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网友提问：
高适和岑参同为“边塞诗双子星”，为何最后的境遇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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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和岑参都是边塞诗人，被誉为“边塞诗双子星”，但由于二人家庭背景、人生经历不同，所以就决定了二人的境遇也必然不同。
高适晚年任职四川而发达，虽有失职责任好在皇帝没有追究，后来还进封官职，足见朝廷对高适还是嘉奖的。虽对朋友有些亏欠，晚年内心自感不平静，但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杰出的边塞诗人被后世铭记。
有人总结岑参，出身官宦世家，投身边塞风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荣光擦肩而过，仕途渐行渐远。好不容易弄了个正四品官，但却是一个空架子，虽有报国之心但却不得志，最后病死在成都的旅舍里，后人评价：岑参的一生是悲催的一生，要多惨有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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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岑二人与王昌龄王之涣并称“边塞四诗人”。
二人年龄相差约十岁，享寿也相差四五年；诗风上高诗奔放壮烈，又多次带兵参战，所以多描写将士情怀，岑诗壮丽雄奇，但他多从事文职工作，所以大多描述边塞生活，但二人诗作都有悲壮之义，才华上岑甚至略高于高适，都被后世敬仰并建馆立祠纪念；事业上，两人均是重臣之后，高做官做到刑部侍郎，岑做到郎中、刺史，官阶相差也不算大。
从以上看，两人境遇很难用“迥异”来评价！若要说“迥异”，只能说岑参后期官场颠沛波折，最终客死途中显得凄凉些，但从二人经历来看，高适是真刀实枪打过仗有战功的，而且往上一代职位也要比岑他爹高一些，所以，高比岑“混的”稍好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也与当时唐朝国运时事有关，运气影响的成分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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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和岑参自唐宋以来一直被人们并称。他们的诗风相近，以“风骨”著称。都曾厕身戎幕，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古的形式来写边塞题材，而且诗中充溢着感激不平之气。共同的背景和近似的经历形成了高、岑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悲壮慷慨的风格。个性、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差异造成了二人诗风的不同特点：高适悲壮而深刻苍凉，岑参悲壮而昂扬豪迈；高适直抒胸臆，语言朴质，岑参寓情于景，语言瑰丽，想象奇特。
高适和岑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较为著名的诗人，他们的诗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在诗歌创作风格上也极具鲜明的艺术特征。
这一时期军事、经济力量都已发展到顶点。在这种气氛下，一部分向往功名的文人学士把跟随边将出征作为仕进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除了谋求官职外，还写了大量颂扬边塞战争和同情下层士卒生活的诗歌，即为边塞诗。高适、岑参的诗作在其中独树一帜。开拓了边塞诗的盛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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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和岑参是唐朝发展到极盛时期最著名的两个边塞诗人。
高适（公元704－765）的郡望是渤海蓨县，其地唐属德州，今属河北景县。他的祖父是唐高宗时期 的名将高侃，父亲高崇文官终韶州长史，韶州即今广东曲江。高适早年便随父亲旅居岭南。高崇文后来 死在任上，高适就又回到中原，客居梁宋之间。高适在诗中多称自己住在“宋中”“淇上”“濮上”。 宋中是当时的宋州睢阳郡，其地为今河南商丘。淇上是当时的卫州，今河北卫县；濮上是当时的濮州， 今河南信阳，两个地方当时都在黄河以北。位于淇、濮与宋中之间的就是梁，当时为汴州，即今河南开 封。高适自己在淇上有一所别业，但收入很有限。父亲死后，高适贫苦无依，靠着向亲朋好友索求借贷 维持生计，这就难怪他的行迹会遍及梁、宋、卫这样一片广大的地区了。 高适的性格，拓落不拘小节，务功名，尚节义，喜言王霸大略，衮衮不厌，属于心胸豁达、擅长纵 横论辩的一类。他不愿意耕作，不屑于料理他那份田产，也就是“不治生事”。历史上像他那样不治生 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汉高祖刘邦，一个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縯。刘邦和他二哥“刘仲”比，刘 縯和刘秀比，都是出名的能“不治生事”。当然，高适所生逢的年代天下太平，李唐的运脉正隆，他不 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然而自宰辅以下还是可以做的，这个志向也已经不小。偏偏他又耻预常料，不愿 参加普通的进士考试。耻预常料，那就是想要考取特科，即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这却要等待机会，因 为它不是年年都有。谁知时光飞逝，一等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光阴，即使是从九品的小官做起，熬年头 也该熬到郡太守一级了。