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影响范围比较大的疫情事件？
优质回答：
在商朝，中国已经有了瘟疫的记载。
《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熏卜问殷王是否染上传染病，熏又卜问疫病是否会漫延；此后《尚书》记录了传染病就是疫疾。
《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至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疾，丧乱弘多”。但当时的人门不知道瘟疫的发病原因和预防措施，面对瘟疫这种急性传染、致死率极高的疾病，鬼神之说盛行。如《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疫，厉鬼也。”
秦朝是制定关于防治传染病法规的最早朝代，首先强调的是主动预防。《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录：丙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传染病，他也被怀疑患有传染病。知情者主动断绝与丙及病人接触、共同饮食。在预防的同时，秦朝人也强调确立标准，谨慎诊断。对不是传染病患者的被怀疑者，经专业医生诊断后及时予以排除。秦朝也很注重隔离的处理方式，专门设立防疫机构，强制隔离传染病人，纳入了法制轨道。
宋朝，人们已经意识到“煎水”可以消灭疾病的源头，同时认识到粪便也会传播疾病，因此杭州城有专门的收粪人。两宋前后有各种职能不同的医疗机构，一些医学教育机构在疾疫发生时也承担治疫任务。
明朝亡于天灾的说法，是现代明史研究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尽管“小冰河期”的干冷气候和频发的旱灾，助推了明朝的衰亡过程，但鼠疫却在明朝的最后时刻砍出了最关键的一刀。明末鼠疫发生于1633年的山西，并于1641年蔓延到北京周边地区。1643年底，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传播力和杀伤力更强的肺鼠疫逐渐取代了腺鼠疫。1644年春，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累计已造成北京20-30%的人口死亡，出现了“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人间地狱景象。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撞上大运，轻而易举地攻陷了这座原本城防坚固、防卫森严的帝都。然而当志得意满的李自成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之时，瘟疫的幽灵已经渗入到他的大军之中。结果，一贯作战顽强骁勇的大顺农民军，在鼠疫的侵袭下竟然短时间内战斗力大减，惨败于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联军，使北京城在短短一个多月就更换了两次主人。李自成及其军队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突然“腐化”了，一直是历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直到近10多年来，鼠疫这个幕后推手才被人推到了历史研究的前台。
补充一份清朝的瘟疫资料。其中大规模瘟疫黑体标出。
大规模瘟疫的特点是
1、蔓延速度快，
2、覆盖地域广，在省内或者临近区域内接连爆发，
3、持续时间长，有的甚至持续到下一年。
其中，可见清朝最为严重的瘟疫是在嘉道之交，涉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这次瘟疫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且都在人口密集区域，当时全国人口已经超过3亿人，按比例基数来算死伤何止百万。但也因为当时中国是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且疆域辽阔，不论爆发怎样规模的瘟疫都不可能具有像欧洲、美洲那样一次就死掉大半或者导致灭族之灾的危害性。
顺治元年（1644） 怀来大疫、龙门大疫、宣化大疫（《清史稿》）顺治四年（1647） 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顺治九年（1652） 万全大疫（《清史稿》） 顺治十三年（1656） 西宁大疫（《清史稿》） 顺治十六年（1659） 夏秋，浊州大疫（《浊州府志》） 康熙元年（1662） 五月，钦州大疫，馀姚大疫。（《清史稿》） 康熙七年（1668） 七月内丘大疫。（《清史稿》） 康熙九年（1670） 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枣阳大旱大疫（《枣阳县志》）。 康熙十二年（1673） 夏新城大疫（《清史稿》）。枣阳大疫（《枣阳县志》）。 康熙十六年（1677） 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七月，商州大疫。（《清史稿》） 康熙十九年（1680） 正月，苏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年（1681） 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 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二年（1683） 春，宜城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一年（1692） 三月，郧阳大疫。五月，房县大疫，广宗大疫。六月，富平疫，同官大疫，陕西大疫， 凤阳大疫，静宁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 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三年（1694） 夏，湖州大疫，桐乡大疫。秋，琼州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夏，嘉定大疫，介休大疫，青浦疫，宁州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七年（1698） 春，寿光、昌乐疫。