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三十而立，先立家庭，还是先立事业。你怎么看？
优质回答
三十而立，这个立字，内容极广。古人云：人有三立，即立德、立言、立功。这里的立可以是立业，也可以是立身，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至于是先成家还是先立业，这就看个人选择了。
先立事业！
没有事业，用啥来建立家庭呢？
孔子的心灵修养过程有什么特征？你有什么启示？
优质回答
孔子在自己的晚年，曾对自己的一生说过一段话，来描述自己一生心灵修养之历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之四）
关于此节，解说历来纷纭。以“志于学”为例，重要者为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将志解为“心之所之”之谓，将学解为“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语出《大学》’）窃以为似乎拔高了夫子，十五岁的少年，当前正为高中一年级左右，若说已有此等境界，颇为可疑。思朱子当为神化孔丘之心，以行“理学”之道。现世如李泽厚、杨伯峻、冯友兰、辜鸿铭等人，基本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升华发挥，倒觉可信。
木舟以为，其实在这一节，孔子阐述了自己思想（行为）变化的几个阶段，来描述自己心灵修养的过程，即：学、历、知、从。学是指坚定学习的信念以及所学的内容；历主要指孔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二是多岁到四十多岁期间），主要的人生经历，并由此经历而达到的“立”和“不惑”；以此为基础，达到知天命的阶段；并由“知”而达“从”的过程。为分析，试今译。
孔子说：我在（约）十五岁的时候，确立了自己的志向，并发奋于学；由此经过十多年的学习，我因懂礼而立足于世，此时大约是在三十多岁吧；而后，我在社会历练中慢慢明白了出仕与道义的关系，从而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摇摆迷惑，这个阶段大约在四十多岁吧；然后，鲁国从政（失败），游遍列国，虽流离失所 ，但在解释、传播思想的期间，明白了偶然与必然，并明确了自己人生之责（所谓知天命）；也是在这一时期，我曾听到很多赞同及批评的声音，但我已经能够理解评价者的立场、心曲，从而不怨恨、不恼怒，同时这些意见也不能动摇我自己的原则（所谓耳顺）；当我到了七十来岁，我能够做到按照自己的内心原则而随心而为，一言一行都能符合（我认可的）礼的制约。（木舟意译）
（二）
孔子三岁丧父，少年丧母。可以说幼年不幸，家境平平，虽然先祖曾是商代的王室，但先祖早年的荣耀与辉煌早已成为传说。且哥哥庶出但残疾，作为家族的期望，自然而然落在孔子之身。应该说，孔子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泰伯》）。早熟的少年立志由学而仕，来改变当前家境，这就是十五岁左右的孔子。
学的内容之一无外乎是当时的六艺，当然，人生活于环境之中，孔子对“礼”的学习应该更为偏重。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的话曾提到，在孔子较近的祖上中，有两位重要人物，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正考父三命兹益共。这两位都以懂礼而成名，应该在孔子的幼年被家族屡屡提及，应该对孔子影响深远，家庭作为家族的最好教育资本，他们必定会成为孔子重点关注“礼学”的重要因素。另一点，孔子之生，其父母所合本不合礼，遭人留言是必然。这又从反面影响孔子关注“礼”，遵循礼。所以可以说，孔子所志于学，重点在礼。
（三）
“志于学”之后，假以时日，孔子因知礼而闻名天下，典型事例有二。一是在其二十多岁时，娶妻生子，鲁昭公送了一条鲤鱼作为贺礼（即孔鲤名字的由来）；二为鲁国当政者孟僖子的高度认可，并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适求学于孔子之门。
孟懿子问孝，子曰：“勿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勿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论语·宪问》）
作为私学之初，有当时权贵（三恒）子弟求学，有相交于鲁公，方始孔子足以闻名，由此名才可立足于社会，闻达于诸侯，为孔子的入仕创造了极大的“势”。
（四）
但孔子的仕途很艰难。
虽然在孔子三十来岁时，不仅在鲁国闻名，且受到邻国齐景公的注意。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从孔子的回答，闻名可以看到，孔子正是从礼制的一面来回答的，也就是说，孔子以知礼而闻名，闻名后又强化了孔子学礼的自信（苏翁之成就感到自信心）。
此时正值壮年而闻名天下的孔子，只是具备了入仕的基础条件，却并不代表其能够顺利入仕。鲁国之内，三恒专政，尤以季氏专权，孔子却从自身礼制的角度，时时看不惯。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遂不得入仕于国内。在国外，虽有齐景公的看重，但据说由于晏婴的建议，亦不得用于齐国。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论语·微子》）国内、国外，阻断了孔子入仕的努力，虽然已立，且日日待沽，却不见主流政权相用，此时的孔子，应是多么的寂寥、愤恨。
也是此时，季氏家臣阳货、公山弗扰居费地畔、晋大夫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佛肸以中牟畔，皆欲召孔子。一边是不用，一边是欲用，孔子都曾挣扎过，甚至想过去尝试。在犹豫徘徊中，终未成行。其原因固然有子路等弟子的反对，其实在孔子的内心也是不允许的，乱臣贼子，名不正，也许是另一个原因。因为正名正是孔子自己所认可的礼制规则。
我想，在这阶段孔子挣扎的过程，正是其“不惑”的历程。什么是“惑”？“乱也”，主要是指辨别不清，什么情况会辨别不清呢？其实就是在达成目标的路上，有可以选择达成的方式。但是对于此时的孔子，虽然出仕、正礼是其目标（以礼立），但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以名而用，不去，应该是在孔子心中更加坚定的信念。故说不惑。
当然，关于不惑，历来也有不同的解说，如杨伯峻认为是因为在四十岁时的孔子，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和李泽厚的意思基本相同，倒也可信。辜鸿铭认为是在四十岁时，孔子的人生已经没有了什么疑问；主要是沿袭朱熹的解说：“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对此，我觉得是拔高了此时的孔子，因为这已经到了知天命的阶段。
