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为什么夫妻会越长越象呢？
感同身受，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据说是因为长期的夫妻生活让彼此的身体精神实现了不断融合进而对身体的外在相貌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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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性生活阴道里边像开水一样发烫，很有可能是内火大引起的。你好，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上火引起的，最近尽量多喝水，清淡饮食，注意休息就好了，没多大问题，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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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谈恋爱？你是否觉得相爱变得越来越难？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与此同时，年轻人仍然在努力地试图进入恋爱。《2019年第一季度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显示，38%的单身男女首次相亲年龄不足23岁，24%为23-25岁。但是，虽然做出努力，90后恋爱经历不足2次，95后平均空窗期超过2年。平均相亲5次，年轻人才可以遇见爱情，结束单身。在人与人可以即时通讯、随时联系，可以轻易跨越空间距离抵达爱人面前的时代里，为什么我们反而越来越难开始一段爱情？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梁永安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是50后，70年代到复旦大学读书，后留校任教，十年前，他开设了一门课《经典小说细读》，一位女学生在最后一节课后告诉他，因为在经典小说中看到了丰富、深刻的爱情，她认为自己的男友观念太单一，不够「现代」，听了一半课后就和他分手了。但在最后一节课上，听到梁永安讲「对待爱情要像信仰一样虔诚，对待信仰要像爱情一样深情」，她深受触动，又决定与男友复合。这个小故事令梁永安对爱情这一课题产生了兴趣。在此后的观察与研究中，他发现，青年一代越来越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之中，精神领域里存在普遍的焦虑、茫然、价值的坠落感与空白感，而这些问题最为集中地在爱情里反映了出来——关于爱情的信仰正在消失，爱情的诞生日益艰难。梁永安认为，爱情具有复杂性，从微小的日常到宏观的生活，从价值观念到社会的环境、经济发展都有涉及。如果关于爱情的问题能解决好，就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向着更有价值的方向发展。2017年，在一次以爱情为主题的演讲后，梁永安开始了他的爱情课实践。课程分为多个主题，包括「初恋&分手」、「前任&现任」等，从爱情的细枝末节深入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他的爱情课讲义不断被网友整理、转发，有人说，「梁老师不止治愈了我的失恋，也改变了我对感情、自我和生活的思考。」《人物》和梁永安聊了聊，为什么相爱变得越来越难？为什么即使艰难，我们仍然需要爱情？
文｜徐晴
编辑｜槐杨
《人物》：通过爱情课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之后，据你观察，年轻人在爱情里面对的困境是什么？
梁永安：当代人特别青年人，最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而恋爱结婚是当代人享有的最大自由。社会生活中，人有不同的差异，每个人获得的资源、权利、自由是很不均衡的。比如你想办个企业，需要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政策，这些往往不是你自己能做主的。你想拍个电影，牵涉到投资，票房的限制，你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艺术想法去拍。人活在社会中，也活在历史中，有种种现实的、外部的规定性，很多选择只能在现有的历史发展水平提供的可能性里。但爱情不一样，它就是两个人在当代生活里面过朴素的小日子，只要你有正常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爱情就是完全能实现的。它的限制是最少的。但恰恰有好多人放弃了爱情的自由，为了物质，为了房子，为了家人，或者因为异地恋或者出国，随便一个理由就可以把爱情冲击掉。这是一个快速转型的时代，人在快速的变化里，很难有长情。不管是求学、求职还是迁徙，整个中国都在移动，爱情被一次次打断。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些十几岁就出去读寄宿学校，30岁左右才结婚，中间晃晃悠悠十几年，个性发展，精神成长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前辈，人和人的相遇更加多元化。马克思讲人最大的财富就是自由时间，如果爱情谈不好，就浪费了大好的自由时间，丧失了生存的核心价值。
