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观？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主要讲的是他的历史观。但他跟许多人一样，把“历史”和“历史观”混为一谈了，“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我们把它们记载下来，保留在记忆中，形成“历史观”，但人们往往把过去发生的事和对它们记忆混淆在一起。

比如《汉书》，它记载了公元前206至公元23年间的史实，许多人认为这段时间的“历史”就是汉书记载的内容。其实《汉书》不过是反映了人们对这段时间的记忆而已，人们把对这段时间所了解到的各种事实的见闻、记忆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编成史书，用来反映这段历史。

《汉书》是对西汉历史的认识，而不是西汉历史本身。真正的西汉历史本身只有生活在西汉时代的人才能接触到，西汉后的人怎么可能接触得到呢？他们对西汉时代历史的认识只能通过史料（前人的认识材料）来展开。就连班彪、班固父子在写《汉书》时，还需要对前代的各种资料进行辨别和甄选，做出择优劣汰，说《汉书》中不掺杂一点主观意识那是不可能的，相反《汉书》就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它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属于历史观。如果把《汉书》直接等同于西汉历史本身，那《汉书》没有写到的一些事实就不属于西汉历史了么？

因此，我们需要做个区分——

我们把现实中的历史称为“史实”；而把我们对历史的记忆、记载称为“史料”，前者才是真正的历史，后者则属于历史观、历史学。

我们常说因某某史料的发现而“颠覆了历史”，这其实指的是颠覆了过去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不是指修改了历史的进程，历史是客观的，历史本身不能被修改，因为我们还无法穿越时空。

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做这种区分，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现实世界不过是精神的外化而已，现实的历史也被他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所以，他在语言方面出现了混乱。

为什么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

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里说：

“中国虽然有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和转变，但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是一个王权代替了另外一个王权而已。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中国和印度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外面。 ”

这话招来不少中国人的愤慨，也得到另外一些国人的喝彩。愤慨的人认为黑格尔没来过中国、也不了解中国，完全没有发言权；喝彩的人则觉得黑格尔嘲讽了中国四千年的专制和愚昧，指责中国没有融入世界文明。

然而，大部分人都只是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解读而已，真正读过《历史哲学》的人少之又少。可是，如果不理解一句话就妄加引用、胡乱解读，那只能表明说话者自己的愚蠢，而跟作者毫不相干。

其实，当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时，他所说的“历史”是历史观；当他说：“它（中国）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帝国，只是自身平静地发展着，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时，这里的“历史”是指真实的历史。

因此，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包含着两层含义：

第一，中国人的精神没有变化，历史观没有发展，一直停留在经验层次；

第二，中国人的活动没有出现变化，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长期停滞，而且孤立于世界文明之外。

至于黑格尔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多次演讲的讲义

人能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这是指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目的去认识和描绘历史，在不同历史观的人眼中，历史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不置可否。

在一个历史事件面前，感伤主义者看到的是悲惨一幕，乐观主义者觉得只是一场有趣的冲突，而麻木不仁者却认为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伯夷、叔齐说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孟子则说是顺天应人；陈寿夸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石勒却讥笑他“欺人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

主观性在历史领域的作用丝毫不低于文学艺术领域，怀疑主义在这里找到了自由的天地。历史作为已经过去的事，不像物理化学现象一样可以随时供我们进行实践和检验，反而只能任人评说、戏说。仿佛我们在历史领域中只能求同存异，而无法认识唯一正确的历史似的。

黑格尔：“‘历史’这个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矛盾，历史是客观的，历史观却是主观的，那么我们究竟能不能够正确认识那个客观的历史呢？如果可以，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它呢？

毫无疑问，我们是可以正确认识历史的。就如我们每天写的日记，虽然记忆有些偏差、认识有些错误、笔法有些掩饰，但多少都会如实反映当天的情况。史书同样也会多少如实地记录下现实的历史。历史确实是任人随意装扮的“小姑娘”，但装扮并不能够完全抹煞掉这个“小姑娘”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小姑娘”，装扮工作就无法进行。只要我们具备分辨的能力，肯下功夫，就能够透过浓脂艳粉，看到历史的真面目。

秦朝是否残暴可供人们进行争论，但秦朝确实只统一了短暂的时间，这是事实；隋炀帝是否是暴君，也可以交给清谈家者们辩论，但隋政权确实是在他在位的时候开始土崩瓦解的，这也是事实；伯夷和孟子对武王伐纣的评价不一，但他们都没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

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要认识历史，首先需要去除别人的“主观评价”这层粉——因为恰当的评价只有在认识之后才能做出，如果一上来就想先看看别人的评价，然后再去了解它，那这就是从结尾出发了。如果我们想了解某段不熟悉的历史，那就得找一本大事记或者编年史来阅读，而不是去翻阅某个研究者的著作，以免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进来的看法。

怎么样去认识真实的历史？

清人王鸣盛说：“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我们写历史、读历史以及研究历史的直接目的，真正说来并不是为了作为清谈的谈资，不是为了在褒贬人物时争得面红耳赤，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真实的历史。

有时候，真理毫无用处，谎言却能形成凝聚力。可是实用主义在历史领域却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历史学的良心是实事求是。如果不是出于自身利益，正常的人都不会本着编造谎言的心态去写历史；读者更不可能为了受骗而去阅读史书。当一个人对历史发生兴趣、渴望认识历史时，就表明了他具有了求真和求实的心态。

历史是一连串的相互作用，现在的样子是由过去造成的，因此《吕氏春秋》说“察今则可以知古”。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历史人物也已经死掉了，但它们的痕迹还有一些保留到现在。一个人即使已经走远，我们只要通过他的足迹，仍可以判断他去哪了。

历史的痕迹有很多，如史料、记忆、文物、风俗甚至神话传说等等，通过对这些东西的研究、考证、辨析形成的历史观才是实在的、科学的历史观，而那些基于自我个性、主观观念，个人偏好的历史观则更类似于意见，前者为是实在的学问，后者却是虚无的清谈，只有前者，才把历史观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之上。

喜欢发表意见是一种低智的表现，它意味着人想要用自己的主观幻想来代替历史纪录。他们先是形成某种想法，然后再片面地摘取某份资料，用来表达出这个意见——例如有些人想建立异说，他们看过睡虎地的秦简后，觉得秦朝的法律并不严苛，所以推断秦朝不是亡于暴政。这种幼稚的逻辑不懂得的法律条文是一回事，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的道理。试想千百年后，如果有人看到我们的《劳动法》，是否也可以推断说我们的时代没有996工作制度呢？

因此，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在于全面、充分地掌握史料，并对它们进行反复的考证分析，形态系统的历史观——当然，这只是一个出发点。