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到底是谁想要岳飞的命？真的都是秦桧害的吗？
优质回答：
岳飞作为宋朝时期的抗金名将，军事家以及谋略家，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他的英雄事迹一直被后人所敬仰，可惜一代民族英雄最后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而据历史上记载，岳飞是被奸臣秦桧给害死的，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不是的，秦桧只不过是替别人办事而已，而那个人就是宋高宗赵构。
这就要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开始说起，在当时的时候，金兵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大量的赵氏皇族以及后宫妃嫔，而这一件事也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而之后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位，自从南宋正式成立，而之后岳飞多次攻打金兵，想要把被金兵掳走的宋钦宗和宋徽宗迎接回来，而这一件事也是导致岳飞走向死亡的导火线。
因为岳飞一旦打赢了金兵，那么靖康之变被金兵掳走的宋钦宗和宋徽宗势必会归来，“一山不容二虎，一朝不容二帝”，一旦宋钦宗和宋徽宗两个人回来了，那么宋高宗赵构的皇位估计就保不住了。
所以要想保住皇位，岳飞攻打金兵这一仗就必须不能赢，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灭了岳飞。因为岳飞一次不赢，可能还会再来第二次，所以要想保住自己的皇位，岳飞就是最大的阻挡，但当时岳飞作为名族英雄，宋高宗不能自己下手，所以就只能让身边的大臣秦桧害死岳飞。
而且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害死岳飞的真正黑手不是秦桧，因为当时秦桧虽然是作为岳飞一案的主审人，但判决岳飞的最后结果还是要上呈给宋高宗，如果宋高宗想要保住岳飞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宋高宗就这么放任不管了。
可惜了岳飞，作为一个民族的抗金英雄，一生都在为民族而奋斗，最后却因为阻挡到别人的路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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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初步确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到宋真宗时期大体完成。宋王朝对文官士大夫的政治选择也日渐成熟。而北宋灭亡、南宋建立之际崛起的武将群体引起了士大夫官僚集团嫉恨，而作为武将佼佼者的岳飞则成了他们必欲处之而后快的对象。岳飞的死象征了南宋的政治选择重新回归到了武将必须绝对受制于文官集团的治国方略之中。
岳飞，字鹏举（1103—— — 1142 年），河南汤阴人，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 年 1 月 28 日)，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杀，临刑前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关于岳飞的死因，大致有秦桧要杀岳飞 、高宗赵构要杀岳飞[、高宗和秦桧联合要杀岳飞、金人要杀岳飞 等几种说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认为秦桧是真凶还是认定赵构是幕后指使者的学者，大都承认岳飞因坚持抗金与投降者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所以当权者才要致他于死地。而在我看来，岳飞因其以“天”为道德本源，以“天日昭昭”为安身立命之标准，提倡并践行“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为人处世原则深得民心、军心和士心，从而引起了士大夫官僚集团嫉恨和高宗的猜忌而招致杀身之祸。他的死象征了南宋政治选择重新回归到武将必须绝对受制于文官集团的治国方略的传统之中。
有宋一代“崇文抑武”政治选择的渐次形成
所谓政治选择，是特定的政治体制与治国方略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模式，既针对制度的选择，也包含对执政集团群体的选择。在宋代历史上，以科举出身官僚为主体的文官士大夫集团及其阶层无疑担当了政治中坚的角色。通过“黄袍加身”取得皇权的宋太祖总结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来确立治国方略时认为，武将拥兵自重、武力干预政治是政权面临的最大危险：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 “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己。”据此，宋太祖初步确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在朝廷中确立了文臣处理政务的原则，在地方机构中则不断派出文臣担任州县官，尤其是通过率群臣拜谒孔庙，进一步从思想和精神上加强了对士大夫文官的认同。宋太宗则通过大张旗鼓地推崇科学考试，重建昭文馆、集贤院和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提高文官士大夫的地位。宋朝统治者政治上对文官士大夫集团的选择初步完成。宋真宗时期发生的“澶渊之盟”以宋朝给辽朝“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的方式换取了宋辽百年和好。对此，宋朝君臣认为这不是一件屈辱的事情，反而是一件能消除边患、取得和平的好事，尤其是此举代价小、能节省大量军费：“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讲金帛谄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基于此，宋真宗认为：“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在皇帝决定性言论和一些文官士大夫据实说法联合形成的舆论之下，朝野上下“崇文抑武”风尚更加浓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优先保障，宋王朝对文官士大夫的政治选择也藉此完成。