可是，高适等到两鬓染霜，依旧是两眼空空。万般无奈之下，他就只有效仿他 的同乡、汴州雍丘高阳乡的郦食其，做不成儒者，便做酒徒。 《新唐书》说高适“少落魄”，应邵解释“落魄”之义，是“志行衰恶之貌也”。元代辛文房《唐 才子传》说高适“隐迹博徒”。那么高适当时的志行之状，就可想而知了。酒之意在于狂，博之意在于 赌，高适就在以其全部生活作赌注，宁愿成为酒徒，宁愿生活一贫如洗，也要赌。凡赌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一朝成名，要么一落千丈。这期间高适的诗中常露出两种口风：一是胸怀大略，显出随时可以身干 青云、青紫俯拾的气象；一是甘愿做一个草莽野人，隐迹田园而不求闻达。这就是进则兼济天下，退则 独善其身之意了。放出这样两种口风有个好处：一是有了功名，足以显示出自己胜人一筹，我本不愿为 官，但朝廷圣明，贤才必用，天命下达，我怎忍违之？即使终生不被任用，那也是我性情所好，不是我 一心想做官而遭别人嫌弃，不能因此怀疑我的品行才智。 唐风豁达开放，士人求取功名都直言不讳，上书阙下，往往自报家门。李白有《上韩荆州书》，杜 甫有《三大礼赋》，高适有《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陈希烈)》与《留上李右相(李林甫)》二诗。李 白文中说：“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杜甫 说：“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 下其忍弃之？”他们言语之大，情意之急切，已到了直接伸手要官做的地步。这在后世是不多见的，但 在唐代却很一般。从这点来看高适当时的工于心计，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心计归心计，嘴上说归隐，外人看不出，而在高适自己心中却不能不焦急。而且，随着岁月蹉 跎，他越来越急，简直称得上是心急如焚了。古往今来赌输了，徒具英雄气概而老死于妻儿之侧的人， 不计其数，高适很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然而，高适赢了。他这一出人博徒，果然才名便远。贾谊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 医之中。”后世的英雄豪杰，又何尝不是如此？高渐离、朱亥隐于市屠，侯生、张耳抱关守门，后来都 名扬天下，令有志之士击节扼腕。天宝八载，宋州刺史张九皋荐举高适应制举有道科，高适终于诗名半 天下，黄绶翻在身，一举跃登龙门。不过到天宝那个时候，制科已经很平常了，实际上仍是常科。高适 也只当上一名县尉，一县之中，居于县令、县丞、主簿三人之下，所以三年后他就辞官了。直到天宝十 二载，高适才盼到了他一生进退的第二次契机，就是由田梁丘推荐，到边塞武威（今甘肃武威），在河 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中任掌书记。美中不足的是，这时高适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整整五十岁了。 为这人生的一大博，高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史上，年过五十得以出头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赵人荀卿，年五十始游学于齐，后独霸稷下，三任 祭酒，最为老师；一个是西汉的主父偃，一岁四迁，别人担心他太盛，他就说了那句名言：“臣结发游 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大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 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到武威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正应了高适自己一句话：“时 平位下，世乱节高。”天下昏乱，忠臣乃见，高适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以功名自许，一年之中，连迁左 拾遗、监察御史、侍御史、谏议大夫、御史大夫数职，转眼之间，就做到了淮南节度使。有唐以来，诗 人显达至节度使者，唯高适一人而已。 历代诗人之中，数唐朝诗人的成就最大，但他们的身世地位也最为卑下。王昌龄、王之涣、李颀、 常建，做官都是做到县尉即止。论其诗则光焰万丈，论其官则不过八品九品，在当时极其微不足道的。 无怪乎唐代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要感叹“才高无贵仕”了。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承平日 久，员位已满，官吏滞壅；再一个就是士人自己这方面有缺陷。唐前期的士人，虽然也参加科举考试， 但仅把它看做是一种形式，一种智力标志。考的虽是诗赋，选出来的却都是深明吏治的人物，这些人出 将入相，具有很高政治才能。到后来就不同了，世风浮华不实，口上说有青云之志，实际上缺乏才干， 眼高手低。即以李白、杜甫二人而论，其诗歌上的成就固然举世瞩目，但论其政治才能，像李白的终日 沉饮傲放，引足令大臣脱靴，实乖大体，自然要遭斥退；杜甫性情褊躁傲诞，清狂龌龊无器度，自以为 纯儒，而妻子不保，儿女至饿死，正应了司马迁那句话：“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 羞也。”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即从此一方面批评高适说：“意在退处者，虽饥寒而不辞；意在进为者， 虽沓贪而不顾，皆一曲之士也。高适尝云：‘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 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何常之有哉？适有《赠别李少府》诗云：‘余亦惬所从，渔樵十二年，种瓜漆园 里，凿井卢门边。’《赠韦参军》云：‘布衣不得干明主，东过梁宋无寸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 钓心长苦’。其生理可谓窄矣。