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如何评价胡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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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先生应该是一面近代中国走向未来的光辉旗帜[赞]他那传统文人温柔敦厚的品性、道德与西方最前卫的思想奇异地结合得恰到好处，使他更深沉地致力于现代国家的建构而不是对旧文明的彻底解构和摧毁；他更愿意让新文明以随风潜入夜的、启蒙的、不流血的、统治阶级主动约束的方式逐渐改造昏睡了几百年的老大帝国，建立起与世界潮流同步的现代国家……最终他的理想在一个小小的岛上大部分获得了实现……他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还是高蹈又普通，无法拒绝，容易让大多数人民所接受，这是胡适之先生留给全体华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胡适和傅斯年，这对师徒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聪明人，学术一方面，政治觉悟一方面
如何评价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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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儒家文化至王阳明后的又一位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文武兼备的典范，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家，是洋务运动的首创者。
曾国藩（1811一1872），字伯函，湖南湘乡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21岁考取秀才，27岁中进士，随后入朝为官。他是那种天资并不是十分突出，但学习特别刻苦用功的励志型人才。有个故事讲到他小时候晚上在书房背书，这时一个小偷来偷东西，他背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深夜还在背，小偷实在不耐烦了，就出来说，“我都早能背出来了，你怎么还没记熟？”，虽然是个笑话，但至少能说明他的用功程度和自我约束能力。
曾国藩一生能文能武，完全来自他的苦读书，善读书，他读书涉猎广泛，历史、理学、诗词古文，兵书、政事都读，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曾建议统治者要“内圣外王”，能熟练应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等。他学习戚继光建立起一支战斗力胜过绿营兵的湘军，就是他灵活学习兵书的悟性体现。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力挽狂澜，为满清续命数十年。
曾国藩慧眼识珠，像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一批晚清重臣，都是在他的提携下成长起来的，清王朝在他的倡议下，建造了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留美学子，开创了无数个第一，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一生推崇程朱理学，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阐述了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之间紧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对古文、词诗也很有研究，书法也很好。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872年，曾国藩因病去世，谥文正，这是朝廷对他最高的褒奖，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谥号的大臣没几个，我所知道的也就魏征、范仲淹、耶律楚材、李东阳等几个，不知您还能说出谁来呢？
谢谢阅读
曾国藩镇压了农民起义！
如何评价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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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梁漱溟先生一生经历的观察，可以发现他的身上有两个醒目的标记，一是“思想家”，二是“实践家”。
上上个世纪末，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其祖父梁承光，举人出身，做过山西永宁知州，剿过捻军，为挽救腐朽的清王朝，做过他自认为责无旁贷的努力，35岁病逝于任上。
其父梁济，一个为清王朝殉道的刚烈之人，曾任过内阁中书、内阁侍读、民政部员外郎、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等职务。1918年11月7日，梁济留下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然后，毅然投北京积水潭而死。
一个如此刚烈的父亲，同样生了一个这样刚烈的儿子，其父的思想，也深深印在了儿子的心田和头脑之中。当然，父子政见上有分歧，父亲主张君主立宪，儿子主张革命救国，方向一致，道路不同。尽管有分歧，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则是高度一致的。
