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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蜀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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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的灭亡是极其突兀的，恐怕是下令攻打蜀国的司马昭也没想到，邓艾率领两千兵马，就成功逼得后主刘禅投降。除了邓艾兵行险招以外，蜀国内部的衰落腐朽，是其中的最大原因。
邓艾偷渡阴平，当时掌权的诸葛瞻听说魏军进攻以后，急忙率领大军前去迎敌。诸葛瞻虽然是诸葛亮的儿子，但他的水平是远比不上其父的。所以诸葛瞻在战争一开始，便失去了据险而守的先机。绵竹一战，诸葛瞻父子血战沙场，双双为国捐躯，成全了诸葛亮一门忠烈的千古名声。而他在临时之前，曾说了这么一句话：“内不平黄皓，外不制姜维。”下面笔者便结合这句话，谈谈自己对蜀国灭亡的看法。
1、黄皓乱政，朝堂乌烟瘴气
黄皓，是一个太监，也是刘禅最为信赖的宦官。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皇帝的意志。也正因如此，当黄皓乱政之时，竟无一人出来阻止。那么当时的朝堂，是否有人能阻止黄皓呢？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有三个人有这个实力。
第一个人是姜维。作为蜀国军方的头号武将，姜维手中的权柄还是极大的。从他多次兴兵北伐来看，他完全掌握了蜀国的军权。而事实上，面对黄皓的荒唐之举时，姜维也做出过努力。他直言向刘禅上书，要求惩处黄皓这个小人。但后主刘禅给出的建议是，希望姜维能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要在意黄皓的小动作。
刘禅的这句话，其实在向姜维表明，黄皓是他的人。可见刘禅的本意是，扶植黄皓与姜维作对，以保证自己的权利。显然，刘禅是不信任姜维的。而姜维听说了刘禅的话之后，也颇为惶恐，竟然为了躲避灾祸，率军前往沓中种地。这样一来，黄皓便没了对手，自此开始了自己呼风唤雨的日子。
剩下两人，便是董阙和诸葛瞻了。董阙是诸葛亮一手提拔上来的良才，而诸葛瞻则是诸葛亮弟子。所以到了蜀国后期之时，这二人成为了蜀国政治方面上的一把手。但颇为可惜的是，诸葛瞻和董阙因为担心触怒刘禅，所以对黄皓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句话来说，正是因为此二人的纵容，黄皓才肆意在朝堂之上作乱。正因如此，诸葛瞻在临终之前，会悔恨当初以为一己私利，没有做到阻止黄皓乱政，从而感到悲哀。
2、姜维兴兵，蜀国穷兵黩武
那么诸葛瞻的后半句，为何又指责到了姜维呢？这一点，倒是令人奇怪。因为姜维是诸葛亮的接班人，是后者的徒弟；而诸葛瞻更是诸葛亮的亲子。有这么一层关系在，两人之间应该是统一战线才对。可在事实上，诸葛瞻和姜维向来是有矛盾的。
上文中说，刘禅不信任姜维，其实有两方面原因在内。首先，姜维穷兵黩武，常年北伐空损国力。诸葛亮死后，姜维接替了蜀国的军权。在蒋琬、费祎在位时期，姜维的权利还是要受他们制约的。但到了蜀国后期，姜维为了完成诸葛亮交代给自己的业务，开始不计损失的发动北伐战争。据相关史料记载，刘禅在投降之时，蜀国的人口只有94万左右。而反观占据中原的魏国，大概有三四百万的人口。众所周知，战争本就是一场最为奢侈的消耗战。姜维屡次北伐，让蜀国人口锐减、经济上也得不到恢复，最终落入了穷兵黩武的境地。
而诸葛瞻看在眼里，心中也是非常无奈，因为他阻止姜维，便是在变相的反对自己的父亲。除此之外，这还与刘禅忌惮姜维的第二层原因有关。蜀国第三位丞相费祎，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在他执政时期，蜀国实力蒸蒸日上。但好景不长，费祎遇刺身亡了。这个刺客，是魏国的降将，名叫郭循。而接受此人投降的，正是姜维。也就是说，姜维是唯一一个接触过郭循的人。而且从动机上来看，费祎是姜维北伐的坚定反对者，他死之后姜维自然不会有掣肘。所以这么来看，姜维在费祎之死中有很大的嫌疑。不难发现，这其实是诸葛瞻和刘禅共同忌惮姜维的一个原因。
3、诸葛亮的过失，亡国隐患
当然，蜀国的灭亡还有其他因素。在笔者看来，诸葛亮也要为蜀国的灭亡负上一分责任。诸葛亮有个最大的缺点，是喜欢任人为亲。他的嫡系，大多都是出身于荆州地界。而这种表现，正是古人常见的乡党情怀。比如袁绍更加偏爱于豫州出身的谋士，如郭图、许攸等人；而曹操最信任的臣子，除了曹氏宗亲以外，便是他麾下的同乡了，如他的贴身保镖许褚。因此不难发现，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即便圣明如诸葛亮，也无法跳出这个圈子。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看看他带的哪些人？无非是赵云、魏延、马谡这样的老臣子和荆州系官员。而出身于益州的李严、吴懿等人，一直是诸葛亮提防的对象。诸葛亮任亲为能，为蜀国带来了两大负面影响。首先，诸葛亮一时找不到接班人，所以他宁愿事事亲为。这就导致了蜀国后期人才凋敝，缺少扛鼎式的人物。看看诸葛瞻和董阙的表现，可以称作碌碌无为了。
其次，诸葛亮对益州本土士族的打压，造成了他们内心的不满。当邓艾兵临城下之时，益州本土士族便开始向刘禅劝说投降。后者之所以会答应，便是这些士族给他带来的压力。即便刘禅选择不投降，这些别有异心的本土士族，也会想方设法与魏军联系。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决策失误，的确为蜀国灭亡带来了深重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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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谁走到最后了，曹魏就比蜀汉晚两年灭国……
公元263年，蜀汉灭；公元266年，曹魏灭；公元280年，东吴灭。魏蜀吴三家都是半途而废！可以说都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
