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陈独秀研究”

关注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那时候，对陈独秀的评价几乎是一边倒的“右倾投降主义”，他放弃了党的领导，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按照社会上流传甚广的说法，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首当其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大解放，史学研究也有了新气象，陈独秀研究不再是“禁区”。九十年代后期，我阅读到吴晓《破屋春秋——陈独秀一家人》，看到了不一样的陈独秀，激发了我的探究兴趣。我尽己所能，寻找有关陈独秀的史料，阅读多了，愈加佩服这位有骨气的学者、政治家，产生了写点普及文字，向民众介绍陈独秀其人的冲动。
1997年初，我研读搜集的资料，写成《陈独秀及其子女》，投寄山东省政协主办的《联合报》，发表在4月10日文史版。继而，又扩充史料，撰成《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陈乔年》，投寄《团结报》，发表在10月11日“文史长廊”版。当时的想法是，撰写有关陈独秀的文章，尽量少涉及政治斗争，避免政治风险，因而，聚焦在他的家人和生活上。其后，又写了《陈独秀的四次婚姻》，刊登在1998年10月23日《联合日报》。
这三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读者很喜欢。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研究他，不牵涉政治路线、阶级斗争，是无法想象的。我必须把触角更深入一步。1998年底，我撰写《陈独秀五遭逮捕》，总结了陈独秀政治生涯中五次被反动当局被捕入狱的历史，发表在次年1月21日的《团结报》。同月29日，《中学教育周刊》刊登了《陈独秀应考》一文。
上述公开发表的文章，集合起来，以《陈独秀研究》为名，在2000年3月被潍坊市教育委员会评为潍坊市第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据当时主管教育科研的县教委负责人称，这是临朐县在本次评奖中获得的唯一一等奖。
2000年，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形迹上，力图梳理出他的活动路线，辨析对他此段人生的一些误读。我翻阅了大量文献，写出《陈独秀在1927年》一文，肯定了陈独秀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作用，也客观指出了其错误和弱点。这篇文章发表在《团结报》2000年4月13日“文史长廊”版。针对陈独秀被解职的一些错误记述，我还撰写了《陈独秀何时不再担任党的领导职务》，2001年5月收入《历史教学艺术论》一书。
2002年初，我浏览历史教学社主办的《历史学习》杂志，看到1999年第1期《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未参加党的“一大”》一文，称陈独秀当时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辞呈未获准；他还在筹集广东大学预科班经费，也抽不出身来参加会议。我不赞同这一观点，写了《也说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指出根本因素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引发陈独秀不满，他借故抵制大会召开，发表于《历史学习》2002年第4期。
此后十多年，鉴于新的资料缺乏，我转换了研究方向。2016年，我购买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宝林的《陈独秀全传》（2013年版、定价128元），又重燃陈独秀研究的激情。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我与李东风合作撰写了《〈新青年〉创刊始末》，历经一年多的补充、完善和审稿，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0年1月刊。
时间的脚步迈入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宅家禁足期间，我整理以前的文稿，修改了《陈独秀：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经鲍家树老师编辑，刊发在《团结报》2020年4月9日“文史周刊”。7月10日，我将《陈独秀五赴日本》投寄《团结报》，又承蒙鲍老师斧正，发表在9月3日的《团结报》。后一篇文章，十多年前已经写出初稿，但由于陈独秀留学日本的资料很少，一直拖延到今年，才补充了部分资料，发表了此稿。
对于陈独秀一生事功，尤其是他不畏强权，秉承自由思想，坚守独立人格，铮铮傲骨，我很赞赏。正如唐宝林所言，若摈弃党派偏见，不以成败论英雄，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家、革命家和改革者。以后若有机缘，我还要撰写有关陈独秀的文章。
写于2020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