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导读：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他们沉浸在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思考中，自认“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带有浓厚的“此世性”倾向，加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就诞生于全面危机之中，绝大部分人的思考都从未真正超脱现实。而他们的痛苦，往往也在于既要超越又无法超越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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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经济观察报 专栏作家 维舟
与传统的“士”不同，知识分子在中国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张灏曾明确指出，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于甲午战争前后的通商口岸，因为只有此时，他们才得以在一个新知识的交流空间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也因此，他们往往既深深植根于传统，同时又打破传统。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这种自主意识、独立思考、对传统的疏离与批评，本身就与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环境密不可分，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真正从乡土社会的重重网络中脱嵌出来，并且还能依靠自己的知识能力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
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曾详尽考察了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发展，结论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要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批对他们表示认可、支付报酬的听众，以及他们与同行之间的不断交流接触。他认为，这些在17-18世纪的西欧开始得到满足，因为社会上出现了能支撑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些制度化环境：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和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最后是波西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尽管如此，也只是到了18世纪，写作才成为一门职业，因为要等到媒体稿费制度和知识产权意识逐渐确立，一个作家才能不依附于某个贵族庇护者，而依靠市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文人。基于此，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才对同行有一句幽默的嘲讽：“在现代自由企业制度产生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养得起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实在并不便宜。”
这也解释了为何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集于大城市，因为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大量适合他们的新职业。无论是新兴的报刊还是大学，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地。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浪潮中，一个与过往相当不同的知识阶层开始以整体形象浮出水面。在《生活的逻辑》中，胡悦晗以1927-1937这十年间的上海、北京为重心，探究民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世界，可说是一个很恰当的切片：这是在北伐、抗日这两场结构性变动之间的特定空间（京沪两大城）中特定人群（知识分子）的特定生活。
当我们把目光落在这一群体身上时，首先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另一面又在情感上更偏向乡土。但这不仅仅是“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因为实际上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有赖于现代城市的供给。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指出的，“不像传统的上层绅士那样，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和县城没有根据地。他们可能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更加脱离群众。传统和近代、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比绅士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界线更加分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支撑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知识、新职业乃至城市新生活本身，都更主要是移植而非自发产生的结果，因而人们所承受的断裂之苦也就更甚。
请注意，当时这些知识分子还大多是第一代城市移民，精神上的关注和认同还在乡土，就像上海租界里写作的鲁迅，最熟悉却还是绍兴乡下。和传统科举不同的是，现代化的教育事业不仅集中在城市，而且相当花费不小，仅这一点就将许多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挡在门外。虽然到1927-1937年间，已有许多外省的小知识分子出现，但总体上，“都市知识分子”对乡土社会而言恐怕本身就是最时髦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那些家里有点钱、可能还是最敢折腾的人才会去奋力挣脱家庭出身投身其中。历史学家叶文心发现，民国时期的外省知识青年在进入城市生活后，是可塑性最强、也最有意愿变革的一群人。
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他们沉浸在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思考中，自认“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带有浓厚的“此世性”倾向，加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就诞生于全面危机之中，绝大部分人的思考都从未真正超脱现实，相反正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实际上，“脱离实际”在很长时间里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严厉指控。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一代民国知识分子们在内心深处恐怕或多或少都觉得“我的国度属于这个世界”——这不仅是他们生活的环境，也是他们精神关切的重心，最终还是他们自我价值实现的地方，而他们的痛苦，往往也在于既要超越又无法超越现实世界。政治关怀其实渗透于这些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但或许是觉得这不属于“日常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本书作者遗漏了。
这个已经逝去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何历史意义？《生活的逻辑》给出的回答似乎是：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尽管收入水准不一，彼此处境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现代生活方式。确实，传统时代从未有一个阶层脱离农业劳动，而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生产和消费为生。尽管他们也要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但他们在精神需求、社交活动乃至生活消费层面与一般人是显然有着区别的。正如在西欧的同类一样，他们非常关注新闻媒体、文艺刊物，也很需要沙龙、咖啡馆这样场所的不定期互动，至于书店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的自我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这一系列制度化环境下逐渐有机生成的。
简言之，他们非常依赖于当时那个刚刚浮现、尚未充分展开的公共空间。在传统时代，士人“雅聚”的场所往往带有消闲性质，甚至首选妓院，所讨论的也很少是公共议题；但在民国时代的新空气里，这些都发生了变化：租界内的咖啡馆不仅本身象征着西方现代文明，还意味着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感觉结构之中，显而易见，在妓院中谈论民族解放、革命理想和左翼文章是格格不入的。在这里，本书的一个问题在于：作者似未能充分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是对形塑知识分子特别关键的制度化环境，而另一些则不过是所有城市居民无异的生活，于是他将舞厅、弹子房、溜冰场、游泳池、回力球场等和咖啡馆不加区分地并置在一起。对知识分子而言，咖啡馆不仅仅只是“另一个场所”，它与舞厅之类乃是性质上的不同。如果作者参阅过《理念人》，或许原可避开这一陷阱。
不过，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当时上海与北京所代表的不同象征：上海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口，而北京却代表着更为本源的“文化”。按照前者的标尺，上海是在前沿，而北京则担负着守旧与传统的重负；但随着一战后对“文明进步”的失望遍布全世界，民族文化反过来被赋予正面色彩，而无法摆脱自身“殖民地摩登”的上海则被视为导致民族文化危亡的腐朽之城。这不仅影响着两座城市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全国的命运。毫无疑问，对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城市本身，都并不是道德中立的，相反，它们往往带有无法消除、甚至不堪重负的象征意义，这本身就是传统意识的一种体现。
如今回头来看，令人唏嘘的一点是，这样一个刚刚浮现的公共空间，还未成形就已消散。1937年，随着战争的爆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心从“启蒙”转向“救亡”，无暇再去从容构筑那个精神生活世界。他们心中所默认的听众也不再是认可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为此付费的城市中产人群，而变成了有待政治动员的“人民群众”。不仅如此，他们自己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结合得越来越紧密，随着社会生活的再组织化而成为新结构的一分子。
虽然说历史向来是一种结构中的变动，但中国历史上大概也很少有像近现代这样剧烈而频繁的变动。历史似乎也暗示了另一种可能：结构的转型虽然常常通过社会或政治的大变动发生，但也可能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发生。历史是一系列难以觉察的微妙变迁，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洞察到结构性变迁，无疑也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在告别革命之后，国内的历史学研究也不像以前那样沉迷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追寻所谓“客观规律”，而往往集中在充分呈现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新的整体观可以提供丰富全面的历史图景，但也存在一种“迷失在细节中”的危险。本书给我的印象就有这样的问题：似乎作者是先有大量材料之后，再试图为它们赋予一个框架串连起来。这可能是历史学者很自然的视角，但读者也很清楚历史上“他们生活的现实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现实”，问题是这些意味着什么，又在什么意义上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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