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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跟汪精卫谁更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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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官家问起，那就说一下，他们都有自已说词，就看人们接不接受，汉奸的招牌是很难摘下来的。秦桧主和，是配合赵构的意愿，本來不能说他们全错，总是要看当时情况，是和是战，都要拿定主意，但他们杀了岳飞，就会被指责残忍，在皇帝的立場，杀一个臣子不算什么，但在很多人眼中，他是忘恩负义之人，秦桧为自己利益作帮兇，当然可恶。汪精卫也是主和不主战，蒋却不準备在这种条件下和，是要日本退兵才可谈，所以两人並不一致，但当时情况复杂，有些事大家無法知道清楚，到底他们之间有否默契，还不大清楚，今天已不可考了，汪的曲线救国论不能说全是鬼话，问题是日本未必说话算数，汪却無法回头，祗好汉奸当到底了，我认为他们都有不可铙恕之处，都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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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跟汪精卫谁更可恶？汪精卫更可恶，因为汪精卫想做秦桧，结果连秦桧也不如，成了第二个石敬瑭，变成了日本人的儿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汉奸最为著名，一个是秦桧，一个是汪精卫。真是英雄惜英雄，汉奸惜汉奸，在民国，汪精卫是为秦桧翻案最有名的政治家了 ，而且是身体力行，殊途同归。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汪精卫在和蒋介石在探讨应怎样应对“一·二八”事变时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但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因为他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其实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他用自己遭世人唾骂，换来当时的和平，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之灾。照我看秦桧的救国与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蒋介石怒色说道：“秦桧是地道的卖国贼，这是妇孺皆知，怎么能同岳飞相提并论呢？”
在汪精卫眼里，秦桧可不是卖国贼，同岳飞一样都是忠君报国。因为汪精卫也要准备做秦桧了。
秦桧和汪精卫都属于才子型书生，秦桧是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书法造诣深厚。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民报》主笔，孙中山都要盛赞：“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透言列强之政策瞭如光火，使读者快慰不已……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说，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
“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这是秦桧写的《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后写的。
秦桧和汪精卫年轻的时候都一样，血气方刚，正义凛然，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进攻东京汴梁，当时还在国子监担任学正的秦桧慷慨上书，告诫朝廷金人贪得无厌，别指望通过割地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千万不可松懈武装守御，要广开言路择其善者而从之。
靖康之变后，秦桧从抗金义士变成了一个宋朝的内奸，宋高宗赵构是个求和派，秦桧正好借机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议和政策。为了求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成为千古罪人。《宋史·秦桧传》记载：“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雠斁论，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
同样，汪精卫抗战开始的时候，也是主战派。汪精卫在“九一八”事变时批评张学良 “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相比同时期的张学良，蒋介石汪精卫的姿态更为积极。1931年汪精卫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军事不宣战而尽力抵抗，外交上不绝交而尽力交涉”，战与和的底线是“不失国土，不辱主权”，宣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
随着抗战深入战争越来越残酷，日本节节胜利中国节节失败，北平、南京、上海，到1938年8月，广州、武汉也都陷落，这让当时的汪精卫倍感失望，“战亦亡，不战亦亡”，觉得再打下去也是失败，还不如和谈。
汪精卫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精卫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1938年10月，汪精卫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汪精卫被日本的强大和国内的失败吓怕了，开始鼓吹投降，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论调，并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主张对日妥协。
汪精卫的看法不仅仅是一个人看法，而是代表了当时民族失败主义的潮流，抵抗没有希望，求和才是出路，晋系的徐永昌就说：“中国今天不但不能出个岳飞，可惜连个秦桧也没有。”秦桧不是没有，汪精卫跳出来了。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飞到上海，在签署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密约时，汪精卫流着眼泪说： “他们要我签，就签罢。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约。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抗日战争，汪精卫到底有多悲观，悲观到要做秦桧。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 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在汪精卫眼里抗战是殉国，和平是救国。他去当汉奸也是为了救国。 汪精卫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救国”。
日本帝国主义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汪精卫有烈士情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自认为“曲线救国”是为了拯救民族的水火之中，离开重庆时给蒋介石的留言称“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汪精卫想做秦桧，结果却是连秦桧也不如，成了第二个石敬瑭，变成了日本人的儿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