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九中忆旧

临朐第九中学(寺头中学)坐落在寺头镇驻地西1公里的黄崖村。该村位于七宝山西麓,桃花山之阳,大石河北岸。桃花山多青石峭壁,山根则是黄土悬崖,村子就处在黄崖之下,故名黄崖。1990年,我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城西南30公里的临朐九中,在这里工作、生活到1996年,经历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山村高中教学岁月。

当时,全县有临朐一中、二中(冶源中学)、四中(五井中学)、六中(城关中学)、七中(辛寨中学)五处重点中学,三中(蒋峪中学)、五中(龙岗中学)、八中(柳山中学)和九中属于普通中学,因为九中比在县城的第一职业中学还低一个档次,因而,算是县域内三类高中。
我去报到的时候,骑着一辆“金象”牌大轮自行车,从老家杨家河乡耿家庄向北,经过古河村、黄山村,折向南直行到达石家河乡政府驻地,再向北爬山越岭到石佛堂,后顺潍(坊)九(山)公路向西,到寺头镇政府驻地后,继续西行,才抵达学校,用时三个多小时。
九中校园有一条南北甬道,甬道东侧是一大片长势并不茂盛的山楂园,西侧是长满杂草和黄蒿的操场。走进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棵芙蓉树和一排屋顶满是青苔的破旧平房。再往里走,才看出学校的建筑格局分中、东、西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校园中部分布着三排平房,第一排是门口朝北的南屋,十二间房子,从西往东依次为教导处兼文印室、数学组办公室、会计室、教师宿舍、物理实验器材室和化学实验器材室。第二排房屋是北屋,地势稍高,与第一排房子相对,由西到东分别为校长室、副校长室、卫生室和各科教师办公室。这两排房子东西两侧都建有简单的围墙,中间有东西向甬道,甬道两侧栽有绿化树和花草,是校园的中心。第三排房子也是北屋,全部是教职工宿舍。
(临朐九中撤并后,在原址上建设了寺头镇初级中学,这是大门)
校园东部,即山楂园北面,是三排建筑稍微高大的教室。校园西侧,即操场北面,是五排房子,第一排为教室,第二排当时有一家制作毛线衣的小工厂,第三、四排为学生宿舍,最后一排是四套教师家属院。家属院以东还有两间北屋,也是教师宿舍。再往东面是稍微低矮的一栋房子,做学校的伙房。
学校有两个厕所,分别建在操场西侧和校园东部紧邻山楂园的角落里。由于学校地处临朐西南部山区,又不属于县重点中学,所有校舍建筑都很陈旧。我在九中工作的六年时间里,每个暑假都对校舍和校园环境进行整治。为了节省维护维修费用,办公室、教室外墙重新粉刷、屋顶换瓦、西厕所改建等,都由学校老师自己动手,学校仅仅给教师很少的补贴。

临朐九中是县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直接管辖的中学,教育干部的任免和教师的调动都由县教委统筹安排。
1990年7月,我入职时,谢益昌任九中校长,赵永宪任副校长,韦忠堂任教导主任,王学端任总务主任,高希堂任工会主席,刘复学任团委书记,孙海峰任会计。谢益昌是白沙乡人,赵永宪、韦忠堂、王学端、高希堂、刘复学都是箕子山乡人。他们都来自农村,多数干部的妻子或是农村户口,或转为城镇户口但没有正式工作,家庭都有承包的土地要耕种。赵永宪、韦忠堂住学校家属院,谢益昌在校长室里安置床铺,作为休息之用,每逢周末都要回家帮助农作,而王学端、刘复学等离家较近的干部,每周总要回家几次。
后来,王学端去寺头镇中心初中担任校长,总务主任由物理教师王熙堂接任,王熙堂是寺头镇邓家圈村人,离学校只有二三里地。王熙堂调入临朐第四中学后,张志涛担任了学校总务副主任。
1993年暑假,韦忠堂调任箕子山乡政府文教助理,我被临朐县教委党委任命为学校教导处副主任,任职文件上的日期是1993年8月19日。
