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隋炀帝对于中国历史，都有哪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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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在说到隋炀帝独断专行的时候，都会提起这么一条罪状。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的第三年，大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三个人私下议论，说隋炀帝在一些事情上犯了错误。比如当时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带着随从前来朝见隋炀帝，隋炀帝让人修建了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帐篷，用来迎接他们，这样做太浪费了。再比如隋炀帝最近有点迷恋音乐和杂技，有沉溺享乐的倾向。有人听到这些话，就向隋炀帝打了小报告。隋炀帝勃然大怒，就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把三位大臣都给杀了，还把他们的儿子放逐到了边疆。人家在背后提了几句意见，就要把人家给杀了，这还不叫独断专行吗？其实这件事背后还有更深的内涵。被杀的这三个人身上有一些共性。高颎出身渤海高氏，是名门望族之后。宇文弼出身北周皇室，北周皇帝也是宇文氏，隋文帝杨坚就是从宇文家手上篡夺了皇位，才建立了隋朝。还有贺若弼，他不姓贺，而是复姓“贺若”，这是鲜卑贵族的姓氏，贺若弼是鲜卑贵族的一员。
隋炀帝杀掉这三位老臣，其实暗含打击贵族，加强皇权的用意。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隋朝建立的历史。
隋朝的建立和一个著名的政治势力有关，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的建立者是鲜卑贵族贺拔岳，他在北魏孝武帝的命令下，把陕西关中到甘肃陇山一带的军事力量整合为一个军事集团，关陇集团就这么诞生了。贺拔岳死后，他的部将宇文泰在关陇集团内部又设置了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这二十个职位由固定的二十个大家族分享。这二十个家族不仅担任军队的统帅，还是国家的首脑。宇文泰自己就成了关陇集团的老大，后来他的儿子建立了北周王朝。当时在关陇集团内部，还有一位名叫杨忠的人，位列十二大将军之一，隋文帝杨坚就是杨忠的儿子。杨坚有个女儿，后来做了北周的太后。杨坚篡夺了小外孙宇文阐的皇位，于是建立了隋朝。所以，杨坚篡夺北周皇位的行为，本质上是关陇集团内部的一次火并。杨坚坐上了皇位，自然也要提防关陇集团其他成员也来这么一手。
更要命的是，除了关陇集团，杨坚还要面临一个敌人，就是所谓的“山东士族”。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势力很大，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孝文帝为了争取政治支持，又发布诏书，列举了一批士族门阀，表示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士族门阀大多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区，所以被称为“山东士族”。刚才说的高颎，出自渤海高氏，这是山东士族的代表之一。此外还有什么清河崔氏、太原王氏，他们在隋朝建立以后仍然很有势力，皇帝也要给他们几分面子。一句话，作为新贵族的关陇贵族，和作为旧贵族的山东士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都很活跃。
从隋文帝到隋炀帝，隋朝的两代帝王都面临着和新旧贵族的斗争。关于隋文帝杨坚，因为有了儿子杨广的反衬，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个相对仁慈的皇帝，其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杨坚和秦始皇有些类似，热衷于法家手段，甚至他的儿子杨俊贪污公款，他也表示执法应该公平，对杨俊给予了处罚。我们知道，法家历来是和皇帝集权联系在一起的。杨坚为了实现集权，对南北朝时期混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重新整理，创立了著名的“三省六部制”。中央分为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决策、审核和执行，其中内史省后来又改为中书省。三省又下设六部，共同负责朝廷的日常行政。
三省六部制为什么有利于皇帝的集权呢？请注意，与汉代制度相比，三省六部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它没有设置“丞相”这个职位。丞相是百官之首，经常可以抗衡皇权。而三省在本质上都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对皇帝俯首帖耳。不过，尚书省的首席长官叫尚书令，经常在皇帝和百官之间上传下达，渐渐具有了和丞相类似的权力。隋文帝在位期间，尚书令的位子经常是空着的，由尚书令的副手尚书仆射负责尚书省的日常工作，比如著名的大臣杨素就曾经担任过尚书仆射。
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对新旧贵族怀有更重的敌意。前面说的杨素，也是贵族出身，曾经帮助杨广登上皇位，和杨广关系很近。杨广即位以后，经常表现出对杨素的提防。于是杨素在病危时拒绝服药，在杨广登基以后第二年就去世了。对杨素都尚且如此，对于那些出身显贵，又是老资历的大臣，隋炀帝就更不会客气了。说到这里，我们再看看隋炀帝杀死高颎等人这件事，就更能看出其中的门道。高颎、宇文弼和贺若弼这三个人，都是贵族出身，而且都是六十多岁的元老重臣。隋炀帝对他们大开杀戒，其实是要在新旧贵族面前树立皇帝的权威。隋炀帝杀了这三个人以后，又做了一件大事。他刻意绕开正常的官员任免程序，找来一群级别很低的官员参与决策。这批官员缺乏政治背景，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于是，隋炀帝就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
隋炀帝重用的这批政治新贵中，有一位代表人物，名叫虞世基。他的父亲是陈朝的高官，陈朝灭亡以后，虞世基随父亲一同北上。杨广即位以后，任命他做了内史侍郎。这是一个级别较低的职位，但虞世基可以接触核心机密，并为隋炀帝起草诏书，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他的权力并不是来自家族背景，而完全来自隋炀帝的授予。隋炀帝重用虞世基，显然是因为他在朝廷里缺乏根基。他本来就是随陈朝一起投降过来的，每天过得诚惶诚恐。现在得到皇帝破格任用，他还不惟命是从？
