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一表《出师表》该怎么理解？

《出师表》，“千载一表”。这个评价应该是出自陆游：“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表”本来是中国古代大臣向帝王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体，说白了就是一种公文文体，内容有议论、叙事,同时还带点抒情。
那《出师表》作为一篇公文，能在古代多如牛毛的公文中脱颖而出，被誉为“千载一表”，凭的是什么？其实说出来也没什么，就是因为讲事明白清晰，抒情真挚朴实。
说讲事明白清晰，像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把蜀国的劣势（先帝崩殂、天下三分、益州疲弊）和优势（大臣勤劳、将士拼命）讲得清清楚楚。
说感情真挚朴实，比如文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一读出来，就把人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但明白清晰、真挚朴实说的只是文风特点，大家重视《出师表》，还因为它表达了诸葛亮出兵北伐的理想。文风亲民加表达理想，就流传千古了。
但是细读《出师表》，我觉得它背后潜藏了蜀汉的三件大事：
一是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
二是蜀汉的人事安排。
三是蜀汉为什么要北伐。
我们读《出师表》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感受。“表”本来是大臣向君主报告事情的文体，其姿态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但是诸葛亮《出师表》中表现出来的姿态却是自上而下。看到这种姿态的错位，就得细思一下诸葛亮和刘禅关系。
要理解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得从刘备白帝城托孤说起。
提起刘禅，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昏庸无能的典型代表，尤其是贴在他身上的两大标签“扶不起的阿斗”、“乐不思蜀”更是直接把他打入蠢孩子、熊孩子一列。刘备在去世前，也知道自己这个儿子难堪大任，于是有了著名的白帝城托孤。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是这样记载的：
章武三年（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通嘱）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白帝城托孤，可能会有“生子不如孙仲谋”的遗憾，但是他对诸葛亮说出“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重点不是鼓励诸葛亮取代刘禅，而是别有深意。
刘备的深意体现在两点：
第一，以极度信任换得诸葛亮“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心。其实刘备料定诸葛亮会尽心竭力辅佐刘禅，不会“自取”，因为在《诸葛亮集》中记载了刘备对刘禅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也就是说，刘禅的能力是得到诸葛亮的认可的，还没到不可辅的地步。但刘备必须要为刘禅笼络住诸葛亮这位顶级人才，因为世乱纷争，不得人者不得势，三国之主皆以善用人著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而刘备的用人，是“以性情相契”，即偏重情意。所以刘备说出那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打的就是感情牌，以让诸葛亮更加忠贞。
其实，刘备知道托孤的那些话说与不说诸葛亮都会尽心竭力辅佐刘禅的，说出来当然可以为刘禅笼络住诸葛亮加持，但同时也会增加一层风险，就像《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孙盛对刘备托孤语的评论所说，“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意思就是，碰到忠诚贤良之人，这句话就是废话，但要碰到有异心的人，可能真就会被篡了位。
那刘备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这就涉及刘备的第二点深意，稳定蜀国政治局势。对此北大已去世教授田余庆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
刘备托孤的时候，可不只是向诸葛亮托孤，而是让尚书令李严一同接受遗诏，担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形成“亮正严副”的格局。
刘备让李严接受遗诏，是为了平衡蜀国旧人和新人、主和客之间的利益。因为刘备是带着以诸葛亮为首的荆襄人士入蜀的，这些人是蜀国的新人，被称为荆州派。刘备要想在益州站稳脚跟，还必须得到益州旧人的支持，这些旧人就是刘焉的旧班底以三辅人、南阳人为主的“东州人”形成的东州派，其代表是李严。所以刘备临死前，必须充分考虑两派之间的利益，一方面要巩固荆州派新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还得考虑旧人的利益，尽可能使旧人不会异动，同时考虑如果旧人出现异动，必须要有处置的预案。