1995年,临朐九中又有了一次较大的干部调整。这年暑假的一天,县教委政工科科长梁志礼来到学校,宣布谢益昌调任临朐第四中学副校长,九中副校长赵永宪接任校长,我任副校长。随后,1995年9月15日,县教委正式下发临教党字(1995)第21号文件,“经教委党委研究决定:马玉顺同志任临朐第九中学副校长,李本玉同志任第九中学教导主任”。李本玉是学校的政治教师,与赵永宪同村。
我担任九中副校长仅一年时间,于1996年8月24日调入新组建的临朐第五中学(由县第五职业中学、五中、八中合组而成,校舍在县第五职业中学原址)担任教导处副主任。我调离后,李本玉顶替了我的职务,地理教师郭成升担任了教导主任。
又仅仅过了一年,1997年暑假,临朐第九中学合并入临朐第二中学,九中校舍等资产都归属二中管理,九中的历史至此结束。后来,九中的产权归属寺头镇,经过校舍重建,2000年9月,寺头初级中学搬迁到原九中校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临朐九中有教职工四五十人。那几年,每年都有新分配大学毕业生加入,加上一些非常敬业的老教师,教师整体素质比较高。
与我同事的教师中,老教师王兆太、焦方敏、王熙堂水平高,人实在,堪称楷模。政治教师王兆太是箕子山乡人,身体不好,但任劳任怨,极其认真,书写的备课本就像印刷的一样规整,他是潍坊市优秀教师;化学教师焦方敏是寺头镇蒋白村人,离学校也很近,1980年1月至1982年3月曾在临朐一中工作,后去九山中学,因为照顾家庭才申请调入九中工作;物理教师王熙堂,专业水平很高,教学之余,还琢磨着改进教学实验。1990年8月至1991年9月,我与王熙堂、刘复学同住一间宿舍,王老师床底下就有电机、抽水机等机械装置。
我参加工作的前一年,即1989年,分配到临朐九中多位青年教师,有昌潍师专数学系毕业的孙永兴、魏学旺,昌潍师专中文系毕业的冀福、张东文,昌潍师专化学系毕业的高明虎,昌潍师专历史系毕业的聂文禄等。1990年,与我一起分配到九中的有曲阜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夏振业、昌潍师专数学系毕业的刘道军。工作第一年,我与孙永兴、魏学旺、刘道军三位数学老师合用一间办公室。孙永兴、魏学旺、聂文禄、刘道军、夏振业都是当时杨善镇人,张东文是冶源镇人,冀福是寺头镇人,高明虎是箕子山乡人。
后来几年调入的有化学教师杨力、孙爱洁、唐亚春,英语教师高超、王瑞科、谢文堂,语文教师王兆明,数学教师张在亮,物理教师冯好安,历史教师刘元军,政治教师窦树国,地理教师郭成升,生物教师刘元福等,他们大都是昌潍师专科班出身,专业素养都比较高。
(我和第一批学生合影)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临朐九中教师流动很快,我的这些同事调到后来工作单位后,也都是单位的骨干力量。1991年,夏振业调往临朐第七中学,后来调入第五职业中学和临朐一中工作。1992年,孙永兴调往冶源镇宋庄初中,魏学旺调入米山初中,张东文调入临朐一中,高明虎调到临朐八中,聂文禄调入临朐七中,刘道军去了蒋峪镇政府。后来,孙永兴在冶源中心初中工作;魏去了五井中心初中和五井镇教管办;高明虎在临朐八中工作一年后调入临朐四中,过了几年又调到临朐六中;聂文禄在七中撤并时,调入临朐中学。
其他教师的去向是:窦树国调入九山中心初中;孙爱洁、郭成升调入临朐第六中学;王瑞科调入临朐县龙泉中学;张在亮调入县实验中学;谢文堂、刘元福先在临朐二中后到临朐县海岳中学;刘元军、王兆明从临朐二中转到临朐中学,王兆明于2017年又调往临朐县职教中心;唐亚春从九中调到临朐四中,后担任临朐七中副校长、临朐五中副校长;冯好安调入冶源镇教管办工作,后借调到县教育局普教科,现担任临朐县实验幼儿园园长。
1990至1996年期间在九中工作的教师中,后来被评为潍坊市特级教师的有三人,分别是魏学旺、王兆明、冯好安。我本人则在2013年7月山东省首批正高级教师评审中幸运入选。

作为临朐县西南部山区唯一的高中学校,九中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但我去工作的时候,已经衰败。学校生源很差,多数学生来上学仅仅是为了混一张高中毕业证,将来或当兵或外出打工,能够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