及宋州刺史张九皋奇其人，举有道科中第，调封丘尉，曰：‘此时也得 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牛犁钓竿不复见，县人邑吏来相邀。则是不堪渔樵之艰窘，而喜末官之微禄 也。一不得志，则舍之而去，何邪？《封丘诗》云：‘我本渔樵孟潴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 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则不堪作吏之卑辱，而 复思孟潴之渔樵也。韩退之云：‘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其此之谓乎！”那意思就是说，既然要 退隐就不要再有怀怨，既然要求功名就不能耐不住烦嚣，为什么没能做官便牢骚满腹？既已做了县尉， 为什么开始那么高兴，后来又轻易舍弃？引韩愈的诗说，像高适这种人，隐居要挨饿，因为不愿躬耕务 农；做官又拿不起来，因为缺乏才干，结果就是怎么都不行，怎么都要有怨言。孔子曾说：“唯女子与 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样一联系起来，葛立方的批评实在是非常苛刻。 不过，葛立方这样批评高适，也不太属实。高适其实是一个十分切于实际，不务虚名，精明能干， 不肯妄自菲薄的人。他借助安史之乱的契机，“义而知变”，扶摇直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叔孙通说鲁高适与岑参 诸生是“鄙儒，不知时变”。“变”这一个字，不是轻易能做到的。所以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又评 价说：“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适议独与琯左。白误受永王璘辟，适独察璘反 萌，豫为备。二子穷而适达，又何疑也。”为什么高适做到了节度使，而李白、杜甫未能？这个评价是 有道理的。 岑参（公元715－769）的郡望是南阳棘阳县，自南朝梁时迁居荆州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岑参的曾 祖岑文本是唐太宗时的名相，伯祖岑长倩为武则天时宰相，从伯父岑羲为唐中宗、睿宗时宰相。后因岑 长倩、岑羲得罪被杀，家道中衰。岑参的父亲岑植，官终仙、晋二州刺史。岑参自己在京畿雩县（今陕 西户县）终南山下的高冠谷，有一所别业，但境况不佳。岑参虽也有功名之心，曾献书长安，但他的性 情，却是近于道家清逸的一类。他曾一度在嵩山和终南山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山水诗写得极好。后来 高中进士，不久被征调到唐朝最远的边塞安西（今新疆库车）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真正是投笔 从戎。 岑参一生中五次入戎幕，两次出塞，仅此而言，唐以来的诗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往来鞍马烽尘 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这对于清逸俊秀的岑参来说，实在是难为他了。 唐代的边塞诗人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未曾到过边塞而写边塞题材的，如李昂、崔国辅。一类是曾 经游历过边塞的，如崔颢。再一类就是曾在边塞居住和任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适和岑参都称得 上是真正的边塞诗人，两人年轻时都曾游历过河朔的燕赵，壮年时又双双到边塞从军。 就唐代的边塞诗来说，高、岑齐名，风格也相近。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说：“高岑之诗悲壮，读 之使人感慨。”但高适诗，悲壮之中透着雄浑；岑参的诗，悲壮之中带着峭拔。高诗“尚质主理”，岑 诗“尚巧主景”。岑参去边塞，多少有些被动不得已的因素，到边塞后，才开始写边塞题材的作品，诗 篇越来越多；高适去边塞是积极主动的，他写边塞诗，始于早年的河朔之游，到他任封丘县尉以及河西 陇右节度幕府掌书记时，诗作慢慢减少了，而到他任淮南节度使后，诗作就几乎没有了。史称高适年五 十始为诗，其实恰好相反。因为高适写诗，是想借此沽名钓誉，到他五十岁入幕以后，诗的作用已经不 大了。相比之下，岑参的诗中融进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适的诗颇有古风，句中有许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来似乎更具有可读性。而岑参的诗则更多地包 蕴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想象丰富，格律多变，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和诗学诗艺的特色。高适近之于 儒，岑参近之于道。高适注重人生实践，岑参则在诗歌艺术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他们二人，既有阅历 和诗风上的相同之处，又存在着性情和具体诗歌特色上的差异。就其差异而言，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高岑二人，高适享年六十二岁，岑参享年五十五岁。高适长岑参十一岁，而比他早四年辞世，二人 基本上是同时之人。 高适游历河朔的蓟门、卢龙，是在开元十九年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岑参游历河朔的冀州、定州，则 稍迟至开元二十七年，当时他二十五岁。开元二十七年，岑参游河朔归来作为开始。稍后至开元二十九 年，高适则有好友李颀的辞官及走访。天宝三载，岑参进士及第，任右内率府参军，同年，高适有与李 白、杜甫的梁宋之游。天宝八载，岑参赴安西边塞，同年高适应制举中第任封丘县尉。岑参于天宝十载 返回长安，次年，高适辞官。到天宝十一载秋，二人一同参加了长安慈恩寺的诗会。之后，天宝十二、 十三载，高岑分别奔赴河西的威武和关外的北庭。唐肃宗至德元年、二年，长安收复，玄宗退位，高适 升至淮南节度使，岑参也从北庭回到长安任右补阙。大乱之后，两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开始，但盛唐时 期边塞诗的创作已告一段落.