你看，隋炀帝在隋文帝集权的基础上，通过铲除贵族大臣，任用缺乏背景的亲信，建立了一个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小集团。贵族大臣没有机会再向他提意见，而他身边的亲信深知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心意，也就成天报喜不报忧。这确实导致了隋朝政治生态的恶化。隋炀帝在位末期，国内到处爆发起义。各地汇报起义军情况的消息不断传来，虞世基接到奏报以后一律加以修改，把坏消息统统删掉。有一次虞世基疏忽了，让隋炀帝看到一份奏报，里面汇报的是黄河以北有几十万起义军投降了朝廷。隋炀帝从中看出了问题，就问虞世基：一次就有几十万人投降，天下有这么多人造反吗？虞世基轻描淡写地说，老鼠再多，又何必担心呢？把这件事掩盖了过去。隋炀帝有一次跟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聊天时说：“我不喜欢别人提意见。要是那些贵族想靠提意见来博取名声，那就更讨厌了。要是那些卑贱的士人给我提意见，我还会宽容一些，但不会让他有出头之日。”隋炀帝在这里已经表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他的所谓独断专行，针对的主要是那些贵族。隋炀帝的独断专行长期以来受到批判，这也和他亡国之君的身份有关。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都是以成败论英雄。同样的行为，如果失败了，那就是独断专行，不听劝。如果成功了，那就是力排众议，有主见。隋炀帝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失败者，导致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加节制地利用社会资源，这也是他作为“暴君”的主要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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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问答官方邀请！隋炀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加强了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今天我国的台湾省，在东吴时称为夷洲，到了隋代，又称之为流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价俗”，海师何蛮把流求的地理位置告诉朱宽，朱宽与何蛮一同航海至流求。第二年，隋炀帝又派朱宽去“慰抚”，高山族人民把常用的“布甲”送给他。大业六年，隋炀帝另派武贲郞将陈稜率众从今天的广东潮州出海，到达流求。流求百姓见到隋朝大船，“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
正是因为隋炀帝的下旨访台，使得后世的唐、宋百姓对台湾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甚至有不少人还前去定居，他们把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一并带到台湾，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台湾和大陆间不要分割的关系。
二、开凿大运河。由于中国的北方长期经历战乱，农业生产非常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多年的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之地。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农业重心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然而，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却仍旧在北方。中国的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中国的长江大河，也大都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南北的交通，却从来没有系统整治过。隋炀帝为了把南方的经济中心与北方的政治中心全面的联系起来，遂决定开凿大运河。
隋文帝时就已经开发了富民渠，隋炀帝继位后，又连续开凿了通济渠、山河渎、江南河、永济渠。运河开通后，第一，它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大大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便利了南北交通；第二，南北物产通过大运河畅通起来，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运河沿线的很多城市因为运河的带动，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尤其地处通济渠南端的扬州，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第三、大运河造福了后人。《元和郡县图志》写道：“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有他个人的私欲在内。一是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二是为了方便压榨南方人民；三是利于他本人巡游享乐。在运河开凿过程中，无论通济渠、永济渠，都动员了上百万的民夫。通济渠在大业元年三月开工，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济渠在大业四年开凿，也不到几个月就通航了。这样巨大的工程，肯定是在官吏督役严催苛打的情况下完成的，造成了半数民夫的死亡。
隋炀帝是一位充满争议的皇帝，他的功绩与暴虐同样闻名于世。我们必须声讨这种不惜民力的封建帝王，但他同时给后世带来的巨大贡献，却值得我们肯定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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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京杭大运河，兴洛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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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科举，开运河，设西域四郡，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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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凿京杭大运河，促进南北方经济繁荣，虽说滥用人力，至今对国人的经济发展产生的能量之大，后世对他的功过是非，大同小异。发展科举制度，建立健全对科举考试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