《人物》：对一个人来说，谈好了爱情意味着什么？
梁永安：鲁迅1920年以前写杂文写小说都很有力度，他自己说有一种「鬼气」，但是1920年以后他的一些杂文，很凄清的心情没有了。我觉得因为他结婚了，也不算正式结婚，是跟许广平同居，他心里的孤独消失了。一个人有了爱情，孤独消失了，同时，看世界的角度、眼光也会变得不太一样。两个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情感，两相融合，就有了完整的一面，进入了一个伦理的世界，有了人间常情。如果没有爱情，这种完整性就没有了。同时，人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文化性、精神性的关系，拥有了爱情，可以令这种关系更有肌肤感，在这个世界生存，不光是精神的、文化的，同时也是充满了血肉感、身体感的。?两个人可以形成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外部世界大风大浪，变幻莫测，但是小世界如果是稳定的，就产生了一种温情，让人随时可以在这里把自己的身心安顿下来。整个社会里，如果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小世界，这个社会就是温暖的，人心里的戾气、焦躁都会平缓得多。爱情在社会和家庭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互补和调试作用。如果没有了这个小世界，人生是另外一种方向，也许更自由，但生活的基本感觉是不一样的。图源《父母爱情》
《人物》：但现在构建出这样的小世界变得越来越难了，这是为什么？
梁永安：以前农业社会很单一，人们从小就接触河流、麦地和猪，动手劳作，生活简单，情感也比较简单，对感情的想法都是天长地久。现在不一样了。不管是消费还是视觉，各种各样的时尚，形形色色，人们接受的信息很丰富，欲望也很丰富。年轻人的精神发育、个性形成起步比较早，互相之间的差异性也比较大。原本两个人要走在一起，必然要寻找共同性，每个人都做加减法，加厚与对方共同的东西，减少与对方冲突的部分，也就是说需要修剪自己。但是现在的青年文化里第一条是不委屈自己。我发现很多人走路，本来应该是靠右走，但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走路中间。不顾别人的路权，潜意识中给了自己最大的余地。爱情有一个基本的情感特点，就是愿意替对方多干一点，互相创造幸福。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这个能力，只是希望你是我的资源，你符合我的愿望，你让我幸福。越是亲密关系越容易这样，在爱情的名义下释放出来很多自私性。这也有人性内部的原因，美国做过一个人性测试调查，结论是，在整个人类中，真正有利他主义本能的人只占4%，剩下96%本能都是利己的。这说明爱情也需要克服利己主义的本能，在互爱中体会利他的价值。据我的观察，现在大概有1/3的人是不适合结婚的，结婚就要适应别人，而这部分人难以自我调整，更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按照一种传统惯性去结婚，实际上是害人，也害自己。
《人物》：年轻人为什么会丧失「替别人多干一点」的能力？
梁永安：一个人要爱这个世界，需要有一种幸福感，就像农民种庄稼，看着庄稼长出来，然后心里产生爱护和珍惜。如果说你给一个人一种鼓励，一份关怀，对方也很感动，也会释放出温暖，两个人互相启发，互相释放，感情相互推动，就进入了良性循环。我们社会当下的人，很多缺少这样的良性循环。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这一代青年从小的生活就是被父母打理好的，饭也不用做，被子不用叠，什么都要顺着自己来，特别缺乏一种承担自己的生命、并和他人相互成就的积极的力量。同时，社会转型时期，每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定位大部分还比较迷茫，爱情变成了一个对自己身份的证明。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里缺乏爱，或者说生活里面潜藏着自卑感，会想要通过爱情的美好来获得另外一种生存。这导致双方的输出能力很差，为对方多做一点的能力很差。现在的爱情像做买卖，特别讲究「对价」，我给你做了顿饭，你要感谢我，你要马上对我怎么样。其实人需要的是尊严感：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有标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获利，而是因为我必须这么做，这是我的价值观。但很多人面对感情的时候有一种功利的想法。这种心态跟当下的房价越来越高、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是有关系的。图源《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人物》：房价和工作压力怎样影响了爱情？