高适与岑参高适与岑参相互认识，但是来往不多。天宝十一年秋，八位诗人汇聚长安，同赋慈恩寺浮图诗，岑 参所赋的一首就是《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他们二人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王昌龄、杜甫等 人。王昌龄与高适的交往，有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流传；与岑参的交往，有王作《留别岑参兄弟》、 岑作《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并存。杜甫与高适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识，其后于梁宋再次相聚，晚年又相 逢于蜀中；与岑参也早在天宝八载岑参出塞前已相识，有《九日寄岑参》诗为证。杜甫晚年还有《寄彭 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同时写给高岑二人。高适受前辈诗人李颀的影 响比较大，岑参受王昌龄的影响也比较大，李颀与王昌龄二人复有来往。 由高适、岑参二人的交往，可以引出当时的许多著名诗人，透视出一个诗人群落。其中，李颀、王 昌龄、王之涣、崔颢在开元年间就已成名，都写边塞诗，是盛唐边塞诗人的前辈。常建、薛据、孟云卿 均有为人骨鲠、词气伤怨的特点。储光羲、綦毋潜属于恬淡清远的一派。李白的风格迥异于众人，杜甫 则在众人中成名最晚，作品大都写于安史之乱以后。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流落不偶”。李颀 “惜其伟材，只到黄绶”。王昌龄“两窜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长叹”。常建“沦于一尉”，“仕颇不如 意，遂放浪琴酒”。薛据“尝自伤不得早达”，“晚岁置别业终南山下”。孟云卿“天宝间不第，气颇 难平”，“栖栖南北，若无所遇，何生之不辰”。李白、杜甫虽有忠孝之心，济世之志，但他们的人生 际遇，简直可以用终生未得归宿来概括。所以《唐才子传》评其二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 能言。观李杜二公，语语王霸，惜乎奇才并屈，徒列空言”。现在读李白至德二年在浔阳狱中写给高适 的《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其中说“高公镇淮海”、“临歧竟何云”，分明有向高适求助之意。杜甫 居蜀落魄，也曾依靠高适，所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诗中有“何时救急难”之句。此等情形， 与三人早年同游梁宋，裘马轻狂，慷慨赋诗，简直难以并提。李杜晚年之困顿，于此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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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704—765年），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蓨（今河北景县）[1]人，后迁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阳）。安东都护高侃之孙，唐代大臣、诗人。曾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2]于永泰元年正月病逝，卒赠礼部尚书，谥号忠。
作为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与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有文集二十卷。
岑参（718年？－769年？），荆州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人或南阳棘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唐代诗人，与高适并称“高岑”。[1]
岑参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因聪颖早慧而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天宝三载（744年），岑参进士及第，守选了三年后获授率府兵曹参军，后两次从军边塞，先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后在天宝末年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府判官。唐代宗时，岑参曾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故世称“岑嘉州”。约大历四年（769年）秋冬之际，岑参卒于成都，享年约五十二岁（51周岁）。
文学创作方面，岑参工诗，长于七言歌行，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异域的文化风俗有亲切的感受，边塞诗尤多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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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邀请！我是花间雨屋说历史。
在唐王朝时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为绚丽的时刻，各种流派的识人灿若星河！在诸多流派中，以高适和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占据了相当地地位。不过两人最后的结局却非常地迥异，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提示。