正因为宋朝有“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选择，才有了士大夫们“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的慨叹、感怀和颂扬，才有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维护皇家利益当做己任的内在认同，更对“‘兵权不可以假人’，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已”身体力行：北宋名臣欧阳修对“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多聚观，叹其拳勇，至雍马足不得行”的现象深感不安，更对狄青答复宋仁宗劝其去其面黥时所言: “要使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13] 表露的自信感到害怕，便于至和二年(1056 年)上《论狄青札子》云: “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声名，自其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路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盖由军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这种捕风捉影的推断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他还想保护狄青，但文彦博一句“太祖岂非忠臣。”彻底惊醒了仁宗皇帝。于是，狄青被罢免枢密使之职后又被贬到陈州，不放心的文彦博还每日两遣中使抚问，终使狄青惊疑发病而死。
北宋“崇文抑武”治国方略虽有效地破解了武将专权给皇权带来挑战的难题，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举措也严重消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积弱”的局面，间接导致了“靖康之难”的发生。南宋建立伊始，宋高宗赵构还没有安顿下来，金兵即饮马长江进攻扬州，而此时金兵占领区民众的抗金运动方风起云涌、南宋抗战将领刚刚脱颖而出之际，南宋的文官士大夫们对武将们抵御外辱、保家卫国不是由衷的支持，而是一心想着重归“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建炎四年(1130 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江藻上疏斥责诸大将: “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掳，甚于外患……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一幅不诛杀大将就要亡国的“爱国”面孔呼之欲出。马瑞临所说“建炎以来，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这既是战乱时期大将拥兵能自重的客观描述，也是动荡年代皇恩难以福泽海内的真实写照。“力主削弱武将力量，收夺他们的兵权，简直已经成为南宋文臣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文臣才能继续统治军人： “臣愿陛下自谋诸心，选择耆德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授以斧钺，俾统六师。自阃之外，咸得专之。臣见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崇文抑武”治国方略才能重归： “刘光世窃林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玠、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太祖尝谓宰相曰： ‘朕指使将帅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矣。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觉耶？”文人士大夫的昔日荣光方能重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驱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远，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
岳飞之死与南宋“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回归
岳飞出自行伍，但他文武兼修，“或雅歌投壶，持循礼法，恂恂如书生”，不仅能发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道德慨叹，道出“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的尽忠愿望，构建了以“天”为监督自我道德诚否的判断标准 ，这是坚决贯彻“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士大夫集团所不愿听到和看到的，更让他们不能安心的是，岳飞还有别于黩货流行的其他武将，做到不贪财、不好色而深得民心、军心和士心。
1、不贪财。南宋诸将中张俊最贪，却最受高宗重要和厚待。韩世忠于新淦县购买田产， “高宗闻之，御札特以赐”，并赐名为“旌忠庄”。当高宗因岳飞平寇伐虏、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给他加官进爵，并打算在杭州为其修建上等府邸，他严辞拒绝， “夫爵赏者，人君所以为厉世磨钝之具，人臣得之，所以荣耀乡里而显贲宗族也，谁不欲贪多而务得哉？然得所当得，因以为荣；受所非受，反足为辱”、“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岳飞在这里借用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来说明获得荣耀是人本性的体现，但获得荣耀的途径和来源在他这里却有了明显的分野：他所表达的一个臣子，更确切的说是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不是由君主来决定的，而应该为国家—— — 这个最高行为准则的判断者来决定，也就是孔子所说的：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的这种自认为正确也本身是正确的道德自律的价值诉求与文官集团认为武将一节莽夫的想法相去甚远，更与宋代“崇文抑武”治国方略背道而驰。2、不好色。岳飞在南渡之后娶李氏为妻，一直没有纳妾蓄姬，这和另外几员大将是截然不同的：南宋初年诸将贪财好色、互相攀比成风，诸大将的宴会一般都有姬侍侑酒，还有歌女助兴，如抗金名将吴玠因酒色过度咯血而死。韩世忠前后娶白氏、梁氏、茅氏和周氏为妻，还因侮辱部将妻女，竟迫使猛将呼延通自杀。川陕宣抚使吴玠曾派一名使臣到鄂州军营，岳飞设宴款待中因没有歌姬之类出来侑酒而使其大为不解，回去之后他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吴玠。吴玠为求与岳飞建立更好的关系，便以二千贯钱在当地买了一个“士族女子”，并派了两名使臣的妻子把她送来鄂州。岳飞没有与他们见面，而是隔着屏风和他们交谈： “某家上下所衣布耳，所食齑面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当他听到屏风后一阵不以为然的笑声，就将人退回了。岳飞不近女色的举动，是其“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道德修养的自然表露，更是他“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尽忠之情的直接表白。