所以刘备选择了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遗诏，来平衡新人和旧人的利益。但刘备对诸葛亮说的那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田余庆先生认为，刘备是说给李严听的，是要巩固诸葛亮的独特地位，预防旧人另有图谋。如果真出现不测之事，那诸葛亮就可以走向前台，自取帝位，以应所需。
既然诸葛亮不会干出违背忠心、背叛刘备的“自取”行为，那他该如何处理跟刘禅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刘备托孤时，还给儿子刘禅留话了，就是要对诸葛亮“事之如父”。不管刘禅有没有把诸葛亮当父亲看待，估计诸葛亮是把刘禅当儿子看待的。所以，46岁的诸葛亮在给20岁的刘禅写《出师表》时，就表现出那种自上而下的姿态。
最近，读到一篇马伯庸写的《陪孩子背<出师表>》一文，说《出师表》中，诸葛亮对刘禅的态度，绝非简单的君主和大臣的关系，也不仅是诸葛亮对刘禅或刘备的忠诚之心，而是一种接近于父亲对子女的关切之心。
所以诸葛亮背负着刘备的极度信任，接受托孤，肯定是要尽心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辅佐好刘禅，但是在面对刘禅这个智商欠佳、资质平庸的孩子，诸葛亮也是放心不下啊。尤其是当诸葛亮准备北伐时，更担心家里的刘禅被人带坏了，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惹出大祸。于是在《出师表》中，诸葛亮真的像一个操心的中年老父亲，在面对自己不那么优秀的孩子时，各种絮絮叨叨，什么“宜”，什么“不宜”，也就是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而且还事无巨细，什么“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等等。
就像马伯庸说的，诸葛亮“恨不得把每一件事都叮嘱一遍。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情感，活脱脱是一个行将出远门的老父亲，担心傻儿子在家里吃不上饭，忧心忡忡，拉着手反复叮嘱。”
第二件大事就是蜀国的人事安排。
其实对于蜀国的人事安排，刘备刚入蜀时就非常用心。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
“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
“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从刘备的这个政治安排看，刘备非常注意让刘璋旧属和荆州新人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第一段引文中涉及的人基本等同于“新人”，虽然里面的法正、许靖、马超不是从荆州带过来的“新人”，但法正引刘备人蜀，其地位同于刘备部属。许靖以名高为法正荐于刘备，与刘璋本来没有多少关系。马超在蜀更无根柢，可以不论。这些人都可以算作刘备的班底，在安排时成为蜀中统治者的主体。
第二段引文基本是对刘璋旧属做的精心安排，尤其是其中的董和、李严更是被刘备放在特别的位置上，让董和与诸葛亮一同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即刘备军府，后来李严接替了董和的位置。刘备临死时，又让李严与诸葛亮一起受遗诏辅佐幼主刘禅。这样的安排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益州之人是以大和”。
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国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政治、经济、军事一把抓，其中又以政治问题最为复杂，尤其是用人策略，对诸葛亮来说是一大考验。诸葛亮一方面沿着刘备的既定方针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协调新旧关系以求安定，同时也在想办法进一步消灭新旧界线。
要消灭新旧之间的差别，在用人方式上，诸葛亮就不能像刘备那样偏重情意，尤其是在面对刘璋的旧部属时，他知道专靠恩泽来维持更是不行。因为“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完全就是一种颓风弊政。所以诸葛亮采取了以法治蜀的策略，“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齐，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以法治蜀的策略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记录，比如《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辅佐幼主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评价诸葛亮当丞相时也是“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张裔传》裔谓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
所以诸葛亮在用人上，不再分什么新人旧人，不再分什么亲疏远近，而是刑赏一统于法，力求“用心平而劝戒明”，用一种统一的标准为蜀国选择人才，以使蜀国达到长治久安。
从实践结果看，诸葛亮在面对蜀国不同派系的时候，也是秉持这样的准则，既重用荆州派的杨仪、蒋琬、魏延；也同样重用东州派的费祎、董允、吴懿、吴班、邓芝；对益州派也没有忽视，提拔重用了杨洪，张裔，张嶷，李恢等人。而且费祎后来还成为第二顺位继承人，吴懿继任汉中都督。