夏，浮山疫，隰州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 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二年（1703） 春，琼州大疫，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 钜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清史稿》） 康熙四十三年（1704） 春，南乐疫，河间大疫，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菏泽疫。秋，章丘大疫；东昌 大疫；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大疫；潍县大疫 （《清史稿》）。 康熙四十五年（1706） 夏，房县大疫，蒲圻大疫，崇阳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六年（1707） 五月，平乐疫，永安州疫。七月，房县大疫，**大疫。八月，沔阳大疫 （《清史稿》）。 康熙四十七年（1708） 二月，**大疫。三月，沁源大疫。五月，灵州大疫，武宁大疫，蒲圻大疫，凉州 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八年（1709） 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潜山、南陵、铜山大疫，无为、东流、当涂、芜湖大疫。十月，江南大疫（《清史稿》）。江苏高淳大疫，自春及秋死亡过半（民国《高淳县志》卷12）。 康熙四十九年（1710） 秋，湖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二年（1713） 冬，化州大疫，阳江大疫，广宁大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夏，阳江大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 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七年（1718） 永定大疫，死者千馀人（民国《永定县志》卷1）。 康熙六十年（1721） 春，富平疫，山阳疫。（《清史稿》） 康熙六十一年（1722） 七月，桐乡疫，嘉兴疫。（《清史稿》）雍正元年（1723） 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雍正二年（1724） 六月，阳信大疫。（《清史稿》） 雍正四年（1726） 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献县疫。（《清史稿》） 雍正五年（1727） 夏，揭阳大疫，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锺祥、 榆明疫。（《清史稿》） 雍正六年（1728） 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常山疫。四月，太原疫，井陉疫，沁源疫，甘泉疫，获 鹿疫，枝江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荆门大疫。夏，巢县疫，山海关大疫，郧西大疫 （《清史稿》）。夏四月，松江大疫，乡人谓之虾蟆瘟（《松江府志》）。 雍正十一年（1733） 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大疫，宝山大疫。（《清史稿》）乾隆三年(1738) 疫疾流行。（《通渭县志》）乾隆五年(1740) 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七年(1742) 六月，无为疫。（《清史稿》） 乾隆十年(1745) 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十二年(1747) 五月，蒙阴大疫。（《清史稿》） 乾隆十三年(1748) 春，泰山大疫，曲阜大疫。夏，胶州大疫，东昌大疫，福山大疫。秋，东平大疫。 （《清史稿》） 乾隆十四年(1749) 五月，青浦大疫，武进大疫。七月，永丰、溧水疫。（《清史稿》） 乾隆十八年(1753) 晋江县大疫，至十九年秋乃止，死者无数。泉州大疫，延及次年。 （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湖州大疫，苏州大疫，娄县大疫，崇明大疫，武进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 疫。十一月，凤阳大疫（《清史稿》）。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 邑人多死（《沛县志》）。苏州大疫，米价腾贵（《苏州府志》卷142）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四月，桐乡大疫。七月，陵川大疫。（《清史稿》） 乾隆二十三年（1758） 泉州郡大疫，延及次年（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乾隆二十五年（1760） 春，平定大疫。六月，嘉善大疫。冬，靖远大疫。（《清史稿》）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十月（丰城）痘疫，小儿伤者无算（《丰城县志》）。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五年（1770） 闰五月，兰州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六年(1771) 春大疫。（《通渭县志》） 乾隆四十年(1775) 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八年(1783) 六月，瑞安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年(1785) 冬，青浦大疫（《清史稿》）。（象山）痘疫，稚幼十伤其七（《象山县志》）。 乾隆五十一年（1786） 春，泰州大疫，通州大疫，合肥大疫，赣榆大疫，武进大疫，苏州大疫。夏，日照大 疫；范县大疫；莘县大疫；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清史稿》）。秋，即墨大疫（《即墨县志》）。霍邱夏大疫，民死十之六，甚至有阖家尽毙，无人收殓者（同治《霍邱县志》卷16）（舒城）夏大疫（《舒城县志》）。 乾隆五十五年（1790） 三月，镇番大疫。八月，云梦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九月，黄梅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冬，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六十年（1795） 十二月，瑞安大疫。（《清史稿》）嘉庆二年（1797） 六月，宁波大疫。（《清史稿》） 嘉庆三年（1798） 五月，临邑大疫（《清史稿》）。