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利：童年旧事

童年旧事 文/吴永利
我四岁那年，父母被迫离开故乡，搬到另一个贫瘠的小村庄——白马泉。从此，白马泉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而对于第一故乡的记忆，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罢了。
白马泉很小，全村只有一个大队。那时还是大集体，村民劳动记工分，年底由生产队按工分分红，权衡一个村子好坏的就是分红多少，白马泉是连年负数，也就是说辛苦劳动一年一分钱分不到不说，还得倒欠队里一些钱。正因为如此，在父亲决定搬离故乡时，白马泉才宽容地接纳了我们。
我们一家三口借住在一户村民闲置的一间又小又黑的窑洞里。我家唯一的家具——两节大红柜子因窑洞的狭窄只好一横一竖交错摆放，此种境况，常常勾起母亲的伤感，偷偷落泪，细心的父亲耐心地宽慰着母亲，末了他总是说，咱不能光看这个，多看看孩子，聪明懂事，谁家能比得上？再看看乡邻，厚道热心，咱搬家不就图个安宁吗？父亲为我们描绘着明天的生活，他周密的计划和对实施的具体细节的分析不容置疑，在父亲的美好蓝图中，母亲渐渐忽略了眼前的艰难和苟且。而我，只要母亲不忧愁也就没有什么烦恼了，况且我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总之，背井离乡的劫难和生活的苦寒并没有给我的童年留下任何阴影，相反，无拘无束的成长环境和淳朴厚道的乡里乡亲造就了我乐观自信的个性，奠定了一生幸福的基石。
上学前，母亲教我数数，天生对数字敏感的我不仅学得快而且还掌握了心算两位数三位数的加减。村子太小的缘故吧，我的“天赋”很快传遍村庄。农闲时，三三两两站街的婶子大娘们总爱把我叫到身边，亲自考查，每次答对，她们总是啧啧赞叹，说我是读书的料，将来必定要走出农家端个“铁饭碗”。在这种积极的暗示下，上学后的我基本顺风顺水，一路过关斩将，考入师范学校，成功端上了所谓的“铁饭碗”。
小时候，并不高大的父亲在我眼中就是一座伟岸的山，他辛勤劳作的身影、片言只语的传教，给予了我静好的岁月和宝贵的精神食粮。
父亲常说，老天有眼哩。
父亲勤劳能干，除了跟随集体干农活，还利用每天上工前的清晨磨豆腐，下工后的黄昏开荒地、拾粪。冬天，村民大都闲着无事，蹲在向阳的墙角晒太阳、唠家常。父亲却从没有闲过一天，开荒地，做豆腐，夯土砖……
搬到白马泉的第三年，父亲终于夯够了土砖，攒了一点钱，碹起五间新窑，我们搬进了新家。次年母亲又给我添了一个弟弟，父亲为我们描绘的蓝图一点一点变成了现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个人经营，父亲侍弄的庄稼长得格外喜人。从此，我家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了小小的积余。
寒冷的冬天，农闲时的父亲还是天不亮就起床，他喂好牲口，抱了烧柴，把土炕烧热，再把我们的衣服一件件铺开，压到他的被褥下，红红的火光映着父亲慈祥的脸庞，窗外的寒风敌不过屋内的温暖，只好识趣地停止叫嚣。太阳红着脸爬上窗棂，我睁开朦胧的睡眼，聆听着父母一边唠家常一边忙碌的声音，凝视着玻璃上晶莹剔透的冰花，小小的心生了翅膀，一会儿飞越到眼前美丽神秘的冰雪森林里，一会儿翱翔于未来美好幸福的生活中……
白马泉虽然很小，全村不足百户，在一个儿童的眼中，却也是丰富多彩的大世界。
村中有个打谷场，是村人聚集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乐园。丢沙包、跳格子、踢毽子……各种各样的游戏道具简单却趣味无穷。我最喜欢一种叫“骑大马”的游戏。在土地上画个半圆当马头，再画条长长的线就是马身了，然后在外围画几个圆圈做临时避难所。小伙伴们分成两组，一组一溜排开骑在“大马”上，另一组散在四周，其中一人要拿着沙包“侍奉”“大马”上的领头人，沙包的高低左右全听人家指挥，沙包供得合适了，领头人就喊声“要”，一把抓住沙包，快速用力扔出去，这时马尾的一个人必须离开“马身”，使劲朝最近的避难圈跑，散在四周的另一组成员要快速找到沙包打这个跑着的人，如果在跑到避难圈之前打中了就“死”了，以此类推，直到“骑马”的所有成员都“死”了，就换另一组“骑马”了。如果哪个组员力大无比又有准点，沙包扔到复活区，“死”去的成员还能复活。类似这样既锻炼身体又培养团队精神还能极大地丰富想象力的游戏还有“挖苦菜”“抓特务”“拍拍活”等等。玩累了，就一屁股坐在被太阳烘热的土场上，听大人们说古论今，或者拾几颗石头子，玩“狼吃羊”“五子棋”等益智游戏。现在，每当看到被高楼水泥阻隔的儿童抱着昂贵的电子产品自娱自乐时，就禁不住喟叹：被现代文明包裹的童年究竟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呢？
