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阳文艺网香港大公报是国企吗？
不是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报纸，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与南开大学、天津碱厂并称为“天津三宝”。 《大公报》在1926年至1949年以奉行“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外来侵略，以“敢言”著称。其版本包括泰兴《大公报》、天津《大公报》等。
延伸阅读
19世纪英国平民通俗化的政论报是哪个报纸？
19世纪初英国出现了通俗廉价的报刊。其中最成功的是巜每日电讯报》，原名巜每日电信邮报》后改名为巜星期日泰晤士报》。
牛顿被苹果砸的说明文？
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苹果砸到了他头上。牛顿受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是一个几岁儿童都知道的故事，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描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 不过，据香港《大公报》20日报道，根据英国皇家学会最近公布的一份手稿，牛顿被苹果砸中的桥段似乎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传说。
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是哪里办的？
大公报是二十年代创刊的，三十年代上海版发刊。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1902年（壬寅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版本包括：泰兴《大公报》 、重庆《大公报》、香港《大公报》 、天津《大公报》、上海《大公报》，《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
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
大公报的历史含义？
《大公报》是中国唯一一份百年老报。
1902年（壬寅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版本包括：泰兴《大公报》 、重庆《大公报》、香港《大公报》 、天津《大公报》、上海《大公报》。
而后由于某种原因《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
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1港版出版至今。
香港大公报在香港的发行量是多少？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首次出版，是中国现存发行时间最长的一张报纸，它是唯一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荣誉奖章的中文报纸。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大公报》是一份进入联合国的中文报纸，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非常之巨大，读者遍及世界各地。 如今，大公报发行量已达40余万份，分布香港、澳门、内陆以及东南亚、英国、美国等华人齐聚地，其中香港地区发行量约为16万份；内地发行量约为21万份；世界其他地区发行量约为3万份。在内地的发行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发行量约为12万份；其他经济特区、省会、沿海城市等发行量约为9万份。
1902年《大公报》创办于哪里？
1902年，《大公报》在天津成立。
19世纪60年代，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和中国较早接触、吸纳西方文明的近代大城市，形成了以华洋交错、新旧杂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环境，也成为开华北乃至全国风气之先、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文明的重要窗口。《大公报》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此后辗转历经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时期。
当时，出于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考量，一批知识分子们不仅继承了先辈们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责任，而且凭借着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理解，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启民智的重要责任。《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就是其中的一员。
英敛之在创刊号的头版序言上明确表示，开启民智、伸达民隐、抨击权贵、讥评时政是《大公报》的宗旨，如果对于“民之冤苦、官之贪邪”，知而不言，就是有负天职。英敛之对于报纸媒体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使《大公报》在创办之初形成了“敢言”的特色，表现在两件事情上。
1903年，清朝政府向外国侵略势力出卖东三省以及内蒙古等地的主权，秘密签订不平等条约。新闻记者沈荩在报纸上大胆揭露清朝政府的卖国行径，举国哗然。清政府在北京把沈荩逮捕，又将其杀害于刑部。这一残杀记者事件，报纸媒体多半不敢报道。而《大公报》对沈荩自7月17日被捕以及7月31日遇害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向中外各界人士公布清政府的行径。
1909年7月19日《大公报》发表了英敛之撰写的《异哉某相国》一文，矛头直指权臣张之洞，指斥他“假令八年以后，宪政风行，党人群起效用，恐阁下虽可为专制时代之功臣，而亦不免为立宪时代之罪人矣！”《大公报》的报道，为清政府和官员所痛恨，但扩大了中外人士对热点事件和政治局势的了解，也为《大公报》赢得了声誉。《大公报》在英敛之主持的十年间，名声大噪，迅速成为闻名于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型日报。
1916年，英敛之退出后，《大公报》一度为安福系财阀控制，屡屡发表亲日言论，销路每况愈下。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吴、张、胡三人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总结自身的从业经验，于1926年9月1日在《大公报》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不”主张，构成了大公报的社训。具体而言，“四不”主张的目标就是“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这一定位决定了《大公报》发表负责任的言论，构筑了权威话语权。即便在抗日战争时期，持鲜明反日爱国立场的大公报也将报纸与政治明确区隔。胡政之曾表示“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事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是对“四不”主义的重申，表明《大公报》对社训一以贯之的遵循。
《大公报》还积极救灾，发挥媒体的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将“乞赈”、“募金”纳入职责范围，宣传慈善事业，替灾民乞赈，为伤员募集资金。1928年6月，《大公报》成立“大公报救灾委员会”，连续刊登救灾启事，宣布以服务社会为报纸的天职，向各界募款，“务使一钱之微，必用诸难民”。《大公报》不仅是读者的信息源，更是读者的思想源。1930年创办《摩登》周刊，专门解答青年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大公报》为遭难者、受伤者解决物质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为读者提供各种生活知识，为他们解决各种思想难题，适应读者的精神需要，自然赢得了读者的支持。
《大公报》开风气之先，开辟各地调查通讯、旅行通讯等专栏，以调查各地民众的生活状况，使报纸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参考研究之资料”。如1934年派记者李天炽搭乘商办新绥公司的长途汽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赶赴新疆，向外界报道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社会。1931年春，派记者曹谷冰赴苏联采访3个月，所写的二十多篇通讯在报上一一刊登，比较全面客观地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后又编成单行本出版。最有名的当数范长江写的中国西北的旅行通讯，结集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真实报道了被国民党封锁的红军消息。
该书当时再版多次，轰动一时。这都显示出《大公报》的胆识、勇气和巨大的成功。在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的主持下，新记《大公报》的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时期，逐渐由天津一个版，扩充为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香港、桂林6个版，早期《大公报》就是这样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