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没有与时俱进的战略决策，没有充分发挥其内在的优势，后汉三国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遵守传统的儒家思想行政。即：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论基础。
孟子说：“治国理政并不难，只要不得罪望族世家。望族世家所仰慕的，也就是一国之人所仰慕的；一国之人所仰慕的，天下人都会仰慕；所以德行教化就会浩浩荡荡地充溢于天下了。”
无论是曹操还是孙权，都把名门望族视为敌对的势力、权利的威胁加以无节制的遏制，而刘备的遭遇更是凄惨到没有得到一个名门望族的支持！
政治主张如果能够得到这些世族大家的支持，那么就可以一步步推而广之，得到全天下老百姓的拥戴。反之，就会失去天下人的拥戴。（赵王司马伦）
不用一个一个举例，看看孔融、陆逊、荀彧、杨修们的下场就一目了然了。
太熙元年（290年），太傅杨骏征召陆机任祭酒。哈哈…哈哈哈……杨骏是谁？陆机又是谁！看看人家司马家族怎么对待杨氏和陆氏滴……三家归晋当然是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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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亡的原因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而是一个集团、一个政权的路线问题，不是单一的或一元的因素，而是多元的或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正是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因素的互柑纠合，互相牵制，互相影响，最终导致了蜀国的崩溃。 坚定地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团结和信任东州地主集团，排斥和控制地使用益州地主集团，并且不让后者进入政权的中枢机关—这是刘备、诸葛亮等人所制定的和他们的接班人蒋碗、费伟、姜维等人所遵循的组织路线。但成也如此，败也如此。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华阳国志》卷九，这句话比较真实地说明了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大量任命和重用荆州地主集团人士的情况。
多少年来，荆楚人士跟随刘备东奔西颠，南征北战，今天总算捞到好处了。然而，刘备、诸葛亮、法正等人也没有忘记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拉拢汤屯州地主集团。
例如，东州地主集团的实力派人物吴豁之妹，原是刘璋兄刘箱的妻子，刘增病死后，鼓妹寡居。荆州集团的人士极力怂劝刘备娶她，起初刘备还顾忌到刘用是自己的同族，最后还是同意结合了。对刘璋旧部董和、黄权、李严、刘巴等人，刘备也“处处显任，尽其器能、刘备、诸葛亮等人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他们和东州地主集团昨天还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但他们两者都是外来势力集团，同样都受着具有严重排外性和独立性的益州土著集团的威胁。
因此，他们之间有必要消除陈见和隔阂，联合并肩，对付益州土著集团。不然，益州土著集团的势力成长壮大，就没有他们两个集团的立足之地了。所以，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还有内部和外部的共同敌人，使得东州地主集团抛弃仇恨，完全倒向了荆州地主集团一边。
对于益州土著集团，刘备、诸葛亮等人则采取压制、排斥、打击和限制使用的政策。
鉴于刘璋政权“以宽治蜀”的失败教训，刘备、诸葛亮等人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以严治蜀”。由于刑法峻急，刻剥百姓，引起怨恨。
有人不得不劝阻诸葛亮考虑“主客之义”，诸葛亮却干脆地答道“我们不能走刘璋的老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翻开《三国志·蜀书》，除刘氏家族外，立传者有五十九人，其中外来势力集团的有四十人，土著集团的只有十九人。而在这十九人中，所授予的官位也不过是一般的郡守，将军和谏议大夫，没有一个人进入了蜀汉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因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益州土著集团的利益说话。
本来东州地主集团的侵暴已使他们难以忍受，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更强大更有手腕的荆州地主集团，等于又增添了一股分赃势力，“狭小的空间更加拥挤”，因而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同两个外来势力集团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更加曲折，更加尖锐。
这种矛盾斗争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蜀汉政权的干部路线、军事路线和外交路线。抓住这个矛盾斗争的环节，才找到了研究蜀国的关键钥匙，正是因为蜀汉政权在处理这种矛盾时的失策，才使它们陷于首先败亡的灭顶之灾这一致命弱点，不管诸葛亮及其接班人具有怎样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也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地人格高尚，怎样地正身律己，也无力挽救这一必然趋势。
