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为什么魏晋时期的名士都喜欢清谈呢？
优质回答：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清谈？
“清谈”也被称为是“清谭”，是指一种文人志士聚集在一处对于一些玄学问题，或是时事进行谈论批评的一种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承袭了东汉时期的清议。清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清雅的谈论，杜甫曾作诗云：“清谈慰老夫，开卷得佳句。”二是对时事的评论，三是对于老庄思想的崇尚，对于玄学问题的议论，在《晋书·隐逸传·鲁褒》这样记载：“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四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谈论，五是指一般的闲谈。显然这是一种坐而论道，而没有什么实际现实意义和行动的行为。
值得玩味的是，魏晋时期的清谈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清谈的主要方式是口谈，魏晋清谈的进行是有一套程式的，清谈会有对手，双方就某一问题引起争辩，辩论双方为主客，对于人数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可以两个人，也可以三个，或者更多人。清谈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士族阶层或是统治阶级，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己见。在清谈时，由一方提出见解发表言论，另一方进行质疑，也就是所谓的“问难”，由此来反驳对方观点。双方相互就对方的观点提出质疑，反驳，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到结束时，双方或达成一致，或仍是各执一词，若仍是各执一词的话，则会有人出来调停，这被称为“一番”，甚至会有“两番”，“三番”，胜利的一方被称为胜论，失败的一方则为败论。这就是清谈的程式。
再来说为什么会出现名士清谈的现象？
一方面伦理道德是儒学的一个核心，儒家名教与儒生行为日益脱离，暴露了名教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团，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有的人六十多岁了还在当太学生，等不到一个官做。学术界以沉闷繁琐的经学考证为主导。那种「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文风，实在使有健全头脑的人无法忍受。
凡此种种，必然造成儒学信仰危机。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识分子企图摆脱困境，开始批判儒学，另找出路。
如魏晋年轻的玄学家王弼一针见血地指出名教的虚伪，他说其「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精思，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士大夫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
如曹操、诸葛亮等大政冶家就崇尚法术。后人称之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士大夫的喜爱，学术思想开始摆脱独尊儒术以来的僵化局面，经学迅速衰落了。
著名学者任继愈指出:「汉代是以经学的记诵来吸引读书人作官的。所以汉代的经师特别多。可是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全国的图书文物遭到惨重的破坏。通经的儒生也变得极少了。曹魏时，朝廷大小官吏和大学生在京师的有万余人，能通古礼的却找不出几个；中央官吏有四百余人，能提笔撰写文告还不到十人。」
西晋以前，玄学清谈已占上风，充斥官场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当时的才子神童’如马融、孔融、祢衡、何晏、阮籍、王弼、钟会等一代风流，都是少年成名的。这反映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后来，尽管也有傅玄丶刘寔（shi）致力于儒学的中兴，而东晋以后儒学越发式微了。
思想真空是不能长久的，玄学和道家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主流。为什么在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中，道家会渐渐占了上风，儒家和其他学派不能复兴呢？
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道家玄学的兴起，除了意识形态结构自身演变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生的残酷迫害，大动乱的惊人的残酷性，造成道家对儒家的反动。当时，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对政治黑暗、残酷的现实深感失望。有的吓破了胆，生怕干政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下层知识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满于经学的繁琐和名教的虚伪。
他们愤世嫉俗，倾向于修身养性的全身长生之术和信奉「无为」的哲理。上层社会奢糜淫乱的享乐主义也需要找到理论说明。这样，玄学和道家成为社会的一种理论需要。魏晋时知识分子的必读有三本:《周易》《老子》和《庄子》，名日「三玄」。天姿神迈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闻名一时并影响后世的。
魏晋玄学以道家的自然来对抗儒家名教，主张放情任志、顺乎人性的生活态度。它是对儒家伦理说教的一种否定和反动。这种表面上蔑视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中下层知识分子如嵇康、阮籍之类愤世嫉俗，憎恶政治的腐败，退却于远离现实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贵族门阀则沉溺于荒淫无度的享之中。魏晋玄哪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是毁灭性大动乱在知识分子精神上造成的表现。这种现象说明:当人们对走入死胡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厌倦，但仅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的话，就会进人官方哲学补结构的陷阱中去。
所以说魏晋玄学是士人清谈的直接产物。
再次，说说士人清谈造成的历史结果和影响