如果知道诸葛亮的这番苦心，我们再来看《出师表》，可以看到通篇都在传达他的用人思想。比如“诚宜开张圣听，……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再比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还要刘禅“亲贤臣，远小人”。
而且《出师表》中提到的几个人，也是从德行、能力而不是亲疏远近方面考虑，选拔出来辅佐刘禅的。诸葛亮就是要超越派系的亲疏差别，通过循名责实，倍赏必罚，以立威权，为蜀国、为刘禅营造一个政治清明的环境。
第三件大事就是为什么要北伐。
读《出师表》，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咨臣以当世之事”
“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这几句话中的“业”、“当世之事”、“大事”都指向蜀国的终极目标：“北定中原……兴复汉室”。
那为什么要北伐？
有人说，这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是平衡内政的重要手段。比如著名的易中天。
这种说法也太低估诸葛亮的政治能力了，前面已经说过，诸葛亮在人事安排上非常讲究，把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都团结得很好，蜀汉在诸葛亮时代，根本没有太大矛盾。
又有人说，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这个观点影响很大，但也需要仔细斟酌。
以攻代守的前提是敌方有进攻企图，但从历史事实看，曹魏的战略重心一直在东吴，对蜀汉的主动进攻一共就三次，曹真伐蜀，曹爽伐蜀，和钟会邓艾两路伐蜀，远少于蜀汉对曹魏主动进攻次数，也少于曹魏对东吴进攻次数。所以这个“守”就无从说起，更不要说“以攻代守”了。
另外“以攻为守”目的是偏安一隅，无进取之意，但实际上出兵北伐，收复中原，兴复汉室，是蜀汉、诸葛亮心心念念的大事。《出师表》中也说“愿陛下讬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下了军令状，一副志在必得的心态，怎么会是“以攻代守”、然后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保守心态呢？
那蜀汉北伐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政权的合法性。
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点，但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到底是要真打回北方还是只是做做样子，这个分歧就比较大了。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江南士族习惯偏安，不愿北归”，这句话说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时，南方士族的普遍心态。在三国初期的混乱局势中，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比如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据益州的刘焉、还有东吴的士族，都满足于割据一方，不大有动力参与北方对王权的争夺。
于是，有人就说刘皇叔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占领益州后，目的也是在偏安，“不愿北归”。刘备打出统一牌，是因为他们在益州属于外来人，要得到益州士族的认可，就必须做出出兵北伐的姿态，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就有了合法性，这样执政基础也就有了保障。
但是，我认为，诸葛亮出兵北伐，想真打回北方、统一中原的意思还是多一点。
从诸葛亮个人的心理来说，他是想打回北方，统一中原的。
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种自我定位，那真的是想做出一番事业，建功立业的。对诸葛亮来说，要想谋取高位，以他的出身是非常容易的，虽然《出师表》中，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绝对是“凡尔赛文学”。琅琊诸葛氏可是当时最重要的家族之一，而且诸葛亮14岁来到荆州，很快就进入了当地顶级的名士圈子。诸葛亮的姐姐嫁给了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诸葛亮被黄承彦招为女婿。而黄承彦的岳父叫蔡讽，蔡讽有个儿子叫蔡瑁，蔡讽的另外一个女婿，是荆州牧刘表。
所以，诸葛亮要想进入荆州官场大概并不难，甚至，以他的出身和才华，到北方进到曹操集团为天子服务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诸葛亮没有这样选择，他在等待自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功业。
于是，就有了《出师表》中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然后就有了天下闻名的《隆中对》。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
第一，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就是要刘备暂时放弃进取中原的打算。