这种政治路组织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人才匮乏。
相对蜀国，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的曹魏政权是有吸引力的。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中央政权为了吸收人才，扩大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由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大族名士，担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们同籍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除授官职的依据，从而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
可是，蜀汉政权却不敢实行这样的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是外来势力，在益州没有根基，如果效法魏国，加强地方上的权力，他们既得的利益和权力完全有可能被益州土著集团的大族名士逐步夺去。相反，益州土著集团却高兴这样做，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条途径打入最高领导阶层，扩大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连年战争消耗了荆州和东州联合地主集团的大量有才之士，但他们始终又不愿意大量地启用和提拔益州土著集团的人士，所以蜀汉政权出现所谓的“人才厘乏”现象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责任并不在诸葛亮及其接班人身上，而在他们那条致命的组织路线。
这种政治路组织线带来又一个问题就是——北伐失败。蜀汉政权的军事路线主要表现在北伐，而北伐的失败和无功效，也是导致蜀汉政权首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军事路线是服从于政治路线，并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蜀汉政权之所以坚持北伐，究其原因首先，过去刘璋政权的东州地主集团惧怕张鲁和曹操，为益州土著集团所瞧不起，于是他们各怀鬼胎，请来了荆州地主集团。现在，鉴于刘璋的教训，蜀汉政权为了加强向心力，避免离心力，只有北伐，打击强魏，才可以显示它是有力量的，提高它在益州土著集团中的威信，维持和巩固政权的统治。
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前出师表》其次，荆州地主集团所具有的强烈扩张性。刘备等人入蜀，等于在有限的利益范围之内，多增加了一股分赃势力。因此，只有通过战争，掠夺人口、物产、地方，才能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要求，平衡主客之间的利益关系，缓和矛盾。再者，夺取陇西，断魏之右臂，方可渐规秦川，为蜀汉政权建立一道防御地带。
还有，诸葛亮本身性格争强好胜，“每自比管仲、乐毅”，“是以用兵不域，屡耀其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姜维是外来人士，投靠荆州地主集团的，他一方面想完成诸葛尽相未竟之事业，另一方面企图建立功名，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
北伐达到目的没有呢？基本上没有。得的少，失的多，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他的才能是第一流的，作为军事家的诸葛亮，他的才能仅仅是二流或三流的水平。如此结果则为必然。
景元四年九月，即蜀景耀六年，魏国大举伐蜀。此刻的蜀汉政权已陷于危热四伏、四面楚歌的地步，犹如纸糊的巨人，一捅即破即倒。
外交早就失去吴国的支援。内政政权分裂，政令无出，益州土著集团袖手旁观。邓艾入蜀后，百姓“惊进山野”，“众皆离散”《华阳国志》卷七、《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益州人士谁也不抵抗，唯有诸亮瞻上阵迎敌，他还想为自己的政权尽最后一点力，终于战死。
邓艾如入无人之境，直驱至成都。刘禅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又是那个益州土著集团的代表人物谁周公开主张投降。因为“在益州土著集团看来，蜀汉政权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利益，它的覆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害，相反，这一政权的覆亡反可驱逐荆楚等外来地主势力于益州之外，而使益州土著集团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刘禅听从了谁周的建议，投降了魏国，时值11月。也就是说，魏国发动平蜀之役，只花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蜀汉政权的腐朽，可想而知了。
魏大将军司马昭洞悉蜀汉政权矛盾斗争的焦点和引起蜀汉政权崩溃的症结，唯恐外来势力集团和益州土著集团又发生冲突和纠纷，不利于整个统治的稳定性，便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主客之间的矛盾。
平蜀之后，他下令把荆州地主集团和东州地主集团的文武官吏全部迁往中原，从而满足了益州土著集团的“蜀人治蜀”的要求，换句话说，外来势力集团已随着蜀汉政权的扭灭而撤出益州了。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挂在成都武侯祠堂前的著名对联，后一句话，即批评了刘璋“以宽治蜀”的败着，又批评了诸葛亮等人“以严治蜀”的失策，的确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