梁永安：爱情生活受到了996的工作方式的侵蚀，从时间上首先压榨了你回到你的小世界的时间，然后是两个人面对的外部世界矛盾更多了。房价升高，结婚的成本也非常大，结婚以后还要教育孩子，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本来活泼的两个年轻人一下子变成两头驴，自由的时间全部消失了。?70年代的人是上山下乡回来，回到城市里住的地方很紧，没什么好工作，工厂里收入很低，一个月不过七八十元，很难买房子，基本都是靠拆迁。上海的政策是老房子拆了以后，按照每人必须有自己的住处的原则来处理。老房子可能20来平米，住着七八个人，按照人数最后可能给了你几套房子。所以那段时间虽然生活很辛苦，但在房子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有解决方式的。现在的很多困难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集中了很多优质资源，年轻人涌进来，小城镇越来越虚空，一线、二线城市里的挤压感越来越重。大城市的年轻人往往是一边痛恨着，一边坚持着，在外部的挤压里坚持，就对自己的小世界有了更高的期待，对伴侣有了更高的要求，彼此加码，给对方加压，希望你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希望你在我受到的挤压之中，给我更多的温暖来治愈我。这也是极其不正常的。欧美社会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问题，往往是发展不均衡的后发国家才有。美国人口3亿，纽约人也很多，但不会出现像中国这样集中往大城市跑的图景。很多人在中等城市过得挺好。日本也是，哪怕在一个相当于我们这里一个县城的小城市里面，生活品质也不低，教育资质、商业服务、文化建设都很好。
《人物》：这种功利性的心态对爱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梁永安：《卖花女》里的希金斯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对街上的卖花女突然产生了兴趣。卖花女叫伊丽莎，口音很重，他觉得把她作为一个试验品，可以做语言校正，让她学会贵族语言，变成一个淑女。后来两个人定下契约，从一个字一个字的发音开始，两个人一直在一起，感情不知不觉就出现了。这部电影非常好，好在它不是一个恋爱「模式」。我们生活里往往是先确定一个恋爱，然后按这个模式，一点一点进行，送花，请吃饭，一起干什么，等等，需要人为建构出来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其实达不到爱情的本质，而只是把它建构成爱情，今天很多爱情之所以脆弱，就是因为没有真正打造爱情的成熟度，就像我们在城市吃的水果，不是自然熟，甜度比原生的差远了。只有两个人在共同的事情里投入，两个人融成一个世界，这时候情感的发展才是自然的，非功利的。?电影《卖花女》
《人物》：一方面是恋爱被功利化了，另一方面人们又很注重爱情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几年的社会心理，对「小三」深恶痛绝。
梁永安：年轻人更注重稳定性或者确定性，归根到底是从自己出发，希望对方是可预见的、可控的。但是一旦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自己可能首先就不稳定了。这里面有很多双方无法共享的东西，其实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传统社会大家在一个村里面，最多隔两个村，你能看到他从小在河里游泳，能看到他爬树，能看到他的形形色色，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是从「根」上看到的，而现代社会我们看到的人都是片段，一个人突然跑到你面前来，你觉得不错，但你心里也没有底。所以我们的相爱往往是打折的，都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块不信任。第三者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小三」确实不是追求爱情，而是为了金钱，为了地位，但也有一部分，中国人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很多婚姻的质量不高，又遇见了一个人，对爱情有了新的想法，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去判断？从普遍性来说，在现代社会，一个年轻人一次就把婚结对的概率并不高，区别只在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依然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阶段上的一种痛苦和纠结，从道德角度看是一回事，从感情角度看又是一回事，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负担。我们到底是站在农业社会的简单化的立场上，还是现代性的复杂性的立场上，去认真地看待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个人要去找所谓的「小三」，他婚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他婚姻的不幸到底是因为什么？现在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比如城市里一家超市，一个女人打理，旁边一个装修店是一个男人打理，他们的丈夫、妻子在乡下，但两个人互相你来我往，慢慢地感受到爱情。按照传统眼光来看，是对不起家乡的爱人，但可能这个感情是非常真诚的，是在城市化的新的维度里面融合起来的。将来，这一类的两难会特别多，很难用伦理解释。