梁漱溟虽然主张革命救国，但在文化上，却与五四时期打破孔家店狂飙猛进的思想不同，他既是西方文化的尊重者，更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所以，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写作，不久即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此书在激烈反传统的时代潮流中，一反众议，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此书于1921年初版后，曾多次重版，被译为十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发行，被学界公认为东西文化论争的经典之作，蒋百里甚至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震古烁今之著作”。这是梁漱溟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同时，梁漱溟也是个脚踏实地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主张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抓起，他长于理论，勇于实践，为此他甚至辞去了北京大学的职务，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去山东荷泽去担任一个中学的校长。
对于乡村建设也是如此。梁漱溟致力于乡村建设和发展，实行社会改造，他在山东邹平县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领导一批知识分子从事于乡村建设工作，与村民打成一片，在提高村民素质、发展农村经济、改变乡村落后面貌等方面不遗余力。梁漱溟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思考。
虽然，乡村建设由于战乱而不得不停止，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为中国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即使是对今天的乡村振兴或新农村建设，都有一些启示作用，功不可没。
梁漱溟最伟大之处，在于平视马克思学说。他说马克思主义之学说，虽窥视了人类社会的某些秘密，可做借鉴，但并不能包治百病。如中国社会与欧美非等其余一众国并不相同，中国社会是老社会，历史渊源非常深刻，发展生产与治理社会不可等同，应多研究中国之问题，才能对症下药。这是梁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所言，不少己应证，展示了不凡的思想洞察力。
如何评价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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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4日，国民党政府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子英等。雷震被判处10年徒刑。
雷震创办《自由中国》，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言论的自由，争取实现民主，作为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很自然是大力支持雷震的。可是雷震被逮捕以后，胡适的表现让很多知识分子失望，甚至痛骂。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见的。后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对这件事始终是内疚弥深。”
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是懦弱的本性和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
著名作家聂华苓曾经是《自由中国》编辑，虽然没有被捕但也被监视，写了篇《雷震与胡适》的文章对胡适大为不满。胡适是《自由中国》发行人，可是为摆脱牵连又辞去发行人。胡适说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聂华苓说，“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
台湾自由主义的启蒙人物殷海光，“雷案”发生后以大无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国府当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声明言责自负，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雷案宣判之后，美国各报迅速刊登报道，胡适接连两天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也不敢去。作为知识分子的领袖胡适没有真正站起来为雷震说话，没有强烈抗议，或者用激烈的态度去抗议。“雷震事件”后，殷海光对胡适彻底失望，从此他再也不提胡适。胡适去世后，殷海光甚至不去吊唁。
殷海光说：“早年的胡适确实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是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
唐德刚认为，胡适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但不是一位行动家。他在学术与思想界，有着当代圣人的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始终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实际作为。