（五）
虽然在孔子的壮年，没有入仕，但在其五十多岁时，还是迎来了一次施展自己治国理念的机会。在阳虎、公山叛乱后不久，新立的鲁定公启用孔子为中都宰。几年后，又提升其为鲁国的大司寇（位列大夫），在此期间，主持了与齐国的夹谷会盟，显示了孔子在外交、决断等方面的才能。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君权，派子路堕毁三都。三都即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郕邑（今山东宁阳）、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之后，三桓开始反对堕三都。堕三都最终失败。
由不仕的苦恼，到出仕的失败，无奈中周游列国的孔子，开始了真正的跨越。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大意是说：孔子在匡地被困，他说：“文王死了后，社会文明不都由我继承吗？老天若要灭绝这文明，我就不会掌握这些文明了；老天若不灭绝文明，匡人能把我怎样？”从自身内部出发，孔子以继承周文王的教化百姓的思想，开始逐步成为其内在精神，孔子开始意识到这就是他的使命，是对社会的责任，是上天给予自己的职责。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大意是说：仪地长官求见孔子，他说：“君子到了这里，我都要求见。”见孔子后，出来说：“诸位，不要在乎官职，天下无道很久了，老天要你们的老师成为号令天下的圣人。”这是当时外人的言论，仪封人从孔子的言行中，同样体验到了其生命倾向，即看到了其使命所在。
“天”和“天命”虽然神秘莫测，孔子亦罕言，但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一生最终的成就，即为“裁度弟子”，只有这样才是不虚来此世一生。这时的孔子已经从自己的处境中，从自己所经历、承受的一切中，通过持久的追问，而自我获得了明确的回答。即“我知晓自己的天命”，同时“天理解我生命的意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种不怨天、不尤人的认识正是一种极高的心境，他既是孔子生命的空旷与落寞，也是其生命的高贵和孤独。
其实，这和道家的无为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儒家体现的是一种“为而无所求”的境界。当然亦不同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为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论语》中，始终是别人的看法，孔子从未自己说过。而“为而无所求”才真正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正如朱熹所说：“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不怨天、不尤人，一切安之若然，临事泰然处之，也即超越了其历程中入仕的无可奈何之虑。也是对“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一经验层面的认识的理性提炼。
这才是孔子所谓的“知天命”。
（六）
也正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听到了很多的批评声音。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己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大意是说：楚国的狂人接舆唱歌路过孔子车旁，说：“凤啊！凤啊！为什么德行会这么衰落？过去的不可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算了！算了！现在的执政者实在是不行呀！”孔子下车，想同他说话。他赶快避开了，孔子没能与他交谈。
其实孔子是同意接舆的一些看法的（今之从政者殆），所以想和他交流交流，但接舆很自以为是，并没有给孔子机会。但孔子心态很平和，已经能够坦然面对。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尔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子路问津，长沮、桀溺有胡搅蛮缠之意。孔子是站在同情的理解的角度来看此事的。此正是儒、道之分，避政与避世之别，这种不同虽然是基于对当前局势的认识不同，其深层次其实是一种道德理想的不同，因而采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并怀有不同的生活感情。
这正是“耳顺”，木舟觉得，耳顺正是表明了孔子的志向的坚定。因知天命，故志向坚定。从而意志坚定，深信不疑，当然也就不怕外在的任何批评之声。同时，孔子也能隐约知道批评者的问题在哪里，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这倒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平和。当然也是儒家思想之“和而不同”的体现。更是一种包容、理解，甚至同理心。
（七）
正是有以上的心路历程，所以到了七十余岁的孔子，方有“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慨。字面而言，就是孔子此时已经能够随心所欲，但凡事都符合礼的规制，也即礼已经内化为孔子的生命。或者说，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正如《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其意是说：“孔子说：‘道不能奉行，我知道原因了，聪明者过了头，愚蠢者达不到它；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贤德者过了头，不肖者达不到。’”
你看，中庸不是妥协，不是好好先生，更不是《论语》中的“乡愿”，窃以为，中庸正是洞察一切之后的坚守，按规则从心所欲。这大概就是儒家之高境界。
（八）
孔子并不是如宋明理学所称之“天之宗圣”（孔子自己也不承认），亦不是文革中的戚戚然丧家之狗（李零语）。而是一少小“贱”而敏，学礼知名，从历感悟，并最终意识到自己生命之责，从而由礼到仁的一个孜孜追求者。其中，学是基础，历是条件，知是高度，从是境界。
这就是孔子的心灵修养之路
从《论语》来看，孔子到底快不快乐？
优质回答
子曰君子固穷，何乐之有？
一个到死都末实现理想的人
以上内容就是小编分享的关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意思.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