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用了一周时间读完了黄仁宇著的《万历十五年》一书，这本书是一位朋友推荐给我读的，他说这本书写得非常棒，很值得一读。买来有一年多了，一直没读，趁着国庆七天假期，正好读读“无用”之书。
作者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是黄仁宇要展示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貌。他要告诉读者的是，为什么从明代起，中国落后于世界。黄仁宇的答案是，“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个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简单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传统政治体制的弱点在于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只重道德的表面，而缺乏务实地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表面上看起来如同庞然大物，实际上不堪一击。因此黄仁宇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引入西方的“数目字上的管理”，“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
帝国文治
明朝治理天下，礼仪与文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
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溽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在明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内阁大学士）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诰敕，诰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明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万历：权力的无奈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长达28年不上早朝。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三十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正德皇帝）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的“无为”。
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分，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由于大量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张居正：千古一相
张居正被誉为千古一相，以锐意改革著称，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人物。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当年明月评价张居正说：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
虽然生活萎靡，但是他在改革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代名相。评价为官之道，除了清廉与贪婪，更重要的一点是政绩，是否为朝廷与百姓做出贡献。张居正确实贪墨，也生活奢侈，可他也确实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百姓谋求了福祉，在明朝的那种政治环境下，贪墨是常态（明朝的俸禄真是太低，光靠俸禄真是无法成事），能做实事的人是会被历史铭记的。
戚继光：武将的孤独
国庆七天长假结束，朋友圈中除了晒旅游地打卡、美食打卡之外，几乎都被一部电影刷屏——《长津湖》，该片自9月30日上映以来，短短8天时间，票房已经达到34.33亿，票房一直处于逆跌状态，由此可见大家对这部影片的喜爱，喜爱的背后，是对处于完全不对等的战争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志愿军将士们的崇高敬意与集体礼赞。战争是残酷的，必定要流血牺牲，但是在那种时局之下，唯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能够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赢得战争的胜利，是上下同心，举国之力的充分体现。而此时，我却想到了一个人，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他一手打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戚家军”，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却注定是一位孤独的将领。
尽管大明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但除了数据有巨大水分之外，重文轻武的思想，使得表面波澜不惊的大明，实则暗流汹涌，其军事能力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东南沿海的海盗与倭寇在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大明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疑。
戚继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他的领导才能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屡创奇功的“戚家军”。他招募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的建军方案的核心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的“连坐法”。除了铁一般的纪律之外，另一方面他还极为重视鼓舞士气。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在这一系列的治军方针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自159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然而，取得显赫战功的戚继光却是孤独的，孤独背后最大的根源来自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官集团施政原则与武将领兵作战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明朝自从洪武开始，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而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武官的收入微薄，退伍之后在农耕时代几乎无用武之地。由于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也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哪怕是官至总兵的戚继光，在现实环境中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他的部队始终是一个战术单位。
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清凉，去世之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1588年1月17日清晨，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曾经统率十万军队的他，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将星西殒之际，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而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黄仁宇：我的大历史观
于我看来，读书是一件极为享受之事。正如毛主席所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书不可以不读。”可见，伟人对读书的“痴迷”更甚。还有一段莎士比亚评价读书的经典句子：“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本好书，总能够带给人身心愉悦，欲罢不能的感觉，黄仁宇先生所著《万历十五年》就有带给我这种感觉。
读罢此书，惊叹于作者敢于用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份为书名，以细小的时间窗口撕开整个明朝的大历史，以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总兵戚继光、清官海瑞等几个人物为线索，以小见大的反映明朝的经济、文化、道德及帝国治理。扬扬洒洒20万字背后，参考书目近百余本，书中所有关键事件均详细注明出处，作者治学之严谨，才学之广博，令人钦佩，难怪此书英文版成为美国若干所大学的教材！
我们经常慨叹，自己连微观的问题都想不明白，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却能将几千年中外之历史洞若观火，信手拈来？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作者何以建立如此浩瀚之大历史观？有一段作者自序的内容或许可以给到我们参考与借鉴。
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黄仁宇先生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自己热爱读史书，青年时期辍学从军，再赴美求学，期间因生活所迫在餐厅洗盘子，整日劳作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后回国后又与田汉、廖沫沙、范长江等人士的深度交往，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与经验，开始立场就变得复杂，看人看事看历史，也绝不仅仅是从一种视角来看待。步入中年，更是觉得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
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欢迎条友们留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