面对这样的学生,任课教师都很着急,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有时候恨铁不成钢,也会用一些严厉的办法来管理他们。但农村学生都很朴实,和教师的关系处得不错。1990年招收的高一两个班,由我和冀福担任班主任。我们都是农村出身的青年教师,深知农村孩子求学的不易,教育学生多是采取说服教育,尽量让学生多懂一些人生道理,学生有什么难处,能帮就帮;有什么需要,随叫随到。在没有多少文化活动的山村高中,我们尽己所能指导学生自编自演庆元旦文艺节目,组织学生开展野游,让他们感受到学校生活的乐趣。
那六年中,无论教哪个班级,所有任课教师都不糊弄学生,总是尽力让自己的课堂精彩一些,有趣一些,吸引学生学进去,学得好。记得第一次期末考试,我所教历史成绩就在同类学校中获得第一。在记录发表文章目录的硬皮本上,我还记下了当年的两次全县高中抽考成绩:1993年11月全县抽考,我所教高一世界史平均分为51、8分,列同类学校第二名,高于三中、五中; 1994年12月全县抽考,我教的高二中国史,平均分71、33分,位列全县第二名,高于一中、二中、四中、七中等重点中学,在同类学校中稳居第一。
临朐九中时期所教学生,大部分通过复读、参军等方式,都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如今都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从九中考入昌潍师专历史系的徐义华,在回到九中工作一段时间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如今是社科院研究员。我教的第一届学生中,刘忠山也是参加工作后,又考取了青岛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上公务员,政治上发展不错,还爱好写作,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杨明禄大学毕业后到临朐二中工作,兢兢业业,成绩突出,现在是临朐中学优秀班主任,在同年龄的教师中最先聘为高级教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县里有过一次高中教育布局调整,将临朐九中的学生迁移到二中、四中,我和很多老师成了留守教师。
1992年11月24日学生搬到地处五井镇的临朐四中后,县教委强令我去寺头初中任教。得知消息,我赶到县城,与主管教育人事的官员据理力争,终归胳膊拗不过大腿,在他一再承诺只是借调半年后,我来到寺头初中任教初三历史。那时,初中在寺头村北的山上,有一段很陡的坡道要爬,每天我从九中骑车到镇上,再推车去初中,身累不说,心情也不好。老实说,初中的情况比高中更糟,高中是县属学校,人财物有县教委统一管辖,工资比较有保障,初中是镇上管辖,有时候工资都很难足额发放。在寺头初中半年多时间,我担负着中考历史课程的复习工作,教学生编织知识网络,给学生讲故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有一位女生学习成绩很好,但家庭特别贫困,几度欲辍学,我和任课教师多方鼓励她,初中毕业她考取了中专学校。为保证她顺利完成学业,我资助了她500元钱,而当年我的工资不到200元。借调工作完成后,寺头初中发给我半袋子化肥的福利。
(我在临朐九中获得的荣誉证书)
没有学生可教的日子里,学校领导将空闲的教室稍加改造,开展多种经营,先栽植灵芝,后种植蘑菇。拿惯了粉笔的手,干起了装菌袋、身背喷雾器往菌袋上喷水等粗活;原本清爽的衣装,换成了下地劳动的粗布衣裳,天天一身汗,一手泥。第一茬栽植的灵芝,有专门上门收购的,不用犯愁销路。第二茬种植的蘑菇,就需要教师们走乡串户去叫卖了,我记得和教地理的郭老师用自行车驮一个装满蘑菇的篓子,跑十几里路走好几个村庄,才能卖掉。那年代,还放不下教师的架子,叫卖的吆喝声怎么也喊不出,寺头大集上认识的人多,也不好意思去卖,真真是斯文扫地,心理煎熬。至于种植灵芝和蘑菇盈利多少,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那时候,每年的福利只有几十元,少得可怜。