春夏，永嘉大疫（《永嘉县志》） 嘉庆五年（1800） 五月，宣平大疫。（《清史稿》） 嘉庆十年（1805） 二月，东光大疫。三月，永嘉大疫。（《清史稿》） 嘉庆十一年（1806） 夏五月，痘疫，多夭死（《万载县志》）。 嘉庆十六年（1811） 七月，永昌大疫（《清史稿》）。夏痘疫，死者相望（《万载县志》）。 嘉庆十九年（1814） 闰二月，枝江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年（1815） 春，泰州疫。四月，东阿疫，东平疫。七月，宣州疫，武城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内丘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十一月，诸城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四年（1819） 五月，恩施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五年（1820） 七月，桐乡大疫，太平大疫，青浦大疫。长乐县吐泻盛行，人死极多（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 述论》）。八月，乐清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哭泣之声，几遍里巷（《乐清县志》）。八月，瑞安痧疫流染，朝发夕死，遭此厄者，十室七八，得生者十之一二，啼哭之声，遍于里巷（洪守一《瓯乘拾遗》） 。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始（《南汇县志》）。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象山县志》）。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慈溪县志》）。道光元年（1821） 三月，任丘大疫。六月，冠县大疫；武城大疫；范县大疫；钜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大疫，元氏大疫；新乐大疫；通州大疫；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 阿、武定大疫；滕县大疫；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滦州大疫；元氏、内丘、唐山、蠡县大疫；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宫、曲阳、武强大疫；平乡大疫。九月，日照大疫，沂水大疫（《清史稿》）。瑞安大疫（《民国瑞安县志》）。秋收七月至八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连江县志》）。七月八月，全省霍乱流行（《莆田县志》）。（江阴）夏秋大疫，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口尽殁者（《江阴县志》卷8） 道光二年（1822） 夏，无极、南乐大疫，临榆大疫，永嘉疫。七月，宜城大疫，安定大疫 （《清史稿》）。 道光三年（1823） 春，泰州大疫。秋，临榆大疫（《清史稿》）。 道光四年（1824） 平谷、南乐、清苑大疫（《清史稿》）。 道光六年（1826） 冬，霑化疫（《清史稿》）。 道光七年（1827） 冬，武城疫（《清史稿》）。 道光十一年（1831） 秋，永嘉瘟（《清史稿》）。 道光十二年（1832） 三月，武昌大疫，咸宁大疫，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大疫；宜都大疫；石首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大疫，黄梅大疫，**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三年（1833） 春，诸城大疫。四月，乘县大疫。五月，宜城大疫，永嘉大疫，日照大疫，定海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四年（1834） 六月，宣平大疫，高淳大疫。（《清史稿》）“甲午，瑞安又大疫，无处无病人，死者 甚多”、“闻永邑廿三都葵溪陈岙人说，本年夏秋间大疫，其中村落有死及半者。其村五里外有一村落，同族十七家只留一家。陈岙聚落百五十家，共丁五百，失二百”、“闻葵溪一客说，本年白钱纸所以稀少之故，由春间皆以笋当饭，兼之大疫，死者几半，其得生者亦无资本而歇业”、“本年春夏间，闻郡城双门一聚落共三十二家，死于疫者几尽，只剩三家”（赵钧《过来语》）。“甲午春夏（温州）大疫，贫民乞丐死于饥疫者横塞道路，日以十百计，木棺既缺，以一棺殓二三尸，甚至以蒿草裹卷，凶惨形状不堪寓目，实为从来所未见”（《瓯乘补》）。 道光十五年（1835） 七月，范县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六年（1836） 夏，青州疫，海阳大疫，即墨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六年（1836） 十七年，十八年，连续3年间长乐县瘟疫大作（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道光十九年（1839） 九月，云梦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二年（1842） 正月，高淳大疫。夏，武昌大疫，蕲州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三年（1843） 七月，麻城大疫，定南大疫。八月，常山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六年（1846） 春夏，大疫，秋冬瘟痢流行（《平阳县志》）。 道光二十七年（1847） 秋，永嘉大疫（《清史稿》）。秋，平阳大疫（《平阳县志》）。 道光二十八年（1848） 春，永嘉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九年（1849） 五月，丽水大疫（《清史稿》）。长乐县瘟疫盛行（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咸丰三年（1853） 三月，大饥疫（《徐州府志》卷5）。 咸丰四年（1854） （温州）“现在疫气到处传染，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累累”、“上半年瘟疫流行， 近海村落为甚。钱桥、梅头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 海安，失皆不少”、“温郡自旧秋水灾后，瘟疫流行，愚民惑于沾染之说，骨肉不相 颜，枕籍以死者，在在有之”（《过来语》）“甲寅，大饥，（平阳）秋大疫”（《平 阳县志》）。 