岳飞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必然引起文官士大夫担忧和嫉恨，更被士大夫们看做是朝廷的最大隐患，如南宋罗大经言： “自古夷狄盗贼之祸，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3、得民心。1129 年，主持长江防线的宰相杜充降金后，“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岳飞被害几十年后，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正因为岳飞爱民恤民，老百姓才能对其统帅的部队“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有了民众地支持，岳家军有了更加稳固的后勤支持，还获得了充足的储备兵源，为整个抗金活动深入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理的文官集团和宋高宗赵构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发生的，更不会默许让这种现象延续的，对岳飞动打压之举、起猜忌之念也就顺理成章了。4、得军心。“师每休舍，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殉。卒夜宿，命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岳飞幕僚黄纵见一兵士严寒之天只穿一件单麻布衫，便问他： “汝怨乎？”这个兵士回答： “不怨也。他军所得请给，则有减克。又如科作纳袄之类，自身虽暖，老小则冻馁矣。宣抚则不然，所请食钱若干，不减一钱，听士自用之。某自因家累重而费之，非在上者有克于我也，何怨之有。” 正是因为岳飞军纪严明，又爱兵如子，岳家军才能勇往直前、所向披靡。1140 年秋的颍昌决战中，岳家军面对数倍于自己又处于“高秋马肥”战斗力最强时期的金军誓死奋战， “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将士无一人肯回顾、想退却。金兵由此战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的确是心悦诚服的赞美。5、得士心。岳飞幕僚很多， “食客所至常满，一时名人才士皆萃幕府，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所违忤。又因其品行高洁，幕僚们多愿效死力。如本为朝廷耳目的朱芾因倾慕岳飞为人，遂与其情投意合，成为岳飞的得力助手。远大志向和公正恳挚的态度，使得广大士子都乐于和他接触酬酢，把他当作一个蔼然可亲的儒将人物看待。一次，面对幕僚们“天下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的慨叹，岳飞讲出了“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的千古名言。
正是因为岳飞“位卑未敢忘忧国”，才有在身为偏裨而上书批评朝廷的投降政策；正是因为岳飞忠心爱国，品行高洁，文武出众，方才深得民心、军心和士心，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他在接二连三的胜利下迸发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迈气概和“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执着，与认为媾和也能换来和平、媾和方能解除诸将兵权的士大夫政治矛盾就难以逾越： “然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欲更张，而终不得其柄。桧用范同策，而收其部曲。”夺回军队之后，士大夫集团还要通过祭旗的方式打压武人来重树威严，所以才有了先准备对韩世忠下手的举措，后因岳飞“告密”而转向将岳飞推向祭坛的行动。士大夫们通过杀岳飞来彰显文官集团力量也由此达到：“（岳飞）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和张俊等将领“效媚以自全”就是明显的例证。
“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历史影响
岳飞死后，士大夫集团取得了对政权的全面掌控。“崇文抑武”治国方略衍生出的“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的政治怪圈由此延续，士大夫们在“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的日益“仁厚”的襁褓中逃避刀光剑影，也就远离锐意进取，逐渐蜕变为“求自我利益的自主性组织”，导致南宋灭亡时谢太后锥心之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而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在“享受空前绝后的待遇”之下并没有对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而是在道德文章中感悟满足： “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学问，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宋代的儒生修养都很好，但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局面。”这是我们今人应该感悟和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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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髙宗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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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一代名将，带军有方，作战有略，他的“岳家军”在当时令金军闻风丧胆，正“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矣”，这样的名将最后却被秦桧以“莫须有”罪斩杀。后人在痛恨唾骂秦桧的同时，就没有想一想，是谁给了秦桧的胆子，让他敢害一位在当时名声赫的军事大将？是谁呢？这当然是当时皇帝赵构了。赵构想继续做皇帝，如果宋钦宗，宋徵宗被接回来，那皇帝还有他份吗？所以他想方设法阻挠还两人回来，而当时的形势，岳飞的岳家军在北面打得正火热，岳飞的“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把赵构吓坏了，于是他一道圣旨把岳飞召回来，让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父孑俩。后人都骂秦桧，岂不知真正的凶手是皇帝赵构，秦桧替赵构背下了千古罪名，所以，我认为在今天的岳王庙前，应再加一个罪人赵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