在工作后的第四年,即1994年3月8日至5月8日期间,我还应已经担任箕子山乡教育助理的韦忠堂邀请,去十几里远的箕子山初中为初三学生代课,每周两次6节课,指导学生复习应对中考。箕子山乡现已合并到寺头镇,当时是与沂源县相邻的一个山区贫困乡,合格教师缺额较大,正规历史地理教师很少,故韦忠堂请我和九中地理老师郭成升到箕子山初中“支教”。半年的“支教”生涯结束后,我教的学生有一半考入了高中学校,这是那所大山里的初中建校以来的最好成绩。

临朐九中六年,我参加过县教研室组织的两次教研活动:第一次是1992年5月去临朐四中参加高中青年教师优质课、优秀教案评选,讲课的题目是《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我做了精心准备,导入新课就抓住了学生的心,整个课程教学流程如行云流水,课上完,学生热烈鼓掌,我也很是得意。但结果,我只获得了县优秀教案单项第二名。事后,有位评委也是全县有名的资深历史教师告诉我,课上得很棒,但需要照顾重点高中的老师,只好给了一个优秀教案二等奖。第二次是1994年9月1日,在临朐一中讲授《第二次鸦片战争》,依然颗粒无收。当月,参加县教研室组织的优秀论文评比,我费劲巴力撰写了教学论文《浅谈历史教学中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只得到了一个县优秀论文三等奖证书。
在九中期间,为驱赶内心的苦寂,我尝试着阅读和写作。我自费订阅了《中学历史教学》《历史学习》《人大复印资料——中学历史教学》等杂志,购买了《静静的顿河》《莎士比亚戏剧集》《孙中山传》等书籍,一有闲暇时间就阅读,逐渐增长了不少人文知识、历史教学理论和教学技巧。1993年,我开始把自己对教材的感悟、对学生的理解、对人生的体验等融入笔端,投寄报刊。截止1996年底,我发表了53篇文章,其中1995年4月1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长河”副刊上的《慷慨捐躯的抗日名将——张自忠》一文,获得了“中国青年报长河副刊好稿评选二等奖”。我还编制并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上发表若干组试题,1996年3月参加了潍坊市高三一轮统考历史试题的命题工作,在高中历史教学界有了一些名气,为以后的专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那六年,我获得了三项县级表彰,1992年被县总工会评为优秀工会积极分子;1994年9月被县教委表彰为优秀教师;1995年6月被县教委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在九中获得荣誉称号)
在这篇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说说学校的名称。有老教师告诉我,从1952年临朐一中建校后,县里逐渐在各个乡镇(后改称“公社”,再改为乡镇)建设中学,二中、三中、四中之类的称呼是依据建校时间排序的,设在寺头镇黄崖村的这所中学是全县第九所中学,故称“临朐第九中学”,简称“九中”。而社会上普遍将“临朐第九中学”与“寺头中学”两个名称混用,大概教育主管部门也并没有规范过学校名称,这从有关我的三个文件上可见一斑:199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县教委政工科给我的派遣证上是“寺头中学”;1993年我担任学校教导副主任的县教委文件写的是“寺头中学”;1995年我担任副校长的县教委文件写的是“临朐第九中学”。
(写于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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