胡适支持雷震办《自由中国》，但是胡适不反对国民政府不反对蒋介石，寄希望于蒋介石，寄希望于国民党自己来改革。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见解， 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 (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 、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 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从美国学成归来时，胡适公开发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1933年，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连续写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和驻德大使。胡适婉言拒绝：“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可是事与愿违，胡适一生与政治没有脱离关系，胡适的理想是实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1937年，胡适就说：“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
胡适一边批评国民党，另一边支持国民党，大力支持蒋介石，“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
1949年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胡适把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独裁者身上注定是一个悲剧。胡适支持《自由中国》杂志，支持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总统，无疑让蒋介石大怒。可是当雷震被捕以后，胡适没有和蒋介石翻脸，反而说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话。胡适所做的就是送给监狱中的雷震一首诗而已，不敢越雷池一步，懦弱的本性暴露无遗。
蒋介石对胡适的忠心并不买账，表面上客客气气，送钱送房子收买人心，私底下对胡适恨得也是咬牙切齿，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不过是蒋介石的民主花瓶而已，胡适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但是传统的士大夫情结根深蒂固，提一辈子意见绝不敢造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胡适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
殷海光说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灵魂人物，反而让人感到失望，有思想没行动，匍匐在权力面前。
唐德刚给胡适的结论就是：“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
所以说从雷震案中，唐德刚觉得胡适懦弱和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
身为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最后感叹：“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胡适之先生是现代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绕不过的巍巍丰碑[赞]李敖评价胡适:“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这样的褒奖是恰如其分的，并没有阿谀溢美成分。学者王元化如此评价胡适:“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适，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最可贵的是他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绝不卖身投靠，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想到这里可以拿郭沫若与胡适作一个对比高下立判，但考虑到二人身处不同的政治氛围也不能太苛责郭老了。可惜，所有真正做学问的都去了孤岛，留下的还能做些啥呢？
请说明康有为和梁启超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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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阳明悟行学宫”很高兴看到你的问题：
鲁迅曾经评价过陈独秀、胡适二人的区别：
“如果将韬略比做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只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如果康有为大体就是前一种人，那么其徒梁启超则是后一类人。
现代人对于清末民国的一个误区便是高估很多政客，低估了很多政治家，能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局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不是熬资历、行贿赂、走裙带关系就能蒙混过关的，也不是清廷、北洋、老蒋那种烧黄纸、拜把子笼络人心，而是凭着犀利的文字、优越的口才、杰出的权谋、摄人的威势脱颖而出，比如鲁迅，他在革命党中的资历很老，但是在清末民初一直籍籍无名，因为当时比他“善战”的更多，在梁启超叱咤风云的时候鲁迅恐怕在他笔下过不了两回合，鲁迅1918年才成名，而此时梁启超已经退出政坛文坛一线了。
当然，也正因为大家的起点相差无几，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能是庸碌之辈？更何况，激烈的党内斗争是个人成熟的最好催化剂。