造成的历史结果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佛教的大行其道。正在儒家的入世精神像夕阳西沉，渐渐消失在「无为」和消极的黑夜中的时候，佛教开始构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冲击。佛教刚传入时影响并不大，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得佛教传播的速度大为加快了。
它是在人们纷纷寻找精神防空洞的情况下乘虚扩张的，佛教比魏晋玄学更为消极。玄学道家虽然讲「无为」，但却主张「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何晏强调“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后天之欲，人们不能完全任情达理，还主张要合情合理。而佛教主张「出世」，把「情」看作是产生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主张减除欲望。佛教用现世的虚无来为出世作辫护佛教和玄学推波助澜，以至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人佛，愈陷愈深。
汉魏时，佛教还不那么炽盛，西晋初年已不然，译出的佛学经典达上千卷之多。但最能引起中国士大夫兴趣的还是「般若学」。到东晋以后，佛学已经十分兴旺了，和尚们以哲学家的形像走上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舞台。并且和尚们似乎在政治舞台上也不甘寂寞扮演着重要角色。号称「大和尚』的名僧佛图澄，曾协助后赵的石鞫处理军机政要。名僧道安则为前秦符坚的政治顾问。
后秦的姚兴进把鸠摩罗什奉为国师。南方的刘宋王朝中，孝武帝当朝时，人称慧琳为“黑衣宰相”。梁武帝时佛教几乎享有国教的地位。陈武帝、文帝则舍身佛寺。
还有一点就是400多年的社会持续动荡和分裂。
玄学和佛教的兴起，是实现大一统的巨大障碍。大一统需要依靠信仰统国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组成官僚机构，需要以封建礼法来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等级次序。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崇尚「无马」和「出世」的佛老之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就使得大一统无法实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佛教，实现大一统的障碍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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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魏晋名士喜欢清谈？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自东汉党锢之祸以后，许多朝野名士都遭受到了政治上的摧残和迫害，为了明哲保身，趋吉避祸，于是名士们开始转向抽象的玄理讨论。再加上汉末以降，战乱不断，瘟疫频发，就算是达官贵族也往往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基于对现实的逃避和对死亡的恐惧，清谈开始大行其道。
汉末党锢之祸
一、清谈的起源
要说清谈之起源，先要从清议说起。秦汉一统之后，逐渐废除了先秦的世官制，采用察举制来任命官员。而既然是察举制，那么被察举的人理应有响应的才能、品德，在这种环境下，就诞生了一种社会现象：每个想出仕的人，都或主动或被动的被人品鉴一番，得出一个结论，证明这个人能力高不高、品德好不好，这就是所谓的人伦鉴识，也就是清议。
而后来，党锢之祸发生以后，这些搞清议的人，说真话吧，又怕遭遇杀身之祸，说假话吧，有感觉没骨气，于是索性干脆就不搞清议了，转而去搞一些更抽象的清谈了。清谈与清议虽然内容迥异，但本身是一种继承关系，清谈始于东汉郭泰，《后汉书》记载：
林宗（郭泰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可见，郭泰本身也是一个高“人伦鉴识”的清议家，但他搞清议的时候说话很小心，尽量不得罪人，所以也就没被迫害。葛洪《抱朴子》又载：
郭泰像
林宗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
这是汉末以来，最早关于清谈的记载，可见“清谈”实由“清议”转变而来。
二、清谈之发展
然而郭泰只是开启了清谈的源头，并且此时的清谈与魏晋时清谈还有很大不同，从郭泰清谈到魏晋名士清谈，还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简要来看，可以将清谈的发展分为前期和后期。从汉末到魏、西晋，清谈虽然“不为危言核论”，但依然与政治、官僚存在一定的联系，主要是士大夫、名士用来表明或者辨明自己立场、态度的东西。如《世说新语·文学类》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四本论》算是前期清谈的重要资料，魏晋玄学清谈中有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四本”，所谓的四本指的是一个人才能与品质的关系，主要分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以及才性离。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讨论，还是源于曹操当初为了寻觅人才，下达了“只要有才能，就算德行差一点的人也能得到重用”这样的命令。因此，早期清谈的“四本论”，还是跟政治脱不了关系的。
以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
但是到了西晋时期，因为司马氏篡位问题，许多名士或受过曹魏恩惠的人，对司马氏政权心存很大的不满，司马氏也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大肆诛杀异己，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嵇康。嵇康与阮籍同为当时的名士代表，嵇康死后，阮籍为了避祸，以消极出世的态度，绝不评论实事，不臧否人物，发出的都是些玄远的言论。在阮籍的影响下，清谈就发展到了只谈玄理不论实事的地步。
三、清谈误国
在阮籍之后，清谈的风气开始蔓延到所有名士群体以及门阀贵族之中，而因为九品中正制的存在，整个国家的官僚机构都被这些门阀所垄断，那么必然的，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员，也大多都是喜欢清谈之辈。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当官的大多不务实事，只知道说理谈玄。《晋书·桓温传》记载：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可见，王夷甫即王衍，乃是两晋时玄学清谈的领袖，桓温认为西晋灭亡的责任要归结到王衍这些清谈家身上，是很有道理的。