我们可以通过各自的经历，看一看能否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首先来看一下岑参的经历，他三十岁高中进士，在三年守候期满后，被任命为一小小的军械库房总管。满腔抱负的诗人不满意朝廷的安排，写下了诗作“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自命不凡的大诗人不得不为了生活，接受这个俸禄微薄的小官职。但与此同时，他不甘于此，通过私底下的运作，成为高仙芝幕府掌书记，也就是今天的文职助理工作，跟着部队征战边疆开始了军旅生涯。
岑参驻守边疆三年，兵败悻悻而归长安，他等待着皇帝的责罚，自以为此生再无报效国家的机会，故而郁郁寡欢。幸得在不惑之年，曾经同驻守边疆的好友，今日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力邀，岑参再一次踏上征程。诗人保家卫国的夙愿得以达成，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我们中学课本的背诵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便是此时创作的，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在此时表露无疑。战场的厮杀无疑是惨烈的，但是作者却让我们看到了绚烂。大雪使得道路难行，而作者却将雪花比喻为梨花，暗示着希望会像春天一样很快到来。再比如“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仿佛让我们感觉到了祥和与安宁。明明身处战乱，岑参却好像置身事外，他只看到了边塞的风光与当地的民风民俗。
然而，岑参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封常清因为城门失守，被皇帝下令处死。岑参的仕途生涯被迫嘎然而止，他此生再无建功立业的机会，后半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岑参漂泊在四川，想念长安的繁花似锦，思念长安的亲朋挚友，但长安已是回不去的故乡。这一时期岑参大都是些实景描写，很难再看到他以前的借景抒情，超脱淡定。如他描写的“三峡两壁，乱峰如戟……高如天霓，云外水积。昼日无光，其下黑窄。瞿塘无底，浅处万尺。”诗中描写了长江三峡的险恶，表达了他计划重走杜甫路线的愿望。岑参在郁郁寡欢中度过了余下的日子，五十二岁时便离开了人世。
而高适比岑参年长十四岁，他像岑参这个年纪时过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农耕生活。他自力更生的同时，仍不忘记修读文化。高适就这么与世无争的过了八年，他意识到此生不应碌碌无为，于是便参军征战沙场，保家卫国。
高适在三十二岁时进长安赴考，但时运不佳，接连几年落第。他只得另择他路，加入了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担任掌记。但高适仍不忘精忠报国的心愿，他一边处理枯燥的文件，一边学习如何治军打仗。高适在此时所积累的军事储备，为他以后的加官进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已近五十多岁的高适弃笔从戎，写下了豪情壮语“离魂英惆怅，看取宝刀雄。”他经过这些年的积累与学习，满怀信心征战沙场。此时的他激情满腔，这哪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分明是位正当壮年的小伙子。再返沙场，高适认为将士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敌人的厮杀，而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高适忧国忧民的情愫通过《燕歌行》全然表现出来。他看着归来的战士们越来越少，心中不觉有些凄凉；想想远在家中等待他们的父母妻儿，心中充满悲愤；这战争实在是残酷，正是“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在安史之乱中，高适拼死保护唐玄宗逃了出来，从而被唐肃宗重用，他的人生从此走向辉煌，他是为数不多、人生际遇不错的诗人。
看完上面的人生经历之后，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岑参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识人，怀才不遇。而高适则要风光得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距，主要是因为下面这几点：
1、未雨绸缪。
高适在八年的农耕时间，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业不勤不精，他能有这么高的成就，与那时的坚持不无关系；岑参天资聪慧，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高适不相上下。但是个人规划上略显随性，三十岁前游历山水，仅仅就是观山看水；走上仕途后，只是听从命运的安排，没有明确的目标，郁郁不得志时也没有与命运抗争的举动。
2、自助者天助之。
高适在做小小的文职工作时，没有放弃报效国家的初心。在忙本职工作的同时，依然在积累军事知识，锻炼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这也是他能在战乱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岑参同样做过随军的文职工作，但他在完成工作的同时，欣赏着当地自然风光，风土人情。
3、现实与理想。
高适是现实主义诗人，他征战沙场时，将战争的惨烈看在眼里，他能切实感觉到战争带给国家的生灵涂炭，他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痛心，他希望能有位有勇有谋的将士出现，尽快结束战争；从岑参的诗里，能感觉到他缺少了些忧患意识，展现更多的是小情怀。虽然他同样看到了战争的惨烈，但只是在心中抱有幻想，希望明天会更好。
通过这样的比较，大家时候学习到了什么呢？生命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机会，只有善于把握机会的人，才更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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