有的特质上是明显相反的。
比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于碑帖两种书法形式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其中心思想无外乎是认为帖学书法代表了陈腐的旧传统，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传统力量，而尚未被人们发掘、认知的碑学新传统则在更大程度上具备了革新书法、带来书法复兴的契机。显然其言下之意在扬碑抑帖。
四、政治因素的干扰
由于上述我们所说的种种原因，包括政治上的一个革新运动和文人的心态、思想在中央集权制度后期的改变，使得我们所说的“书法革新”运动带有更多政治宣扬的成分在。
尤其是我们可以将康有为诸多论调与他的政治柱状想想比较，其提倡书法革新的目的也就不言自命了。
在一定程度上，康有为潜意识里将帖学视作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代表。而显然碑学则成为了新兴势力的代表。康有为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借此让世人明白必须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做出一定的修补，否则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
因此，这里康有为只不过是借着书法创新为跳板，借此表达政治革新的愿望。
五、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如果就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清廷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应该立马着手各项改革。但是就书法艺术而言，这种提倡革新的论调到底多少蕴含着康有为多少理性分析的成分在，其实是值得怀疑的。
尤其是将康有为最终目的这一具体语境抽离于他所倡导的书法革新运动之外，就会显得很怪异了。
这也难怪很多人会觉得把碑学引入书法主流视野是一种退步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论调的确冲击了当时因循守旧的书法传统，让书法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其问题也非常突出。
在当代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理论时，绝不应该简单的以好坏来评价它，而是应该谨慎小心的看待，结合具体语境，做出符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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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真正意义上进入魏碑时代是清代中后期的事情，虽然之前已经有人学习魏碑。魏碑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原因，一个是书法自身发展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社会原因：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集权时期，当时的集权统治达到了顶峰，“文字狱”兴盛，文人士大夫生怕因言获罪，纷纷选择了被广大文人遗忘的金石学，金石考据学开始兴盛起来，访碑、拓碑、学习碑刻书法在当时蔚然成为一种风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无异是一种保守注意，但正是这种保守主义，解开了沉着千年的北魏刻石书法的神秘面纱，让它又一次以新的年貌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另一个原因是书法自身发展的原因：
书法到了清代，馆阁体、台阁体这种实用性的书体十分兴盛，帖学书法也逐渐衰微，久久不能出现新的风格面貌，开始变的千篇一律，书风逐渐萎靡不振，文人士大夫也厌倦了这种书法风格，尝试找一个新的突破口。
而这个时候金石考据学的兴盛，无意给广大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好的素材，在这种求新、求变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碑刻自然成为文人最好的展示自己的媒介，兴起了一股学习魏碑书法的热潮。这其中就包括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金农、康有为吴昌硕等等书法家，可以说碑学兴起于帖学之末。
总之，一种书体的兴趣，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书法自身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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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和书法发展需要。魏碑的兴起主要发軔于清中晚期，由阮元倡导南北书派，北碑南帖为诱因，继而包世臣和康有为起到了推泼助澜的作用，自此自唐以后到清代前期几乎完全被忽略的北朝碑版墓志文字书写之风大盛，包世臣和康有为有成为当时书坛的风云人物。
具体说来，魏碑书法的兴起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是帖学发展到清代中叶，已经衰微到不可能再重现辉煌的程度，书法的发展到了一个必须寻求新的发展的途径时期，为从学赵孟頫和董其昌带来的纤弱萎靡之病的浸薰中走出，刘墉晚年即开始留心魏碑，“扬州八怪”的书法更是对当时传统帖学书法的一次冲撞和变革求新探索，为碑学的兴起率先开辟了新的途径。
二是清代乾嘉时期的金石考据之学的兴盛而引起。期间由于魏碑、隋碑的大量出土，恰逢其时，为衰微的书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是阮元通过论著《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对碑学的倡导，提出“遵碑”理论。包世臣和康有为在他们的著作《艺舟双楫》和《广艺舟双楫》更是进一步的大力倡导和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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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进入近代书法视野，是书法衰落？还是二五书风审美疲劳？
都不是。是皇权的衰落。魏碑并非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晚清。它们一直静静地立于荒郊野外，一千多年无人问津。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每个做皇帝的人，谁不想自己的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想江山稳固，民众和顺是先决条件。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作为统治者，他们不但从思想上灌输民众，把身体养好就行，不要怀有非份的想法。
魏碑这种粗犷尚武的风格，在统治者看来，很容易激发出人的志气。定可是和他们的治理思想相违背的。
随着封建王朝的土崩瓦解，民众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再加上近代中国被外国列强的欺凌。魏碑强悍的书风就如同干柴遇烈火，一点便燃烧起来。这和时代背景分不开。‘书，心画也’。中国书法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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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风格多样是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