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左宗棠跟曾国藩交恶是真的还是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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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左宗堂，一个是战略家，一个是军事家。论谋略，曾国藩胜过左宗棠，而论领兵打仗，左宗棠比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亲自指挥的战役，几乎打一场败一场，其中想自尽的就有四五次。而左宗棠在军事指挥上却胜过曾国藩，一生很少吃过败仗。
在用人方面，曾国藩可谓老谋深算，深谙用人之道，手下个个为之卖命，包括左宗棠。对下属非常休贴入微。曾国藩一生朝庭封赏可不少，但其一生清贫，死后也没给子女留下什么家产，是因为他都分发给了下。所以将士打仗个个不要命，这也是他常打胜仗的原因。
说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一半真一半假。真的方面是因为左宗棠与曾国藩是同年进考进士，却没有曾帅幸运，所以只能屈尊帐下，甚至还曾负气出走过，有点不服气，但又不得不有求于曾国藩。曾国藩又看重左帅是人才，却又不喜欢他的性格，所以时有矛盾。假的方面两人都握有重兵在手，怕朝庭猜忌，不得不做一点姿态。其实两个人是非常惺惺相惜的，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他的品评之高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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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平生以“今亮”自诩；曾国藩天资鲁钝，以勤补拙，经历七次府试，三次会试才最终成为天子门生。两人虽为湖南同乡，但从根本上就不是一路人，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将两人硬凑到了一起。左宗棠自幼聪颖，为人自负，1827年进为秀才，1832年中试举人。可惜此后三次赴京会试均铩羽而归，从此断绝科举入仕之意，回到老家潜心钻研经世致用之学。科场失意使左宗棠的性情更加急燥，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标准的愤青。
曾国藩天资不高，历经七次府试，于1832年考取秀才，1834年中试举人，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落第，寓居京城长沙会馆，1836年恩科会试再度名落孙山，遂回到家乡，闭门苦读。1838年，曾国藩第二次赴京赶考，大获成功，荣列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踏上仕途。此后，曾国藩仕途顺遂，并受到道光帝的赏识，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典型的凤凰男。左宗棠是打心眼里瞧不上曾国藩，在他心中除了历史上以神机妙算著称的诸葛亮外，其它人等一概难入法眼。左宗棠的狂傲堪称晚清之最，就拿他和樊燮结怨之事来说，当时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任四品幕僚，樊燮是永州镇总兵，正二品武官，当两人话不投机时，左宗棠竟然当众斥责樊燮没向他请安问候，樊燮驳斥说朝廷无此体制，恼羞成怒的左宗棠竟然暴喝“王八蛋，滚出去”这样斯文扫地之语。
樊燮窝着一肚子气，借沾亲带故的关系向湖广总督官文大倒苦水，官文拜章弹劾左宗棠为“劣幕”，咸丰帝批示“迅速查明，若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经过胡林翼，郭嵩焘及潘祖荫极力营救，左宗棠不仅免遭杀身之祸，而且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可这次事件的过错方显然出在左宗棠身上。曾国藩对左宗棠是有恩的，帮办军务之时，曾国藩让左宗棠自募一军，这才有了“楚军”这支剿灭太平天国和陕甘回乱的劲旅，曾国藩还举荐左出任浙江巡抚，这段时期也是二人关系的蜜月期。
曾左交恶的缘由出自湘军攻陷天京，朝廷额冠相庆，大加封赏之际，左宗棠却上奏幼天王洪天贵福自天京出逃，太平军余部大量匿出，而曾国藩却在捷报中称叛军已被彻底剿灭，洪天贵福“积薪自焚”，慈禧太后闻奏大怒，责令曾国藩明白回奏。曾国藩积极为自己辩解，并向朝廷举报左宗棠围攻杭州不力，致使数万叛军逃出。曾左自此交恶，彻底断绝书信往来，“彼此不通书问”，两位当朝重臣，同乡故久最终分道扬镳，成为晚清官场一大“公案”。有人说两人交恶是为求自保，故意演戏给朝廷看的；也有人说曾左失和是为了争抢功劳，互相攻讦。
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曾左交恶是故意演戏给朝廷看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左宗棠晚年以痛骂曾国藩乐事，每日大骂小骂不断，有时骂得连前来拜访的客人都听不下去而逃之夭夭。何况以左宗棠嫉恶如仇的性格，断然不会为了自保而演戏，即使演得了一时，也无法数十年如一日的演下去。曾左交恶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为求自保而故意演戏给朝廷看。其次，左宗棠是打心眼里看到不起曾国藩的。靖港兵败后，曾国藩投水自尽被属下救起，却写好遗嘱，派人购买棺木，准备再度寻死。左宗棠痛骂曾国藩不忠不孝，枉为臣子，幸好塔齐布率湘军在湘潭取得大捷，这才救了曾国藩一命。左宗棠从此更加看不起曾国藩，认为他表面上道貌岸然，私底下卑鄙无耻，只打了一场败战就寻死觅活，难以担当重任。
最后，左宗棠性情耿直，锋芒毕露，对于曾国藩欺瞒朝廷之事无法装作视而不见，因此慨然上奏举报。曾国藩为人最重诚信，对左宗棠奏报自己欺瞒朝廷之事大为光火，导致两人公开决裂。一句话概括：左宗棠情商太低，举报洪天贵福之事伤了最要脸面的曾国藩，以致两人公然绝交。曾国藩死后，左宗棠献上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在这幅挽联中，左宗棠最终低头服软，承认错误，并告知世人他俩的分歧只是对于军国大计，而非私人恩怨，他们以心相知，互为砥石，相期无负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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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湘军大帅，左宗棠能被授予四品京堂调给曾国藩阵前任用，曾是出过大力的。后来左宗棠自成一派可以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两人政见不合争争吵吵很正常。但我认为更本质的原因是湘军势力太大，如果这两位首脑关系太好的话确实容易引起朝廷的忌惮，所以也夹杂了互相制衡以保平安的默契。
1863年也就是石达开大渡河全军覆没的那一年，湘军人物担任总督、巡抚的占全国62.5%和60%。这些督抚们在各自辖区程度不等的仿照两湖，整顿吏治、税政、治安，安定了地方，发展了经济，以便把这些人力财力用于防务和军队建设。到1863年冬天，曾国藩直属湘军就有12万多，四川湘军有四万多，李鸿章在上海靠士绅资助所部湘淮军也有七万人，左宗棠以闽浙为筹饷基地，并争取江西、广东等省的支援，所部也有6万人。到了1864年攻陷天京时，湘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五十多万，与过去常备军绿营的总兵力相差无几了。
而这支军队几乎掌握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三个汉人手上，这是双方都需要一个平衡。曾左二人交恶就是最好的情况，这样朝廷可以稍稍放心。曾左也不用鸟尽弓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