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事（缩写版）

印象中，1980年代后期在山东师大求学期间才第一次喝酒。此前，在沂蒙山区腹地的老家既缺钱买酒，也没有机会喝。家里来了客人，只能长辈侍坐，喝散装的瓜干子酒，用一把锡壶盛装，烫得热热的，倒在白瓷小盅里，在来来回回的客套里，吱溜吱溜地小口品咂。从小所受教育里，就有未成年不能喝酒的训诫。
上了大学，自然另当别论。那时候，散装啤酒大行其道，偶尔会用装水的塑料桶去买一桶，提溜回宿舍，与舍友享用，很快就喜欢上那种涩涩麻麻、晕晕乎乎的感觉，但多数情况下，浅尝辄止，没有喝多过。至于白酒，很少沾唇。毕业实习，在兖州矿务局所属学校，一半同学在矿务局一中，一半同学在鲍店煤矿职工子弟学校。正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暂时的分离也会酝酿出浓烈的情感，于是再见面就会聚堆喝酒，拜托兖矿的通勤班车，让这种聚会方便而经常。
再回山师，离毕业分配也就两个多月时间了，即将各奔东西、何处安身的焦虑，让人有了一种急迫感，喝酒聚餐的理由更加充足。有时候，也与同在济南的高中上下级同学聚会。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去考入吉林大学、分配到山东工人日报社的王同学处，我一个人喝了七瓶啤酒，坐公交车回到山师，感觉头晕眼花，在毛泽东塑像后面的台阶上坐了很久。
1990年7月，一纸薄薄的调令将我摁到了离县城六十里地的黄崖根，在被称为“临朐九中”的山区中学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适逢前一年分配来几位专科生，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定的共同语言，便经常一起喝酒，纾解内心郁闷和心灵折磨。这时，喝得多是瓶装的串香白酒或者瓶装景芝白酒。每次喝个七八两，再哇哇哇倒一通苦水，日子也便不咸不淡地过着。
工作三年后，我迷迷糊糊成了学校中层，第五年又成了副校长，自然就与附近村庄里的干部打过很多交道。记得有位村支书的绰号叫“胃缺酒”，他办事很豁达，不时就邀约着一起拼酒。和村“官”喝酒，常常白、啤、红酒轮番上，白酒一口一盅，啤酒、红酒一口一杯，很有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谁也不能服气谁，醉酒也成了常态。
调到县城后，喝酒的场合更多了，但总感觉没有那么痛快、那么和谐了。我遇到的酒场尴尬，大都发生在县城里。比如，某次与某校一位主任参加一个酒局，他依仗与单位“一把手”是同学，平日里就有些飞扬跋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端起“领导”架子，直呼我的名字，训斥道：“在教育上，你算什么东西，如果不夹着尾巴做人，看我怎么收拾你。”一开始我还忍耐着，但他越说越不像话，我只好拂袖走人。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和他交往过。
对我而言，2010年以前的二十年，喝酒毫无顾忌。一次，与同学去乡下某朋友处喝酒，十四个人中有九人喝白酒，结果喝干13瓶白酒，这成为我的“英雄壮举”。党的十八大后，从上到下，都深刻认识到喝酒影响工作和形象，工作日中午无例外禁酒，喝酒场合渐渐少了。周末假期，偶有亲友聚会，多是随心所欲，想喝就喝，不喝就多吃菜，没有强劝喝酒的了。
回首经历的酒事，我以为，年轻时候血气方刚，喝酒孟浪一些，醉上几回，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同时，喝酒亦是一种交际手段，知己相聚畅饮几杯，能解除身心疲乏，缓解压力。倒是年纪渐长，过了五十之后，该回归自然状态，各随身心意愿，不可强求，若还醉酒，甚至大醉，就算老而不尊，自己找事，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