第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要避免和孙权发生冲突，孙权只能“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为刘备拟定了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夺取荆州；第二步，占领益州；第三步，跨有荆、益之后，荡平南越，结交孙权，从荆州、益州两路同时出兵北伐。
按这三步计划，“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就是26岁的诸葛亮为46岁的刘备提出的争霸天下的战略，也是诸葛亮自己一生的梦想。
虽然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长江流域的地理形势决定了，荆州和扬州之间的关联太过密切，如果刘备占领了荆州，大军可直接顺长江而下，对孙吴政权是个极大的威胁，那据有荆州而结好孙权，也就注定是难以实现的目标。除非是孙吴政权占有荆州，这样蜀汉和东吴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分界线，后来的局势也正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所以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只实现了一半，也就是只占领了益州，即使这样，诸葛亮在提出《隆中对》20年后，挥笔写下《出师表》，毅然出兵北伐。
对诸葛亮来说，这是“人要忠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对蜀汉政权来说，这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从意识形态上说，蜀汉政权也是希望打回北方，统一中原的。
蜀国在三国争霸战中，打的口号就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所以蜀国建国后，国号就是“汉”，称为蜀汉。而且刘备也明确说出“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所以讨伐曹魏政权，还于旧都，这不仅仅是蜀汉的政治口号，也是战略目标。如果不北伐，就沦落为进入益州的外来政权，执政的根基就失去了，居于领导层地位的荆州派很可能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失去领导地位，甚至边缘化，这样的话，“汉”国就真正变成蜀国了。
另外，蜀汉还必须破除“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诅咒。东汉末年，汉桓帝接到“以黄代赤”的凶兆，按五行学说，东汉是火命，赤色是其国色，这就是预言东汉将灭亡。后来天下大乱，曹操顺应“黄代赤”的预言，自称为“黄家”军阀，把自己打扮成接受天命而起的人。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自立，直接把年号定为“黄初”，这就直接把黄色预言和曹氏是接受天命代汉坐实了。
而以汉室后裔自居的刘皇叔，打的旗号是“兴复汉室”，必然受到这个预言的诅咒，当曹操抢先占领了“黄天”称号时，刘备在事业发展初期，就不得不避开曹操的天命，所以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建议刘备到荒凉偏僻的大西南去发展。
等刘备在益州站稳脚跟，虽然他要“兴复汉室”，但因为有“黄天当立”的预言在，所以刘备在221年，也只能借用“黄气”、“黄龙见武阳赤水”等黄德祥瑞，自封为帝。刘备虽然不再以恢复红色汉室为目标，但与曹魏之间，谁才是真正接受天命的正统政权，也是需要分个你死我活的。
从为了生存来说，蜀汉政权也是希望打回北方，统一中原的。
诸葛亮在提出《隆中对》时，应该就知道，仅凭占领益州、荆州，然后偏安一隅是不现实的，刘表、刘焉这种想偏安一隅的守成之主就是前车之鉴。尤其是后来蜀国仅占据益州一个州，在面对曹魏的九个州，孙吴的三个州，实力都显得过于弱小。曹魏曾经打算进攻蜀汉，一劳永逸地解决诸葛亮北伐入寇这头疼的问题。遭到中书监孙资反对，孙资认为，曹魏有九个州，蜀汉就一个州，只要曹魏分兵防守好边境险要，以九个州的资源，拖也把蜀汉拖死了。
这个道理诸葛亮当然懂，所以他必须积极采取进取型的国策，“北定中原，恢复汉室，还于旧都”。则如果真任由曹魏那样的策略发展，拖的时间越久，蜀汉就越疲惫，不但“兴复汉室”的希望变得越发渺茫，而且还将真正陷入“危急存亡之秋”。
可惜的是，诸葛亮在战场上的运气，实在是差了点。发动了五次北伐，结果三次败于意外因素，其中第一次北伐，希望很大，结果错用了马谡。第四次北伐，已经取得战场优势，碰上李严这个“猪队友”。第五次北伐，本来颇有胜算，结果败在了自己的健康。运气实在是不站在诸葛亮这边。
也许是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这个对象选错了，因为管仲、乐毅都是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服务的，尤其是乐毅服务的燕国，在战国七雄中，被称为“战五渣”，除了乐毅那次大胜，基本没打过胜仗。如果诸葛亮自比张良、韩信，不知道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这也许就是蜀汉的宿命，诸葛亮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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