桓温
然而西晋的灭亡并没有让那些名士们吸取教训，衣冠南渡之后，东晋的门阀们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凭借着长江天险，好像北方的胡人也打不过来。再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存在，他们垄断了上层权力，生活上可以随心所欲地骄奢淫逸，在精神上却又陷入了空虚之中，这时候清谈就成了他们追求精神生活的一剂良方，因此清谈不仅没有因为西晋的灭亡而消失，反而在东晋变得更加假大空了。
四、结语
总的来说，清谈的出现，与东汉的党锢之祸有关，导致名士们谨言慎行，开始探讨一些不会召来杀身之祸的言论。而清谈发展到后来，固然能让清谈家们远离祸事，但对国家来说却是极大的不幸，因为这些清谈家后来都身居要职，不务政事，遂导致西晋灭亡，神州大地陷入了数百年战乱之中，可谓遗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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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一、魏、晋名士们不愿意参与政治。
首先是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使士大夫贵族阶层受到了严重打击，数百人惨遭迫害，其影响之久远可想而知。到了魏晋时期，战乱不断生灵涂炭，弄得人心惶惶，士大夫贵族们的性命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说丢就丢了，而那个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大汉帝国也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名士们就不愿意参与政治了。
其次，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延用汉朝的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对九品中正制的形容与批判，这样的选官制度使许多出身寒门的名士没有机会进入官场，所以干脆就不去做官了！
二、厌倦了经学和谶纬之学的枯燥与荒诞。
魏晋继承了汉文化的思想，流行经学和谶纬之学，还有儒家的“三纲五常”。经学讲人生和治国的大道理，说白了就是洗脑，是统治者安排给“文化人”的学习任务，简直枯燥的透了！那个谶纬之学，是谶书与纬书的合称，专门讲一些非常迷信的东西，似乎是一些神秘莫测的预言，这对那些名士们来说，根本就是荒诞不经的东西，太“扯淡”了！至于“三纲五常”，把人束缚的不行，不论做什么事都放不开手脚，太闹心了！
名士们压抑了，困惑了，迷茫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转移目标”呗！
于是，名士们经常聚会，或竹林间，或小溪旁，围绕着《老子》、《周易》、《庄子》等玄学展开了讨论，清谈之风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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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题目以为说的是吃饭呢。清淡不确切，应该是清流，一般文人专属。文人自称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也。要求自己正义，正直，慎独，无私等。收儒家思想熏陶，个个以君子之风自居，行事光明磊落是谓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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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魏晋时期的名士都喜欢清谈呢？
清谈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符号，是当时盛行的一种名士交流方式，而至于为何魏晋名士喜欢清谈，其主要原因是魏晋时期社会动荡而引发思想解放，政治黑暗压制当世名士诉求，从而使名士的言论从政治抱负转为清净无为的老庄之学。总的来说清谈的盛行是魏晋时期的动荡局势所衍生出来的。
清谈的释义与缘起
何为“魏晋清谈”，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以探讨宇宙起源，人生哲理为内容，以极富修辞技巧的论辩为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清谈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帧的《赠五官中郎将诗》与曹丕的《又报钟繇书》中，而将清谈发展起来的应该是荀粲，《世说新语》记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言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而将清谈推向高峰的则是魏晋之交的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
“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斌媚，执乎嗢噱，不能离手。”—《又报钟繇书》
到了西晋，王衍和郭象是清谈的代表人物，王衍每次清谈都带着玉柄的塵尾，成为当时偶像。而东晋也不乏清谈大咖，王导，谢安这些名震天下的名士都是清谈好手。
魏晋清谈盛行的原因
那么作为一种不谈政治，只谈玄幻的文化交流方式，为何会在魏晋时期风靡一时呢。
乱世名士的思想解放
每逢乱世，国家动荡，体制松懈，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但这也就成了新文化喷薄而出的土壤，乱世中的思想最为自由，个性最为解放。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民国时期大师辈出，这都是所处的时代特征所造就的，而魏晋时期也正处于国家动乱，知识分子纷纷毁弃礼法，儒家文化衰败，而清谈也就成了是当时名士思想碰撞的一种方式。
乱世名士的言论转移
魏晋时期，政治黑暗，世族阶级腐朽，而知识分子在感受不到前途希望之后，只能将满腹经纶转向老庄的清净无为，从而来消解自身的压力。
而当清谈成为一种高端时尚的流行节目后，更是吸引了大批文人名士纷纷加入，又反推了清谈的发展，这也是清谈在魏晋时期盛行的原因之一。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
总结：综上所述，魏晋时期名士喜欢清谈，是由于魏晋时期国家动荡，政治黑暗使得名士们毁弃礼法，个性奔放，也使得名士们将政治抱负转向了清净无为的老庄思想，从而使清谈在魏晋盛行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