总之，童年的大多记忆是温暖而美丽的，要说有什么恐惧丑陋的，就唯有那件事了。
那还是在我们没有搬家前，那一幕深深地刻进我幼小的心灵，让我小小的心充满的恐惧和不安……
只记得那个女人疯了似的冲破众人阻拦闯进我家打滚撒泼，搬倒水缸、摔碎盘碗，她的两个儿子—一个长我三岁一个长我一岁的大毛哥哥和二毛哥哥一边哭一边抱着她的腿央求，不要打大娘，不要打大娘。她连甩带踹，大毛哥哥和二毛哥哥摔了个屁墩，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善良的母亲从来都是只争道理，哪里会叫骂撒泼，只能默默垂泪。我战战兢兢地守在母亲身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知道，那个女人，从今以后我再不会喊她婶儿了。
一切皆有因，老天有眼哩。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从在故乡时碎片般的记忆和父母乡邻的片言只语中搞清楚了我们家遭遇变故背井离乡的始末。
那个逼走我家的女人原本和我家同住在一个大院，她是旺叔的媳妇，我本该称之为旺婶的，可这个女人不配，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喊她一声婶的。旺叔和父亲是堂兄弟，所以才会同住一个大院。那个女人又黑又瘦，总是耷拉着一张脸，撅着嘴，就像人人都欠她二斤黑豆一样。在小小的我看来一点都配不上高大英俊的旺叔，可她仗着自己的父亲是生产队队长，而且又有几个狗仗人势的弟弟，就不知天高地厚，嫌旺叔穷，四处勾搭男人，行为极不检点。一些风言风语传到她耳中，她便无端怀疑，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找她时被我母亲看到传出去的，她不知反思自己，反倒恼羞成怒，信口雌黄，说母亲坏她名声，撒泼发疯，大哭大闹。母亲一忍再忍，她又跟旺叔闹，旺叔气不过给了她一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她寻死觅活，闹得不可开交。她的两个弟弟来撑腰，带着刀子要行凶。父亲与人为善，可绝不是窝囊，他当然要护妻儿周全。旺叔一看要出人命，急了，拼命阻拦，被他二小舅子照着胸口捅了一刀，幸亏旺叔机灵有劲，用手挡了一下才没有伤到要害。
父亲左思右想，决定搬家。他说，惹不起咱躲，哪里都是黄土埋人，老天有眼哩。总不能拆散旺叔的人家吧。
搬到这个穷得鸟不拉屎的村子，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反而一心感激村子接纳了他。但凡村人有个大事小事，父亲总是主动帮忙。短短几年，父亲的厚道善良、勤劳能干便在三里五村有了口碑。父亲常说，人在做，天在看，老天有眼哩。对于那个女人的恶行，父亲只字不提，倒是经常向我和弟弟说起旺叔的好处。
我小学毕业考入县一中那年的暑假，旺叔突然来我家了。1米8的汉子在父亲面前哭得稀里哗啦，哥，兄弟对不起你！哥，兄弟早就想来看你，兄弟没脸啊！现在，你过好了，又听到侄女考入一中的消息，兄弟才敢来，哥！父亲劝慰着旺叔，别难受，哥这不是过得挺好吗！人挪活树挪死，不走说不定还过不好呢。现在粮也够吃，孩子也争气，哥真的挺好。
老天有眼哩！旺叔感叹。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好好和她过，有大毛二毛呢。父亲说。
好好学习，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旺叔转过身对我说着，又哽咽起来。
旺叔走了，童年中唯一一抹阴影也渐渐烟消云散。我就要成为一名中学生了，即将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天地开始自己的新征程，童年像一匹小马驹，哒哒哒地向着远方而去，渐渐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但我永远会记得父亲的话：人在做，天在看，老天有眼哩。
作者介绍：吴永利，河北省阳原县人，张家口市作协会员，《万全文艺》责任编辑。热爱文学，热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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