看似傻白甜的孙中山，在与唐才常毕永年的联络之时便逐渐排挤了杨衢云，1900年执兴中会之牛耳，此后再无人撼动其革命领袖的地位。后来武昌起义时共进会的孙武就是打着孙中山弟弟的招牌，孙中山本名孙文，他就改名孙武，孙中山号逸仙、逸飞，他就号遥仙、梦飞，高仿大V的鼻祖……
号称“章疯子”的太炎先生章炳麟，是革命派里唯一一个能和梁启超在国学上一较高下的人物，在权谋上也是一顶一的大家，成为光复会领袖，挑唆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反对孙中山兴中会，那说的话到现在也能骗过一堆人。
看黄兴的照片，你以为是个忠厚老实的胖子，那论心机手腕，也绝非等闲，他是不爱招惹别人，别人把他整急了，那就是打蛇打七寸，小辫子一揪一个准，章炳麟之学识权谋、陶成章之口才狡黠，黄兴反手一击，直接把这二位KO出局。
这三人已经是人中之杰，但却都吃了梁启超的亏，可以说，当时革命派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慈禧、清廷，而是梁启超。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狼狈流亡海外，在海外并无根基，康有为依旧坚持维新保皇，而梁启超却主动同革命党人联合，革命口号也是比谁喊的都响，但却在暗中煽阴风、点鬼火，时不时来一两句变法与革命殊途同归、“革命就是保皇，保皇就是革命”，一度把革命派笔杆子陈天华拉入自己阵营，革命派思想混乱，差点就自我解体了。当初孙中山热情接待梁、还写信给他介绍檀香山的侨商，梁启超到后，几年光景，檀香山从革命源头变成了保皇党大本营，连孙中山哥哥孙眉都加入了保皇党，到此时梁启超又公开表态支持保皇，与革命派一刀两断，当然“锅”是康有为的。坦白讲，拉革命派进改良派不是一次两次了，当年两湖革命党领袖谭嗣同就被梁启超忽悠进改良派了，你说这么个大忽悠，革命党怕不怕？
后来为了理清梁启超对革命派造成的思想混乱，各个革命派整合为同盟会，一开始便对梁启超开炮，孙中山、黄兴、章炳麟、宋教仁、朱执信、陶成章、陈天华、胡汉民一堆大佬狂轰滥炸，梁启超一人敌之，史称“革命保皇论战”，在这次论战中，革命派辩白了很多理论，有些网文扯“革命派就是大汉族主义”这种一百年前就解释得明明白白的事儿，现在再回锅炒一遍一点意义也没有，毕竟有相当一部分满族蒙古族加入了同盟会。而那次论战中革命派群殴梁启超一人，也正中梁启超下怀，放心，保皇派的笔杆子绝不止梁启超一人，但是，梁启超就是制造了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效果，于是乎，双方都自称自己论战胜利，但在外人看来是梁启超赢了，保皇派势力不减反增，给予革命派致命打击：
革命派的资金主要来自海外华侨富商捐赠，而华侨富商的投资则是要考虑将来谁会当权的、方便日后回国内投资办厂。
革命派的人员则主要来自清末留学生，留学生加入什么阵营则是随舆论潮流而动。
经论战一事，革命派固然修正、巩固了自己的理论，但同时保皇派的影响也大大提高了，并分流了革命派的人源、财源，在此后革命派发动了一系列近乎自杀式的起义，很大程度是受到梁启超保皇派逼迫而不得不为之，自证其言耳。——你们说革命不怕流血，那你们去行动啊！“远距离革命家”算什么？——刘道一、徐锡麟难道不知道几百几千人是不可能成功的么？你以为孙中山黄兴幼稚单纯，然而揭开历史的迷雾，那一次次自杀式革命只是无奈的“自证”而已。
1907年，梁启超成立政闻社，其声势凌驾同盟会之上，在海外与内地遍地开化，并遥控指挥内地分社，影响空前。
1908年，8月，慈禧下令查抄政闻社，逮捕政闻社人员，左脸一巴掌抽得梁启超耳朵嗡嗡响，11月，慈禧死前带走了光绪——这个被梁启超打造的“立宪开化的圣明天子”，右脸一巴掌抽得梁启超原地转三圈。
很多人说慈禧若在，不会发生辛亥革命，可拉倒吧，梁启超大好形势，被慈禧一手摧毁，梁任公纵然舌灿莲花，也禁不住老佛爷在线打脸啊！
梁启超、康有为：我要保皇扶清……
慈禧：呸！要你保？要你扶？你们也配？
自此保皇派在海外一落千丈，老佛爷终于实践了“为革命去一大敌，驱满清再造中华”的历史使命，梁启超这个唯一能挽救大清王朝的人被记恨私怨的慈禧轻易葬送，敌在紫禁城，诚不欺我。
对此，隔壁袁世凯同学表示，梁启超不能人尽其才，实属可惜，而曾被梁启超耍得团团转的革命派更是蠢货……梁启超你王八蛋！
辛亥革命，满清覆灭，梁启超终于重回故土，却是以自己捍卫的大清的灭亡为前提，讽刺。当此之时，政党云集：
孙中山、黄兴退出政坛，扶持宋教仁继承同盟会势力、改组国民党。
章炳麟此前与孙黄同盟会决裂，立场右倾改良派，以光复会为基盘改组统一党。
黎元洪排挤革命派，孙武背叛革命，帮助黎元洪先组建民社，而后改组共和党。
梁启超回国就联系立宪派，组织了民主党。
而除了国民党外，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均依附于袁世凯、反对革命党，是的，你没看错，“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的章炳麟其实是袁世凯的铁粉，只不过后来和袁世凯亲信梁士贻争宠、失势，干脆彻底翻脸了。共和党黎元洪、孙武本意是想“武汉，北京、南京”三足鼎立，无奈革命派拥护南京，立宪派拥护北京，自己成了边缘人，索性彻底投了北京袁世凯。
记住，政治作为最高等的人际斗争，从来就不能看表象。宋教仁和孙中山打得头破血流，但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还是支持孙中山的，孙中山也投桃报李，在退出政坛后，以自己作为国民党理事长的名誉担保，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相反，别看有些人物之间平时各种恭维、示好，迎面三分笑，背后袖中刀，你看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多么“兄友弟恭”，但宋教仁就是奔着削袁世凯权力去的，袁世凯各种“欢迎”“赞赏”宋教仁，但该下杀手一点不留情。
这里就要谈一句民初政局了，辛亥革命，清廷倒台，南北和谈，是不是革命军妥协给了北洋军阀？是不是孙中山让出大总统，袁世凯就篡夺革命果实了？