咸丰五年（1855） 六月，清水大疫（《清史稿》）。 咸丰六年（1856） 五月，咸宁大疫（《清史稿》）。 咸丰七年（1857） “五月间，邑（温州）有痧症及疫痘，甚险” （《过来语》） 咸丰十一年（1861） 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 同治元年（1862） 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县大疫。六月，江陵大疫，东平大疫，日照大疫，静海大疫。秋，清苑大疫；滦州大疫；宁津大疫；曲阳、东光大疫；临榆、抚宁大疫；莘县大疫；临朐大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秋，即墨瘟疫流行（《即墨县志》）。江西安义秋大疫，死者数千人（同治《安义县志》卷16） 同治二年（1863） 六月，皋兰大疫，江山大疫。八月，蓝田大疫，三原大疫（《清史稿》）。 同治三年（1864） 夏，应山大疫，江山大疫，崇仁大疫。秋，**大疫（《清史稿》）。 同治四年（1865） 上杭县四乡乱后，继以大疫，稻熟无人收获（《上杭县志》）。 同治五年(1866) 五月，永昌大疫（《清史稿》）。 同治六年(1867) 二月，黄县大疫。七月，曹县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清史稿》）。秋，瘟 疫流行，民多死伤（《通渭县志》）。 同治七年(1868) 战乱、瘟疫，民大饥，死者甚众。（《通渭县志》） 同治八年(1869) 六月，宁远、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清史稿》）。 同治九年(1870) 秋，麻城大疫。冬，无极大疫（《清史稿》）。 同治十年(1871) 五月，孝义疫。六月，麻城大疫（《清史稿》）。 同治十一年(1872) 夏，新城大疫，武昌县大疫（《清史稿》）。 光绪四年（1878） 六月，（平阳）大疫（《平阳县志》）。四月，大疫。是时河南、山、陕三年大饥，人 相食，人民流入蒙境者遍地皆是，瘟疫到处传染。（《蒙城县志》卷12） 光绪十六年(1890) 夏，安东疫病流行，死千余人。（《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六月，安东疫病大流行，死者不计其数。（《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七年(1901) 七月，安东疫情变本加厉，每日死30至60人。病死者难计其数。（《三千年疫情》)光绪二十年（1894） （金门）后浦头，后水头，沙尾等乡，忽发生鼠疫，传染甚速，死数百人，为金门前所 未有。（《金门县志》）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同安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同安县志》）。鼠疫起。初由梨园子弟在枫亭传染，载归已死，船泊河滨，数日之内，河滨人染疫者十馀人，蔓延全城，死百馀人，以次传染乡村（《莆田县志》）。五月，京师疫疠流行，因疾疫而死的灾民达三千余人。（《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四月起，京师内外疫疾流行，大量人口死亡，《庚子纪事记》载：“居民死者枕 藉。”十月，获鹿县出现大瘟疫。（《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夏秋，（平阳）大疫（《平阳县志》）。五月，瑷珲霍乱流行，每日抬到城外荒野掩埋的尸体不下七八百具，持续半月之久，死数千人。六月，京津地区大范围爆发疫病，以霍乱为主。（《三千年疫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夏，安东、大连、旅顺、辽阳等地霍乱大流行。（《三千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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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是由裂体吸虫属血吸虫引起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它主要通过皮肤，黏膜与疫水接触受染，病人极度消瘦，出现腹水、巨脾，腹壁静脉怒张等晚期严重症状。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血吸虫病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12个省市，454个县市区，1160万血吸虫病人，病牛120万头，钉螺面积148亿平方米，60万晚期病人，1亿人（全国的1/6）暴露于血吸虫的危险中。大多数患者骨瘦如柴，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成侏儒。血吸虫病严重的地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在血吸虫病疫区，流传着这样悲惨的民谣：肚胞病，害人精，任屯村里栽祸根；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方湾大肚病，女不生育男“怀孕”，田野荒草尸骨盖，湖畔芦花哭亡灵，孤儿寡母苦仃伶。
疫情牵动着伟人的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伟大号召。1958年2月10日，第四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发出了“鼓足干劲，全面跃进，苦战3年，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口号。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消灭血吸虫病战役打响了。
1958年6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写下的七言律诗《送瘟神》二首。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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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这个世上有了人类，多少年来一直都在面临着一种疾病的威胁，那便是让无数人谈之色变的瘟疫。尤其是14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黑死病”，至今想起仍让人心有余悸。