《人物》：你曾经谈到，我们其实可以给没有结果的情感一个空间，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表现了这种空间，为什么这么认为？
梁永安：杜拉斯写的《琴声如诉》里谈到，生活里很多人谈恋爱其实是用「余情」，不是用自己最深的感情。余情有一种飘流性，互相之间的流动性和可替代性也很大，可能外部压力一来，两个人就散掉了，但人可能在这个不断失去的过程中逐渐体悟到生命的轻与重，体会到人生里最珍贵的感情。现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种多元情感持续存在的空间，一旦有这种多元的情感关系，有了「余情」，就会被道德谴责。比如杜拉斯的另一部作品《情人》，一个是法国殖民者少女，一个是华裔男青年，两个都是在社会边缘里的人。女孩子在家里不受重视，母亲只重视她的哥哥；华裔男青年很有钱，但他被封建婚姻支配，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彼此之间就建立起命运的共同感。他们知道这段感情没有结果，就非常珍惜，彼此之间不会有太多的压力，两个人走出了常规，摆脱了世俗中从初恋到成熟恋爱再到结合的轨道。这种恋爱在我们中国社会中如果真的遇到了，双方根本不开心。因为知道没有结果。但是恰好又是我们现代社会里会大量遇到的情况。我们需要打开一个新的视角，给生活一个新的情感空间。年轻人需要不断地去尝试，去调整，总结经验，然后才可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这种混沌的关系令人焦虑，并不是幸福的事儿，但这种情感空间又是当下的一些人非常需要的修炼，这也是痛苦的成长。?电影《情人》
《人物》：你觉得中国人缺乏爱情、情感的教育吗？
梁永安：钱钟书说中国古代没有爱情，只有恩情。恩情都是婚后培育起来的，然后是家族的血缘情感。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培养过社会情感，就是陌生人社会里互相之间怎么交流，陌生的男女怎么相爱，我们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内心没长大，其实是以小学生的心态去做大人的事情。我们的爱情文化发育时间太短，跟我们的道德环境有关系。爱情有内在的逻辑，两个人一开始是喜欢，觉得开心，再是依恋，最后是爱情。这三步性质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往往一接触，觉得喜欢，认为就是爱情了，其实还差得远，它只是起步，作为爱的基础很脆弱。中间假如一方觉得想再尝试一下，跟其他人接触，比较一下到底哪一方才是爱，这种在我们的道德中不允许，觉得是「渣」。爱情可以分好几个等级。最高等级是从身体到精神都特别融合，价值观、生活观都很一致，生活本身很有细节，在一起也很开心。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爱情很难达到。因为这是在一个很广大的精神人口里面才能实现的事。如果说国家人口很多，但是精神人口很少，那个相遇的概率就很小。?现在更多的是第二等的爱情，也就是传统社会歌颂的互相恩爱，为对方着想，精神方面不一定有那么透彻的相互融合，但在情感上能互相投放温暖。这是今天大多数年轻人可以去努力学习的，学会去关心别人、温暖别人。
《人物》：你刚才谈到的「精神人口」，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梁永安：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思想，有黑格尔讲的「主人意识」，对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反思。我们的「精神人口」少，跟我们的历史有关。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心态一直是动荡的，生活一直没有正常化，要不是国家危亡、战争，要不是阶级斗争，要不就是思想改革。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正常的日常生活。我在国外工作过5年半，有个深深的体会，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尽管日本现在也是低欲望社会，但是生活里的那种气氛，老百姓的人间烟火，那种说话的方式，人际交往的表情，人的行为方式和爱的表达，还是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感，有属于传统的常态。而我们就是一直处在强烈的社会变动中，人的愿望随着时代剧烈起伏，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代与代之间、每个人自身不同的生存阶段之间都充满碎裂，不连续。随着物质积累和社会发展，我觉得95后和00后以及他们之后的人，也会积累出一个面向现代社会的、相对比较正常的时间段，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会有自己的小小的根。他们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代没有在剧烈的战争和变动中成长的青年，他们成长起来，整个社会出现多元文化的发展。他们对爱情，我觉得不是保守，而是一个常态，正常的态度，不抱着激烈的浪漫主义，也不抱着激烈的否定。这样的几代人积累下来，会形成新的价值共识，新的生命观，新的爱情意识，推动我们的社会进入真正的现代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