不是！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迁到北京。这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袁世凯空有一个大总统头衔，但是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的地位非常羸弱，更何况之前革命党在宋教仁授意下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名不副实，面临被宋教仁架空的窘境，袁世凯不会坐以待毙，首先指使嫡系唐绍仪担任总理，然后唐绍仪反水了，倒向宋教仁。袁世凯指使手下拆台，唐绍仪下马，扶持陆徵祥上位总理，不久又被宋教仁拉下台。最后，赵秉钧以加入国民党为条件，袁、宋妥协，让他当总理。
表面上“兄友弟恭”的袁、宋二人，在政争中刀光剑影，势均力敌。宋还有后手，1912年底到1913年初，全国范围内国会选举，宋教仁国民党势力压倒了民主党、共和党等亲袁党派，然后宋教仁就被刺杀了，随即袁世凯还暗杀了革命党将领林述庆，同时“善后大借款”、扩军备战，6月发动南侵，孙黄被迫“二次革命”，失败流亡。袁世凯借口国会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先把国民党解散，又解散了国会（北迁后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至此袁世凯才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南北和谈就是北洋与南方革命军在政治、军事双方均势的产物，除了大总统是袁世凯，政权还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班底，袁世凯也不甚了解西方政治，结果吃了个哑巴亏，最后破罐子破摔，索性用武力强行推翻，这开了民国军人干政的先河（你依靠军队推翻政府我就不能？），而被袁世凯驱逐的国会议员也将在之后十年、慢慢玩残北洋政府。
在这期间，梁启超是袁世凯的最坚定盟友。作为维新派、立宪派、保皇派的领袖，梁启超在袁世凯与革命党政争时坚定的站在袁世凯一边，摇旗呐喊，联合统一党、民主党、共和党等亲袁党派组建“进步党”、对抗国民党，并组建了“第一流人才内阁”，消弭袁世凯武力驱逐革命党的负面影响，为袁世凯摇旗呐喊，如果说段祺瑞是袁世凯军界的柱石，梁启超就是袁世凯政坛的“文胆”，连杨度都远远不及。袁世凯解散国会后，组织了“参政会”作为国会的替代机构，把清朝的王公大臣都塞了进去，说北洋政府是没有皇帝的清廷真不是嘘他，而这个参政会，梁启超赫然在其中。
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解散国会，梁启超敲着锣鼓，喜迎老冤家革命党倒台。
袁世凯规定总统无限期、可指定继承人，梁启超表示“我素来赞同开明专制”，等等，你不是要君主立宪么？
袁世凯想要当皇帝了，然而国内针对袁世凯的风向、苗头已经不对了，杨度虽然赞同袁世凯称帝，但还是为以后的局势忧心，而梁启超默不作声，作为袁世凯第一政坛盟友，梁启超没有像杨度般忧心，也没有像徐世昌般苦劝，袁世凯不明所以，还是善待梁启超，结果换来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当时就懵逼了，可称帝的程序已经启动拉不回来了，与此同时梁启超联络蔡锷反袁、并协助其逃往西南——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抛弃了袁世凯。究其原因，对于时局的危险性，袁世凯铁憨憨、没看到，杨度看到了但没忍心抛弃袁，而梁启超则是既有远见亦狠心，他先利用袁世凯，组织了偌大的进步党，而后预见袁世凯的败亡，及时与袁划清界限，甚至还倒打一耙、积极反袁，唯恐袁被赶下台后无立足之地，“我为牛后，何以自存？”（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
孙中山：哈哈！老袁你也吃了梁启超的亏了吧！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权，梁启超依旧希冀背靠西南军阀、联合皖系掌权，段祺瑞利用其“研究系”（进步党）的声势，对抗黎元洪，随后张勋复辟，康有为仆从溥仪、张勋，而梁启超追随段祺瑞马场誓师讨逆，此时师徒关系怕不是“破裂”，而是刀兵相向了。段祺瑞重登总理之位，认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派（坑）他去日本谈卖国借款的条约，事成后就卖了梁，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梁启超震惊，段祺瑞怎敢出卖自己？难道在政坛危若累卵的他不需要自己了吗？袁世凯都不得不借助自己啊！此丑闻消耗掉了梁启超最后一丝政治声望，不久辞职，黯然退出政坛，此后流转学界，成为民国大师。
梁启超一生，先维新，后革命，再保皇，又共和，还立宪，继而鼓动开明专制，最后拆了袁世凯的台。冯玉祥一生多变，留下近百年骂名，梁启超反复无常，以“今日之我杀死昨日之我”自我辩解、如今竟有众多拥趸，“读书人的事能叫偷么！”。冯玉祥多变，是其拥兵自重的军阀本色，梁启超善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他终究只是个拒绝底层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从这点来看，他和他的恩师康有为没有本质区别。
可叹梁任公终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极大的透支了自己的政治信用，作为政治家，最危险的不是你不聪明，而是立场不坚定，政治家可以一变二变三变，又岂能五变六变？以后谁还敢用你？谁还敢与你结盟？谁又敢追随你？一辈子在阴谋诡计里“左右横跳”的梁启超晚节不保，阴沟翻船。
假使太平寻常世，凭梁任公的口才、学识、远见、左右横跳的生存技能，政坛之上，他会比孙中山、黄兴、袁世凯、段祺瑞混得都要好，论“讲道理”的功夫，整个清末民国，无人可及，可惜清末民国是“不讲道理”的，作为一辈子的改良主义者，他不屑于也不可能拉拢底层官兵、地方会党、劳苦农工，形成自己的武装力量。
而他老师康有为呢？观遍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黄兴、章炳麟、段祺瑞的政坛风云史，就康南海这种欺世盗名、招摇撞骗的伎俩，一辈子保皇愚忠、顽固迂腐的满清遗老，竟然显得那么的“天真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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