“黑死病”是世界十大瘟疫之一。对于该病的起源有两种说法。1344年，“黑死病”在淮河流域爆发，由河北商人沿“丝绸之路”带到了印度、叙利亚后传至欧洲。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蒙古兵在攻打黑海城市“卡法”时，用弹射机将染有瘟疫的尸体投入城中，导致瘟疫在欧洲大面积爆发。 “黑死病”是一种肺部疾病，宿主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感染者主要由飞沫和空气传播，发病一至三日即死。这场瘟疫从14世纪中期一直到十八世纪，在欧洲整肆虐了三百年，造成两千多万人死亡，占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直到1666年，伦敦突发大火，三分之二的建筑被烧毁，大部分的老鼠也被烧死，瘟疫便随后消失了。“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危害最大的一次瘟疫。
我国历朝历代所发生的瘟疫虽不及“黑死病”的危害严重，但爆发的频率却相当频繁，史不绝书。最早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贞：疒不”的记载，意思是由于古代医疗条件落后，疫情流行时人们只能靠占卜来预测。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两千多年里，我国共发生大小的疫情七百多次，严重的几次可以说是尸横遍野，万村空绝，真正的人间惨状，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生存都造成极大的破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
一、建安二十二年，发生在北方地区的瘟疫
从公元204年至219年，在我国的北方发生传染性疾病，死者不可胜数，虽然对当时的死亡人数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但从一些史料上的记载中，仍可窥之端倪。曹植在《说疫气》中有这样的描述：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其它五位皆死于疫情。被后人奉为医圣的张仲景曾描述其家族中人在这场瘟疫中的遭遇：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 伤寒十居其七。”
足见当时疫情流行时的民间之惨状。
二、明朝末年爆发的瘟疫
明朝末期，北方地区气候寒冷，连年蝗旱，粮食减产，造成大面积的饥荒。路边草木皆被吃光，老鼠也早成了人们口中的食物。而此时老鼠也因饥饿廋弱不堪，低抗力下降，鼠身上携带的病毒大量繁殖。人们在吃了这种老鼠后，最终导致瘟疫的爆发和流行。1644年，一年中，北京一带就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口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随后疫情又迅速扩散到整个华北。就在这年，李自成指挥他的“大顺”军直扑北京。因为瘟疫，几十万明军无力低抗。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北京防务形同虚设。李自成迅速占领了北京，直接宣告了大明的灭亡。明军的失败与其说是败给农民军，不如说是败给了瘟疫。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同样也被瘟疫所困扰，清兵入关，农民军也因瘟疫而丧失了战斗力，无力低抗，只得撤出了北京，“大顺”也成了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
三、1920年在东北爆发的瘟疫，只为获取一张鼠皮
清末民初，为了开发东北这块尘封数百年的土地，清政府下令开放柳条关等部分地区。把关内不少人迁到了东北，这就是后人所熟悉的“闯关东”时代。
到了关外，这些“闯关东”者很快便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就是捉土拔鼠。因土拔鼠的皮毛经过加工后，就跟真的貂皮一模一样。且获取土拔鼠的成本要比貂皮容易的多，山上、野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土拔鼠。于是，在东北便出现了大量捉土拔鼠的人，每年鼠皮的成交量少的几十万张，在1910年更是高达250万张。随着一张张鼠皮被剥下，隐藏在鼠体内的病毒也被释放了出来。随后疫情便在山西、东北一带蔓延，造成大约六万人死亡。 日本专家在了解当地的民风习惯后，很快得出结论，这次疫情很可能就是老鼠造成的。随后便在解刨的老鼠身上提取到一种超级毒株，宿主就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感染后主要通过空气传播。那时的人们根本治不起病，更没有什么特效药。阻止病情传播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经三个多月的隔离后，这场杀死六万人的瘟疫渐渐消失了。
历史上发生的瘟疫几乎都和老鼠与野生动物有关。
自从人类诞生那天起，就在经受着各种疾病和瘟疫的侵害。从历史上各个时期发生的疫情来看，影响较大的几乎都和老鼠有关。按理说，在人类生活工作的聚集区，任何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动物都很难生存下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许多的野生动物都面临绝迹，只有老鼠是个例外。虽然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在自然界中又有猫、鹰、蛇、刺猬等多种天敌的捕捉，更面临人类“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怒火，千百年来却始终都无法将其彻底消灭。不能不说老鼠是自然界一种拥有超常生命力的动物，不但百打不死，反倒时不时的给人类带来灾难，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毫无办法。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已能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但对某些动物本身所携带的菌毒目前仍缺乏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因此，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建康，不要接触和食用野生动物，这样人类才会远离更多疾病和瘟疫的侵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